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20周年冥誕即將來臨，捍衛毛澤東的戰役已經打響。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的聯姻問題：如何評價毛澤東在楊開慧尚未犧牲時就另娶賀子珍？事情本身並不複雜，但如果故弄玄虛、東拉西扯、刻意掩飾，就會欲蓋彌彰，越描越黑，給毛澤東大幫倒忙

　　老高按：毛澤東120周年冥誕（1893年12月26日～2013年12月26日）即將來臨。對於仍然奉毛澤東為正朔的中共領導人和千百萬毛澤東左派群眾來講，這無疑是一個隆重的節日。中國大陸已經開始逐漸掀起紀念和頌揚毛澤東的熱潮。

　　在我看來，今年這次熱潮，適逢習近平當政，有了一個新特點：不是單純自說自話的紀念和頌揚，而是伴隨着捍衛——以反擊多年來海內外對毛澤東的抨擊和揭露為其前奏和重要組成部分。最近這一個來月，我們讀到了中國官方媒體刊發的多篇捍衛毛澤東的大塊文章，印證了坊間傳說的習近平要求御用媒體要敢於“亮劍”、要奪回話語權，對反動的東西要出擊，等等——
　　
　　駁《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醜化，李捷，《中國社會科學報》
　　毛澤東與中南海，江仙，人民網 2013年10月15日　　
　　毛澤東與賀子珍聯姻源於誤信楊開慧已犧牲，李慎明，《中國社會科學報》514期，2013年10月23日
　　《周恩來傳》作者反駁文革期間周恩來軟骨頭說，徐天，《中國新聞周刊》
　　毛澤東不是獨裁者，金仁，《中國社會科學報》518期，2013年10月28日
　　歷史回眸——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李捷，《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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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時代不同了，當今之世，誰還能一手遮天，迫使“萬馬齊喑究可哀”？且不說旅居美國的著名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立即寫出了回應李捷批評的文章《中國若進步，必須徹底批毛——駁李捷兼下戰書》，並接受媒體採訪，回應《周恩來傳》作者金沖及的批評，而且中國大陸學者，也立即撰文質疑御用文章，戳穿其破綻。
　　好玩的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周恩來傳》的主編金沖及，一邊批判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金一邊卻“坦承，高文謙書中引用的史料並沒有編造”。
　　批評高文謙的文章和高文謙回答批評的文章，都已經登載在“明鏡歷史網”，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前往一觀。我一貫認為，官方的這種反擊，只要不是運用權力來壓制某一方的意見，甚至封殺持有不同意見的學者，雙方都有發言權，就值得鼓勵，都有助於追尋歷史真相。這裡，我想介紹另外兩篇針鋒相對的文章：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少將的《毛澤東與賀子珍聯姻源於誤信楊開慧已犧牲》，和彭勁秀教授的《就毛澤東賀子珍聯姻問題與李慎明商榷》。



　　【核心提示】在閱讀此史料和其他相關史料時，人們心頭有時會泛起這樣的疑團：楊開慧1930年在長沙才犧牲，毛澤東為什麼1928年在井岡山就與賀子珍結婚了呢？在現在有的小報小刊上，特別是互聯網上經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組織地藉此詰難甚至攻擊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毛澤東年譜》記載：“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毛澤東與賀子珍在塘邊一起工作的日子裡，結為革命伴侶。”（《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47頁）同書此後又作如下記載：“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楊開慧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英勇就義。”（《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325頁）
　　在閱讀此史料和其他相關史料時，人們心頭有時會泛起這樣的疑團：楊開慧1930年在長沙才犧牲，毛澤東為什麼1928年在井岡山就與賀子珍結婚了呢？
　　在現在有的小報小刊上，特別是互聯網上經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組織地藉此詰難甚至攻擊毛主席他老人家。事實的真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筆者就這一問題先後請教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些專家；又與《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一書的作者馬社香作過交流，她直接採訪過朱旦華和袁文才的嫡孫袁建芳、繼子肖常隆（袁文才被錯殺後，袁家建議袁文才的妻子謝梅香不改嫁，說袁家太慘烈了。謝梅香1932年招郎不離家，與袁文才的部下肖福開結婚。謝、肖結婚後育有一兒一女，兒子袁耀厚又名肖常隆，一半繼承袁家祭祀，一半繼承肖家血統）等人；還儘可能查閱了所能查閱的相關資料。在此基礎上，試對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聯姻問題作如下七點粗略分析，以求教各位。
 
