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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毛泽东在杨开慧牺牲前另娶贺子珍
送交者: 高伐林 2013年10月29日16:44:2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毛泽东120周年冥诞即将来临,捍卫毛泽东的战役已经打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在杨开慧尚未牺牲时就另娶贺子珍?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但如果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就会欲盖弥彰,越描越黑,给毛泽东大帮倒忙


  老高按:毛泽东120周年冥诞(1893年12月26日~2013年12月26日)即将来临。对于仍然奉毛泽东为正朔的中共领导人和千百万毛泽东左派群众来讲,这无疑是一个隆重的节日。中国大陆已经开始逐渐掀起纪念和颂扬毛泽东的热潮。

  在我看来,今年这次热潮,适逢习近平当政,有了一个新特点:不是单纯自说自话的纪念和颂扬,而是伴隨着捍卫——以反击多年来海内外对毛泽东的抨击和揭露为其前奏和重要组成部分。最近这一个来月,我们读到了中国官方媒体刊发的多篇捍卫毛泽东的大块文章,印证了坊间传说的习近平要求御用媒体要敢于“亮剑”、要夺回话语权,对反动的东西要出击,等等——
  
  驳《晚年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丑化,李捷,《中国社会科学报》
  毛泽东与中南海,江仙,人民网 2013年10月15日  
  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报》514期,2013年10月23日
  《周恩来传》作者反驳文革期间周恩来软骨头说,徐天,《中国新闻周刊》
  毛泽东不是独裁者,金仁,《中国社会科学报》518期,2013年10月28日
  历史回眸——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李捷,《中国社会科学报》
  …………

  毕竟时代不同了,当今之世,谁还能一手遮天,迫使“万马齐喑究可哀”?且不说旅居美国的著名周恩来研究专家高文谦立即写出了回应李捷批评的文章《中国若进步,必须彻底批毛——驳李捷兼下战书》,并接受媒体采访,回应《周恩来传》作者金沖及的批评,而且中国大陆学者,也立即撰文质疑御用文章,戳穿其破绽。
  好玩的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周恩来传》的主编金沖及,一边批判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金一边却“坦承,高文谦书中引用的史料并没有编造”。
  批评高文谦的文章和高文谦回答批评的文章,都已经登载在“明镜历史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前往一观。我一贯认为,官方的这种反击,只要不是运用权力来压制某一方的意见,甚至封杀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双方都有发言权,就值得鼓励,都有助于追寻历史真相。这里,我想介绍另外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少将的《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和彭劲秀教授的《就毛泽东贺子珍联姻问题与李慎明商榷》。


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源于误信杨开慧已牺牲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报》514期,2013年10月23日

  【核心提示】在阅读此史料和其他相关史料时,人们心头有时会泛起这样的疑团: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才牺牲,毛泽东为什么1928年在井冈山就与贺子珍结婚了呢?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年谱》记载:“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泽东与贺子珍在塘边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结为革命伴侣。”(《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同书此后又作如下记载:“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英勇就义。”(《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325页)
  在阅读此史料和其他相关史料时,人们心头有时会泛起这样的疑团:杨开慧1930年在长沙才牺牲,毛泽东为什么1928年在井冈山就与贺子珍结婚了呢?
  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笔者就这一问题先后请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一些专家;又与《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的作者马社香作过交流,她直接采访过朱旦华和袁文才的嫡孙袁建芳、继子肖常隆(袁文才被错杀后,袁家建议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不改嫁,说袁家太惨烈了。谢梅香1932年招郎不离家,与袁文才的部下肖福开结婚。谢、肖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继承袁家祭祀,一半继承肖家血统)等人;还尽可能查阅了所能查阅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试对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联姻问题作如下七点粗略分析,以求教各位。
 
