这个世界远没有理想王国。当人们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圣洁的宗教意味的口号时，脚下踏着的却是利益的轨道。现实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 

一　对运动主要矛盾的描述

让我们继续从总体上把 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在对运动过程性的概括中，掌握其内在矛盾关系的演化。我们可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用在这里，也可以将系统论的理论用在这里，还 可以将文化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相关理论用在这里，总之，我们要揭示文化大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与内在机制。

在对过程顺流而下的概括与揭示中，我们自然要经常截取它的横断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重大的现象与事实做出专门的研究。

虽然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发现，然而应该承认，我们还太依附于运动本身发展的浩瀚素材，在和这些素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时，“即”有余而“离”不足，或者说，“若即若离”还未显出足够的生动性。在这里，同样有一种“出神入化”的空灵状态可追求。

让我们继续俯瞰文化大革命进入1966年8月时的态势。

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了，工作组已经从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撤走了，对前一段的运动也做出了总结。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期间做出检查之后，在党内的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地位则明显上升。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庆祝集会已将这些胜利成果肯定下来。

现在，摆在毛泽东、林 彪及江青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愿意就此停步不前的现状吗？摆在那些反工作组的造反派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感到满意的现状吗？显然，他们都不满意。他们对保守势 力的进攻与冲动远没有发泄完。刘少奇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党的各层干部，特别是上层干部，对于这个结局是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呢？大概也不是，他们潜存着无限 的不理解。

在偌大的中国，此时虽然有千方百面的因素与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无疑还在这里。这个主要矛盾的任何激动与运动都将有力而全面地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让我们看看这个主要矛盾的动态。

照理说，各学校的工作 组都撤退了，即使有些单位留下了联络员，也只起观察、联络的作用。各大、中学校运动的主动权毫无疑问地落在学生和教职员工手中了，特别是落在了造反派手中 了。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运动的发展，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在学校里斗“黑帮”、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旧文化、旧教育。

然而，“黑帮”已成死 老虎，没有人愿意打死老虎。斗“黑帮”只是表面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在造反派的兴奋点上。同样是只死老虎，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兴奋。 已经占有了的，一般不会重复占有；已经征服了的，也不需要重新征服。所有的成果只能是新一轮斗争的出发点。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思想文化，何其枯燥 乏味，根本引不起造反派们的兴趣。

毛泽东领导下的江青、张春桥这批“革命家”，更不会听任学生运动停留在关起校门斗、批、改的状态中。他们已经感到，工作组的撤走使得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进攻锋芒失去了有力的对立面。

当工作组存在时，与工作组的冲突恰恰是极好的靶子，通过工作组可以把锐利的铁矛直刺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样一想，一个非常简单、自然而又天才的斗争方案出现了：那就是继续斗争工作组。

中央文革的斗争目标与造反派学生的进攻冲动在这一点上契机相合了。

196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引起了强烈轰动。将与王光美为代表的工作组的斗争旧话重提，显出了无比有力的斗争新意。

8月21日， 《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号召：“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 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段话里隐含的潜台词，是所有敏感的造 反派学生都能够猜得到的。

对8月18日天安门前百万人庆祝活动的报道中，刘少奇地位的明显下降，早已使造反派们想到了其中的内幕。更何况还有中央文革频频泄露天机的暗示，足可以使学生们把这样的社论当做新一轮攻击的号令。因为刘少奇、王光美与清华运动的直接联系，因此，最敏感的斗争率先在清华大学发作出来。

8月22日，清华园出现了第一张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同志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8月23日， 北京地质学院反工作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集结上千人，到地质部要求揪回原工作组长进行批判，甚至为此展开了静坐绝食示威。由于中央 文革居高临下的政治压力，终于迫使地质部答应了造反派的要求。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针对各地工人、农民以及军 队包围、阻拦学生造反，发出了支持学生的有力声音。

8月24日，清华大学在这些新动向的影响下出现了大批矛头直指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同一天，受刘少奇思想影响的清华大学另一派学生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多数派的优势撕毁了这些大字报，“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响彻了清华园。多数派依靠着共产党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传统，保持了统治局面的力量。由于这种“传统”的力量深入知识分子之心，造成了少数造反派在校园内的孤立无援。

然而，9月2日便传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9月11日， 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和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为此发 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 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对全国各地遭到围困的红卫兵的明确支持，也给了清华园造反派以巨大声援。

这一阶段，造反运动在 北京与在全国已经显出了时间差。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造反派已经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王光美，虽然这些人受到了校内多数派势力的围剿。在全国，造当地党委反的 学生运动正受到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的反对。这不过表明，文化大革命在反对刘少奇及其代表的整个党的旧有组织时，必然遇到的全面抵抗。

中国政治生活此时的主要矛盾，就这样又以强有力的方式向前推进了。

清华大学多数派的红卫兵对反对刘少奇的少数派的围剿与反击，不过是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对造反势力包围的象征。在全国各地，都发生着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市民有组织地反对学生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农民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棍棒“杀”进城来。