　　從促成毛賀聯姻的袁文才妻子謝梅香及毛澤民夫人朱旦華的回憶分析
 
　　謝梅香生前曾對其嫡孫袁建芳和後夫兒子肖常隆等人說：“1927年，賀子珍和永新赤衛隊先上的井岡山，賀子珍就住在我家裡，毛主席和秋收起義隊伍是後上來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樓，與我家相隔不遠。當時長沙城裡白色恐怖很厲害，毛主席十分牽掛楊開慧。因當時黨的地下交通已被敵人破壞，他就動員茅坪一個小店主吳福壽下山打聽消息。第一次，吳福壽到了湖南茶陵和酃縣，沒有打聽到。毛主席又提供楊開慧具體住址請他到長沙一帶打聽。第二次，吳福壽到了長沙，按地址也沒有找到楊開慧，聽到的卻是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了的消息。吳福壽上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後來，毛主席生病了，袁文才、王佐這才安排賀子珍照顧，並力促毛主席和賀子珍結合。”（袁文才嫡孫袁建芳在《我的爺爺袁文才》一書寫毛賀結婚的時間是1928年5月，《毛澤東年譜》寫毛賀結婚時間是1928年6月下旬，馬社香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認為是1928年初夏。）“袁文才、王佐張羅在象山庵請人聚了聚，吃了一頓飯，算是為毛主席和賀子珍辦了婚禮。”（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第82頁，以及肖常隆一些回憶記錄等）關於這一點，馬社香對朱旦華訪談錄亦可作為佐證。朱旦華說：“我聽毛澤民說過，1927年9月至1928年長沙到井岡山秘密交通被敵人切斷，井岡山上聽到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袁文才這才安排賀子珍照顧毛主席起居，後來在一座廟裡為他們辦了簡單酒水。”（馬社香：《對毛澤東婚姻家庭的幾點認識——朱旦華訪談錄》，《黨的文獻》2012年第5期）
 
　　從井岡山武裝力量的特殊性分析
 
　　筆者請教過曾到井岡山實地採訪過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陳晉。陳晉說：“1928年，在井岡山，當袁文才、王佐同志聽說楊開慧同志犧牲後，他們即對毛主席說，毛委員，你們紅軍要在井岡山安家落戶，你必須要有個‘壓寨夫人’，這個‘壓寨夫人’就是我們的乾妹子——賀子珍。這樣我們才能放心，不擔心你們耍弄我們。”當然，毛澤東與賀子珍在艱苦的戰爭歲月也建立了感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與賀子珍結的婚。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部隊出擊贛南、閩西後，1930年2月仍在井岡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領導同志所錯殺，這也反證了當時袁文才、王佐堅持讓毛澤東與賀子珍聯姻的考慮，不是沒有道理的。
 
　　從1928年五六月間楊開明上井岡山不可能帶去楊開慧生死確切的消息分析
 
　　楊開明是楊開慧的堂弟，也是網上所傳為楊開慧帶鞋子等物給毛澤東並告知楊開慧沒有犧牲之人。據湖南、江西省委黨史辦相關資料證明，楊開明於1927年5月“馬日事變”後一直在安源工作，並為組建秋收起義中以安源工人為主的第二團作出較大貢獻。大革命失敗後的湖南省委是幾經嚴酷破壞。1927年11月，湖南省委書記任卓宣叛變；1927年12月，新任湖南省委書記王一飛、長沙市委書記塗正楚等20餘位地方領導人被捕，先後就義（中共湖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湖南黨史大事年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1—63頁）。1928年1月，湘鄂贛邊特委成立，郭亮任書記，3月又被叛徒蘇先駿告密，在長沙被捕犧牲。同月，中共安源市委交通員鄧貞謙犧牲，市委工作中斷（江西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中國共產黨江西歷史大事記》，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58頁）。1928年5月，湖南省委從長沙遷往湘潭，6月，又遷往安源。在這段時間裡，楊開明沒有也不可能回過板倉。研究井岡山革命鬥爭史著名學者陳鋼（井岡山大學教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全史》著作者之一）曾查看了當年幾乎所有相關資料，均沒有查到楊開明是帶着楊開慧依然活着這一消息上井岡山的依據。陳鋼和馬社香等人看法完全一致，即1928年6月底楊開明上井岡山時帶去的只能是湖南省委機關和地下交通多次被嚴重破壞、交通員被殺、白色恐怖嚴重、楊開慧很有可能犧牲的信息。此時井岡山上上下下關於楊開慧已經犧牲的傳言，對楊開明也會有一定的誤引。
 