  从促成毛贺联姻的袁文才妻子谢梅香及毛泽民夫人朱旦华的回忆分析
 
  谢梅香生前曾对其嫡孙袁建芳和后夫儿子肖常隆等人说:“1927年,贺子珍和永新赤卫队先上的井冈山,贺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和秋收起义队伍是后上来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楼,与我家相隔不远。当时长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后来,毛主席生病了,袁文才、王佐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并力促毛主席和贺子珍结合。”(袁文才嫡孙袁建芳在《我的爷爷袁文才》一书写毛贺结婚的时间是1928年5月,《毛泽东年谱》写毛贺结婚时间是1928年6月下旬,马社香的《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认为是1928年初夏。)“袁文才、王佐张罗在象山庵请人聚了聚,吃了一顿饭,算是为毛主席和贺子珍办了婚礼。”(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82页,以及肖常隆一些回忆记录等)关于这一点,马社香对朱旦华访谈录亦可作为佐证。朱旦华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上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主席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酒水。”(马社香:《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朱旦华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从井冈山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分析
 
  笔者请教过曾到井冈山实地采访过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陈晋说:“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当然,毛泽东与贺子珍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也建立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的婚。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部队出击赣南、闽西后,1930年2月仍在井冈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领导同志所错杀,这也反证了当时袁文才、王佐坚持让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1928年五六月间杨开明上井冈山不可能带去杨开慧生死确切的消息分析
 
  杨开明是杨开慧的堂弟,也是网上所传为杨开慧带鞋子等物给毛泽东并告知杨开慧没有牺牲之人。据湖南、江西省委党史办相关资料证明,杨开明于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一直在安源工作,并为组建秋收起义中以安源工人为主的第二团作出较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的湖南省委是几经严酷破坏。1927年11月,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叛变;1927年12月,新任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等20余位地方领导人被捕,先后就义(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湖南党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63页)。1928年1月,湘鄂赣边特委成立,郭亮任书记,3月又被叛徒苏先骏告密,在长沙被捕牺牲。同月,中共安源市委交通员邓贞谦牺牲,市委工作中断(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江西历史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58页)。1928年5月,湖南省委从长沙迁往湘潭,6月,又迁往安源。在这段时间里,杨开明没有也不可能回过板仓。研究井冈山革命斗争史著名学者陈钢(井冈山大学教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著作者之一)曾查看了当年几乎所有相关资料,均没有查到杨开明是带着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上井冈山的依据。陈钢和马社香等人看法完全一致,即1928年6月底杨开明上井冈山时带去的只能是湖南省委机关和地下交通多次被严重破坏、交通员被杀、白色恐怖严重、杨开慧很有可能牺牲的信息。此时井冈山上上下下关于杨开慧已经牺牲的传言,对杨开明也会有一定的误引。
 
  从板仓杨开慧纪念馆掌握的相关材料分析
 
  杨开慧从1927年9月返回板仓至1930年10月被捕,这三年除了几次短时外出,其他时间都是在长沙县板仓故居躲隐。板仓距长沙市约110华里,是平江、汨罗、长沙三县交合处,丘陵蜿蜒,较为封闭,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此时均改姓杨。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1962—1972年搜集的座谈资料,敌人曾三次来板仓捉拿杨开慧,但两次都被当地群众掩护并蒙骗敌人化险为夷。为了更好地保护杨开慧,当地群众还刻意四下传播杨开慧已死用以迷惑敌人视听(长沙板仓杨开慧纪念馆群工部提供的相关资料)。毛泽东动员的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探寻杨开慧消息时,或许听到的正是这种保护性的说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三年间杨开慧曾多次寻找湖南省委,因省委数度被破坏和搬迁,一直联系不上(杨开慧编写组:《杨开慧》,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3—155页)。由此可见,我党在1928年井冈山和板仓之间的信息交通已完全断绝。井冈山上流传的杨开慧已牺牲的消息,在当时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从板仓杨开慧故居发现的杨开慧手稿分析
 