显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人、农民远没有学生们灵敏。他们对党的领导的服从这一思维惯性有着更大的稳定性。在这里，学生与工人、农民、市民之间的矛盾，不过反映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党的各层领导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9月15日， 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百万人集会上，林彪讲话指出：“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这种舆论日复一日、越来越 强烈地铺张开来，在全国范围内给遭受围困的学生解围、撑腰，在清华园以及北京各高等院校给造反派们揪斗工作组、把矛头直指最大后台的斗争以鼓动和支持。

10月1日，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上，林彪提出了意义重大的新的运动口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是指刘少奇的路线。与刘少奇的斗争是当前运动最尖锐的问题。

10月3日， 《红旗》杂志第三期在刊登林彪国庆讲话全文的同时，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向全社会明确发出“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号召：“对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 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也就是批判刘少奇的路线，作为当前的主要斗争内容被提了出来，而所谓的“斗批改”则隐退到后面了。

这一轮斗争无疑要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斗争更尖锐，文化大革命遇到的阻力也更深广。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对刘少奇的斗争进行了一系列更有力的推动。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十六所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联合组成了“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10月16日， “三司”主持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这是中央文革直接策划的一次大会。江青在会上讲话：“我支持你们这 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代表中央文革发出了支持造反派学生批判“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特别重要的是，张春桥还在这个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中说：“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 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 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这是对全国范围内受到不同程度斗争、批判及打击的造反派学生的有力支持。这个大会通过的《大会通电》，号召全 国各地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这一轮斗争的程序，与发布聂元梓大字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程序是一样的：自上而下地策划，由下面点火向上搞。从清华大学最初出现反刘少奇的大字报到此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足够的声势。

10月9日， 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长达二十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林彪和陈伯达都做了有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伯达讲 话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这些讲话随后就变成《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各种社论文章，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 斗争号召。

如 果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一轮的斗争，公布聂元梓大字报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二轮的斗争，那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的是文 化大革命第三轮的斗争。这一轮斗争（正像清华大学出现的大字报一样）是把矛头越来越直接地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由于 这轮斗争发生在毛泽东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炮打司令部”。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做出检查。这一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贯穿了1966年的秋、冬两季，在1966年9月－12月这四个月的时间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

概括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矛盾斗争展开后，在它的能量没有消耗尽之前，是不会终止的。在此过程中，它会随着具体的形势，转换新的方式向前演进。一个矛盾也和生命一样，有其孕育、诞生、成长、壮大、衰老及死亡的过程。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于现状的斗批改局面，而是演化出更加激烈和广阔的冲突斗争，这也不过表明，支配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矛盾斗争才刚刚开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善于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的运动。

矛盾斗争自然有其对立 统一的规律，有其相互依存的条件。它也会在某个时候缓和，在某个时候僵持，在某个时候维持平稳的现状，然而，这都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条件发生变化，矛盾就 可能再次激化。好比夫妻吵架，也要等吵架的冲突能量释放完了才会平息。更何况是这么大国家的一个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积聚了久远的能量还远未释放殆尽。

除非有特别的外来因素，才可能中断原来的发展逻辑。

夫妻俩吵架，正不可开交时，外面有客人敲门，他们可能中止；或者家里突然发生了火灾，他们也会中止。战争中的人类，如果突然面临地球的毁灭，战火可能也会中止。阶级矛盾尖锐冲突的民族，面对外族侵略，其阶级斗争也可能会暂时缓和，甚至暂时中止。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没有任何“客人”敲门，也没有任何足以威胁这个民族生存的外族军事侵略。整个世界都在以或惊恐、或惊喜的目光观察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起的风暴。在这种观察中，甚至有不少人正跃跃欲试地接过它的火种，传播于中国领土之外的广大地区。

当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地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他与刘少奇分歧的实质。我们首先看看毛泽东在10月9日－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10月25日 的会议上，毛泽东讲道：“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 问题，就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好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 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 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是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

“为什么说我有责任 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觉，还是在《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北京就是没有办法， 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了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 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

这段关于一线、二线问题的讲话，使得我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图又有了更生动一点的透视。在这个看来很从容的讲话中，已经包含了与《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性质同样尖锐的问题。当面对中央全会一张张面孔时，他讲话的口气自然和落在书面上的文字有所差别，实质却是一样的。

他甚至接着讲道：“第 二件事，文化大革命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 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给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 兵都动起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一个不亦乐乎。”

他像个十足的家长一样，平和地说道：“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

这些看来温和的话必须结合毛泽东那张措词严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一起阅读，这才是他作为全党领袖形象的完整性。这样的讲话或许也包含一点真正温和的东西，似乎会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限制在“同志”的范围之内；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对此，我们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毛泽东的讲话不过是其政治家的老练与含威不露而已；另一种解释是，他即使曾有过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同志化”的一丝倾向，也被其后政治斗争本身发展的尖锐性所抹去。

在这一年12月， 毛泽东还有过一个更说明问题的讲话：“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 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 题。”他又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 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在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全面阶级斗争的路线与刘少奇的路线之分歧的实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分析是多么正确，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对这种分析的最好注释。刘 少奇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分歧，最尖锐之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刘少奇倾向于接受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倾向于社会主义体系内容纳更充分 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容纳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因素；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

他们的分歧除了在思想理论上的渊源之外，在现实中又代表某种社会利益的差别。

柯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