  杨开慧在1928—1930年间写的信件、文稿等一直藏匿在杨开慧故居的墙壁之中,直至1982年和1990年故居两次整修才被发现。其分别是4000余字和1000余字共8篇文稿。对杨开慧这些文稿,湖南省博物馆专门成立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2010年在湖南省委主办的《新湘评论》对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披露和解读。从中可以发现相关数点:(1)杨开慧在秋收起义数月后曾收到过毛泽东的一封信,在1929年“古历四月”收到杨开明一信前再无毛泽东任何音信。(2)杨开慧书写的对毛泽东思念诗文及信件,一封都没有送递出去。这些均与湖南省委和交通站点多次被破坏相吻合。(3)1929年1月14日朱毛红军下井冈山进军赣南,1929年1月13日杨开明奉命从井冈山出发,代表前委前往上海汇报工作。1929年2月25日杨开明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对此有专门记载。1929年初由于“军阀重开战”,革命形势有所好转,地下交通不断恢复。杨开明到达上海后,在中央可能听到杨开慧还没有牺牲的消息,便向板仓试投一信与杨开慧联系。他还在信中向杨开慧透露了党中央有可能要调毛泽东到上海工作的消息。这封信从上海辗转到达板仓,杨开慧在1929年古历四月初八(即公历1929年5月16日——笔者注)给杨开明即“一弟”回信。回信说:“接到来信,万分喜慰”;“他(指毛泽东——笔者注)未必能来上海吧?我到(应为“倒”——笔者注)愿意他莫来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啊!”杨开慧在此信中还写道:“你(指杨开明——笔者注)能回家一转,极所盼望。”(湖南省博物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欧金林执笔):《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新湘评论》2010年第20期,第6—17页)从此信中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杨开明自大革命失败后,再未回过板仓。这一点与板仓杨开慧故居的研究也是吻合的。另外,杨开慧手稿中也明确标明此回信“没有发去”。这说明,即使在1929年,板仓对外的地下交通尚且没有完全恢复,更遑论1928年了。
 
  从1929年11月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中分析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引自《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页。《寻踪毛泽民》第124页刊印的毛泽东此信手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这封信反映了以下信息:
  1.1927年9月至1929年11月,上海与根据地之间的详细信息主要靠来往人转达,当时两地间沟通往返转达高层生活信息的人,陈毅当为第一人。陈毅于1929年7月底离开闽西上杭,代表红四军前委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0月22日携中央“9月来信”回到闽西。故信中第一句话是“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一个才字,突显了陈毅此次往返第一次带来“情形”,其中可能包括杨开慧尚未牺牲消息的重要性。
  2.由于是红四军前委代书记陈毅前往中央,才能与李立三、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有比较深入广泛的交谈,毛泽东的故友李立三也才可能会问及毛泽东的生活实况,故毛泽东信中第一句“你的情形”应该同时包括着第二重含意“你(告知的)的情形”,言下之意可能会包括杨开慧尚未牺牲的信息,同时包含陈毅汇报的毛泽东与贺子珍是在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联姻的缘由。所以,毛泽东信中自此以下的内容均是围绕此展开的。
  3.由于陈毅在上海中央和福建长汀红四军两地间,在李立三与毛泽东间,可能已汇报沟通了杨开慧尚未牺牲与井冈山在误传杨开慧已经牺牲的情况下毛贺在井冈山联姻的情况,故毛泽东才在给故友李立三的信中坦诚、坦然地真切表示:“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对于这一点,还可以反设理解。如果毛泽东在与贺子珍联姻时明确知道杨开慧还在人世,那么,在陈毅去上海全盘向李立三等人如实汇报后,人之常情,毛泽东会在此信中对先前的毛贺联姻解释一二。
  4.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同时从侧面证明了陈毅是带给毛泽东杨开慧还活着消息的第一人。所以,毛泽东即使大病初愈,精神还未复元,即迫不及待地向李立三要杨开慧的通讯处。进一步写道:“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5.接上继续分析,毛泽民在上海既然知道杨开慧的通讯处,又知道毛泽东对杨开慧母子的牵挂,为什么不及时告知毛泽东呢?这只有一个可能解释,毛泽民深知哥哥对嫂嫂的感情,哥哥与新嫂嫂是在1928年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的情况下结婚的。如果哥哥后来知道杨开慧还活着,情感将何等痛苦。故毛泽民到上海知道了杨开慧还活着,便一方面未及时告知毛泽东,另一方面从上海寄钱接济杨开慧母子。据板仓杨开慧纪念馆解说,杨开慧在最后一年唯有毛泽民从上海接济她们。在1929年古历四月杨开慧给杨开明的一信中写道:“我决定把他们——小孩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而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湖南省博物馆杨开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组(欧金林执笔):《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杨开慧手稿试读》,《新湘评论》2010年第20期,第14页)此处深刻揭示了毛泽东兄弟对杨开慧母子感情在特定条件下的不同牵挂,对革命女性杨开慧、贺子珍的信息传递均包含着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这种知心知情,跃然于纸。
 
  故从以上五点分析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清晰可见毛泽东是陈毅归来交谈后,才可能确切知道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一消息的。从这一点反过来更加可以看出,在1928年毛贺联姻之日,正是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之时。
  1928年井冈山内外斗争极为严峻,毛泽东被中共中央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此决定于1928年3月传达到井冈山时,却被误传成开除党籍。6月,杜修经、杨开明代表湖南省委对前委做法仍提出严厉批评。面对湘赣之敌连续四次对井冈山进剿,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井冈山上几乎所有人都在九死一生之中。回归历史,我们不应把1928年初夏井冈山误传杨开慧牺牲后,毛贺这才在井冈山联姻,与1929年10月毛泽东才得知杨开慧依然活着这两个基本事实的先后顺序相混淆和相颠倒。正因残酷复杂的战争岁月,造成了如此令人遗憾的史实。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识字岭。当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之时,毛泽东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如此悲痛欲绝、字字千钧的绝响,其情之深,其悲之切,其中还可能包括自我责备之烈,更可能是对敌人凶残暴行痛恨之烈,日月可鉴。1957年2月,杨开慧当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来信,又一次掀作毛泽东内心世界那难以平息的波澜,他又满怀深情地写下感天动地的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在这首词中,毛泽东向苍天倾泼其对杨开慧的眷恋、思念之情,调遣月宫嫦娥舒展广袖,在万里长空为杨开慧、柳直荀等千万忠烈翩翩起舞。这是何等的大爱、深爱!这一切均与1929年11月与李立三之信反映的感情一脉相承。如此深情真情才能化作倾盆泪雨穿越历史,穿越心海,穿越苍穹,写出“我失骄杨”之绝唱。
 
  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
 
  1994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年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是鉴于当时处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特别是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由于人们的误传和误判所造成的。处于和平时期特别是通讯异常发达的今天的我们,则不应对此进行过多甚至不当的责难。
  现在,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对毛泽东能否正确评价,绝不仅仅是关涉甚至并不是关涉他老人家个人的是非、功过和荣辱,而且是关涉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大事。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利用此契机,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十分有必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就毛泽东贺子珍联姻问题与李慎明商榷
彭劲秀,共识网


   近日拜读李慎明先生大作——《毛泽东与贺子珍联姻因误信杨开慧已牺牲》一文(以下简称《李文》),总的感觉是,此文主观臆断,歪曲事实,东拉西扯,闪烁其词,笔者不敢苟同。
 
  人所共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是1930年11月14日在长沙识字岭被敌人杀害的,而毛泽东是在杨开慧就义前两年多的1928年6月在井冈山与贺子珍正式结婚的,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当时那个年代,发生这样的事不足为奇。我们不能以现在的道德观念和评判标准苛求前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总是为尊者讳,于是千方百计地找借口,乃至不惜歪曲事实,硬说毛泽东是在获知杨开慧被敌人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婚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难以令人信服。根据自己的浅陋所知和个人思考,草成一文,与李慎明先生商榷。
 
  所谓吴福寿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之说是弥天大谎
 
  《李文》说:“谢梅香生前曾对其嫡孙袁建芳和后夫儿子肖常隆等人说:‘1927年,贺子珍和永新赤卫队先上的井冈山,贺子珍就住在我家里,毛主席和秋收起义队伍是后上来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楼,与我家相隔不远。当时长沙城里白色恐怖很厉害,毛主席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主席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
  对吴福寿去长沙打听杨开慧的消息一事,《李文》借谢梅香之口说“第一次,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这就令人生疑了。因为,当时杨开慧带着孩子在长沙郊外的娘家板仓居住,吴福寿跑到茶陵和酃县(1994年改为炎陵县——彭注)干什么?读者可以打开湖南省地图看看,茶陵和酃县与长沙距离很远,到那里怎么能找到杨开慧呢?
  至于《李文》引用谢梅香说“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这同样令人生疑。因为,这位吴福寿不是一个普通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土店主。据刘晓农先生《揭开“杨开慧牺牲后毛贺成婚”的历史谜团》一文披露,吴福寿“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时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徒打银子,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后在茅坪借亲戚谢池香的房子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盛号’的招牌。”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茅坪后,多次到过“吴义盛号”,与吴福寿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而且,“由于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因此成为袁文才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如此一个“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又有银匠职业这个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到板仓找到杨开慧,传递毛泽东对她的挚爱和思念之情,并非难事。笔者曾专程从长沙到板仓参观杨开慧故居,拜谒杨开慧墓茔,深知杨家在板仓的名望,只要吴福寿到板仓,完全可能打探清楚杨开慧的近况。然而,吴福寿没有打听到杨开慧的真实情况,却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虚假消息。
  笔者要问:一、杨开慧在板仓,吴福寿究竟去没有去板仓?如果去了,为什么不去杨家见杨开慧?如果没有去板仓,为什么不去?二、吴福寿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听什么人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像毛泽东这样的“共党”著名人物,其夫人被擒获并处死,在他们看来是天大的功劳,必定是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的,吴福寿为什么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呢?三、吴福寿回到井冈山向毛泽东汇报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由于心虚,他还说了一句:“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作为一个“社会阅历甚广,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竟然说出“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这样模棱两可、不负责任的话,这难道是开玩笑吗?毛泽东怎么能对这样极不确切、极不负责的虚假消息不加盘问,轻率地信以为真呢?这样的说辞,违背常理,不能自圆其说,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当时,对夫君非常忠贞的杨开慧正在板仓对毛泽东朝思暮想,望眼欲穿,并在诗中牵挂毛泽东“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据《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3月30日转载金振林原题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与爱》一文披露,1990年再度修缮杨开慧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发现杨开慧就义前1930年1月28日写的手迹,其中不仅表达了杨开慧对毛泽东一往情深的忠贞和思念,也流露出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猜测和疑虑,甚至写下“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的血泪之言。在1929年12月26日毛泽东36岁生日时,杨开慧下了面条,遥祝毛泽东平安健康。但在桐油灯下写的散记中仍流露了“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的话。足见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贞和疑虑。然而此时,毛泽东与贺子珍早已举行婚礼一年多了!
  有关资料显示,1930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当从报纸上惊悉杨开慧殉难的噩耗时,十分哀痛。他当即寄去30块光洋和一封信给杨开智,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随后,板仓人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给杨开慧修墓立碑。这是毛泽东获悉真实消息后的真实感情和真实表现,与听了吴福寿虚假汇报后的表现完全不同。一真一假,两相对比,吴福寿茅坪汇报的谎言昭然若揭!
  所以,对吴福寿在杨开慧健在时毫无根据地说“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我认为,这种说法,如果不是道听途说,就是他的刻意编造。对这样的弥天大谎,任何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轻易相信,而李慎明等人却不加思考,信以为真,并据此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横加污蔑,这种态度和做法实不足取!
 
  袁文才不希望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李文》在“从井冈山武装力量的特殊性分析”一节中引用陈晋的话说:“1928年,在井冈山,当袁文才、王佐同志听说杨开慧同志牺牲后,他们即对毛主席说,毛委员,你们红军要在井冈山安家落户,你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这个‘压寨夫人’就是我们的干妹子——贺子珍。这样我们才能放心,不担心你们耍弄我们。”
  所谓“压寨夫人”,这是一句江湖话,用在共产党领袖身上甚为滑稽。袁文才、王佐当时是否说了这样的话,有待研究。笔者认为,毛泽东是1927年10月到达井冈山宁冈县茅坪的,袁文才、王佐怎么可能刚见面就给不熟悉、不了解的毛泽东作媒人,把不到20岁的贺子珍介绍给三十四五岁的毛泽东做“压寨夫人”呢?《李文》引用这段话,是要说明袁文才、王佐力劝刚到井冈山的毛泽东“必须要有个‘压寨夫人’”,其目的是想用“压寨夫人”牵住毛泽东,使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在井冈山安家落户”。
  史实并非如此。
  当时,作为地方军事势力首领的袁文才等人出于种种顾虑,对毛泽东到井冈山,内心深处并不十分欢迎,有不久前新发现的袁文才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为证: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首
 
  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民众贫穷,土地瘠薄,犹如一汪浅水池容不下巨鲸,一片小林无法让大鹏栖息一样。贵军为了革命事业纵横驰骋,应当另外选择更好的地方才能大展宏图。显然,袁文才这封信的实质是婉言拒绝,不希望毛泽东的队伍在井冈山常驻。那种说袁文才、王佐欲将贺子珍介绍给毛泽东以拴住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落户”的说法不攻自破。
  1930年2月23日凌晨,袁文才、王佐双双被冤杀,用李慎明的话说,“1930年2月仍在井冈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领导同志所错杀”!
 
  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后还要与“开慧和岸英”通讯
 
  《李文》在“从1929年11月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中分析”一节中说:“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写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引自《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页。《寻踪毛泽民》第124页刊印的毛泽东此信手迹,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毛泽东给李立三的信至少说明,写信时毛泽东认为杨开慧活着(事实上也确实活着),所以才焦急地询问杨开慧母子的情况,急欲跟妻儿取得联系。在这里,请读者朋友注意,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李立三写信的时间是1929年11月28日。此时,毛泽东已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时间了。如果毛泽东确信吴福寿关于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的谎言,那么,他怎么还会在与贺子珍结婚一年多后还给李立三写信要与杨开慧母子通讯联系呢?我说吴福寿打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之说是弥天大谎,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从福建长汀给李立三写的这封信又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任何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和歪曲历史真相的虚言伪词都不攻自破!
 
  对“戚本禹向周恩来询问”毛贺联姻一事的质疑
 
  《李文》在“从戚本禹就此事请教周恩来的回忆分析”一节中说:“1994年,海外出版了国外相关情报机构刻意编造的。此所谓回忆录,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刻意从个人私生活角度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笔者认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却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上发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戚本禹在其中说:‘在私生活的问题上,可以指责毛泽东的不是李志绥所编造的那一大堆谎言,而是他在井冈山上同贺子珍的婚姻,因为毛贺联姻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婚约仍然存在。说实话,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来询问过这一段历史,周恩来的答复是,当时井冈山的人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朱德将军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指伍若兰仍在狱中,误以为牺牲,朱德与康克清结婚——笔者注),当时中央对这些问题已有过解释。”
   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我没有读过,不能妄加评论。至于被李慎明捧上天的《戚本禹批判李志绥的回忆录》,我也没有读过,也不能妄加评论。不过,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根据戚本禹的说法,“李志绥原是北京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我一九五O年进中南海时,他负责给中南海的干部、工人看病。他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洋医生’,医术要比当时从解放军训练出来的土医生高,加上他看病认真负责,而且能讲出个道理来,所以大家都愿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声,并被选为工作模范。”戚本禹还说李志绥“给当时中南海的警卫局长汪东兴看病看得也不错,汪东兴喜欢他,遂被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开始没有名义,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前才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
  就凭戚本禹本人所言,至少说明:一、李志绥医术较高,而且“看病认真负责”,曾被“选为工作模范”;二、李志绥是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介绍到毛泽东那里参加保健工作”并在此后“正式出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的;三、李志绥在中南海工作比戚本禹进中南海早,戚本禹进中南海时,李志绥早已是“中南海门诊部的医生”了。这样说来,李志绥这个人又能坏到哪里去呢?
  况且,1968年1月,戚本禹被关押之后,李志绥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8年多时间,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由此可见,李志绥进中南海比戚本禹早,出中南海比戚本禹晚,在中南海和毛泽东身边工作比戚本禹的时间长。应该说,对毛泽东晚年情况的了解,李志绥比戚本禹知道的要多得多。
  再之,到中南海当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的,不知要经过多么严格的审查,而且必须经过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才行。如果李志绥是个坏人,他怎么能在英明领袖身边工作这么多年呢?戚本禹把李志绥说得那么坏,那么不堪,这不是对毛泽东伟大、英明的否定和损害吗?
  李慎明极度赞赏戚本禹,吹嘘戚本禹“一万多字的问答录把李志绥厚厚的一本书,批得淋漓尽致”,还说戚本禹“为毛泽东讲了公道话”云云。在李慎明的眼中,戚本禹无比高尚,李志绥极端卑劣。是这样的吗?历史是最公正的判官,
  人所共知,戚本禹在文革早期就丧心病狂地制造冤案,罗织罪状,诬陷无辜,残害忠良。1983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3)中刑字第629号戚本禹的刑事判决书宣判:
 
  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尙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诬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韩爱晶、王大宾等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74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朱德、邓小平、陶铸、贺龙、彭德怀等开国元勋遭到残酷的迫害,不少人蒙冤而死。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戚本禹不仅没有丝毫的反省和忏悔,反而厚颜无耻地美化自己,吹嘘文革,对这样的历史丑类,作为高级干部的李慎明居然极力吹捧、美化,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于戚本禹自称一九六六年夏天曾向周恩来询问过此事以及所谓周恩来的答复是否属实的问题,笔者认为,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确有此事。退一百步说,即使周恩来说了当时听说“杨开慧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也是来自于吴福寿在井冈山散布的谎言。
  周恩来早已作古,他不可能出来证实此事的真伪了。但是,戚本禹这个人连国家主席都敢诬陷,他的话何足为信?!
 
  向李慎明先生进一言
 
  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的联姻问题,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关键是有些人总是故弄玄虚、东拉西扯、刻意掩饰,结果欲盖弥彰,越描越黑,在客观上造成对毛泽东更大的伤害,实质上给毛泽东帮了倒忙。这也许是李慎明始料未及的吧。
  就井冈山毛贺结婚时毛泽东是否知道杨开慧已死问题,正常情况下,无论是肯定或否定,都可以充分发表意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通过交流和辩论,达成共识。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李慎明不是这样,他过度敏感,总是三番五次地无限上纲,说什么“国内外一些媒体在资本的操纵下,集中力量非议特别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声称要“专门组织力量,有选择地、有理有据清理回答人们心头的疑问,特别是回应别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谣和攻击”。请问李慎明先生,你是毛泽东的全权代表吗?与你的意见不同就是“诬蔑攻击毛泽东”?就是“别有用心”、“肆意造谣”?再之,“专门组织力量”是什么意思?想要文革的闹剧和悲剧重演吗?
  李慎明还说什么“在现在有的小报小刊上,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等等。请问李慎明先生,你所指的“小报小刊”都是哪些?既然有“小报小刊”,必然要有大报大刊,那么大报大刊与小报小刊的判定标准是什么?你发表大作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每周一、三、五出版,算是大报还是小报呢?
  李慎明还突出点出“特别是互联网上经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组织地借此诘难甚至攻击毛主席他老人家”,请问,群众发表在小报小刊和互联网上的文章都是“有组织地”、“别有用心”的“肆意造谣和攻击”吗?我写这篇与你商榷的文章,是谁“组织”的?是受什么“资本的操纵”?在“小报小刊和互联网这样的公众平台上发表的意见尚且受到李慎明的如此蔑视,那么平头百姓的个人意见不是更没有资格进入李慎明先生的法眼吗?
  十八大后,党中央号召和部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你李慎明就是这样对待群众意见的吗?
  李慎明先生,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高级干部应有的见识、水平和胸怀,不要摆着唯我独革的架势,动辄挥舞大棒唬人。鲁迅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他还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谨以鲁迅先生之名言与李慎明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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