　　從板倉楊開慧紀念館掌握的相關材料分析
 
　　楊開慧從1927年9月返回板倉至1930年10月被捕，這三年除了幾次短時外出，其他時間都是在長沙縣板倉故居躲隱。板倉距長沙市約110華里，是平江、汨羅、長沙三縣交合處，丘陵蜿蜒，較為封閉，毛澤東和楊開慧的三個孩子，此時均改姓楊。據板倉楊開慧紀念館1962—1972年搜集的座談資料，敵人曾三次來板倉捉拿楊開慧，但兩次都被當地群眾掩護並矇騙敵人化險為夷。為了更好地保護楊開慧，當地群眾還刻意四下傳播楊開慧已死用以迷惑敵人視聽（長沙板倉楊開慧紀念館群工部提供的相關資料）。毛澤東動員的小店主吳福壽下山探尋楊開慧消息時，或許聽到的正是這種保護性的說法，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這三年間楊開慧曾多次尋找湖南省委，因省委數度被破壞和搬遷，一直聯繫不上（楊開慧編寫組：《楊開慧》，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3—155頁）。由此可見，我黨在1928年井岡山和板倉之間的信息交通已完全斷絕。井岡山上流傳的楊開慧已犧牲的消息，在當時也並非完全空穴來風。
 
　　從板倉楊開慧故居發現的楊開慧手稿分析
 
　　楊開慧在1928—1930年間寫的信件、文稿等一直藏匿在楊開慧故居的牆壁之中，直至1982年和1990年故居兩次整修才被發現。其分別是4000餘字和1000餘字共8篇文稿。對楊開慧這些文稿，湖南省博物館專門成立了楊開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組，2010年在湖南省委主辦的《新湘評論》對其進行了比較完整的披露和解讀。從中可以發現相關數點：（1）楊開慧在秋收起義數月後曾收到過毛澤東的一封信，在1929年“古歷四月”收到楊開明一信前再無毛澤東任何音信。（2）楊開慧書寫的對毛澤東思念詩文及信件，一封都沒有送遞出去。這些均與湖南省委和交通站點多次被破壞相吻合。（3）1929年1月14日朱毛紅軍下井岡山進軍贛南，1929年1月13日楊開明奉命從井岡山出發，代表前委前往上海匯報工作。1929年2月25日楊開明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對此有專門記載。1929年初由於“軍閥重開戰”，革命形勢有所好轉，地下交通不斷恢復。楊開明到達上海後，在中央可能聽到楊開慧還沒有犧牲的消息，便向板倉試投一信與楊開慧聯繫。他還在信中向楊開慧透露了黨中央有可能要調毛澤東到上海工作的消息。這封信從上海輾轉到達板倉，楊開慧在1929年古歷四月初八（即公曆1929年5月16日——筆者注）給楊開明即“一弟”回信。回信說：“接到來信，萬分喜慰”；“他（指毛澤東——筆者注）未必能來上海吧？我到（應為“倒”——筆者注）願意他莫來上海哩，我又要不放心了啊！”楊開慧在此信中還寫道：“你（指楊開明——筆者注）能回家一轉，極所盼望。”（湖南省博物館楊開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組（歐金林執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楊開慧手稿試讀》，《新湘評論》2010年第20期，第6—17頁）從此信中也可以進一步證實楊開明自大革命失敗後，再未回過板倉。這一點與板倉楊開慧故居的研究也是吻合的。另外，楊開慧手稿中也明確標明此回信“沒有發去”。這說明，即使在1929年，板倉對外的地下交通尚且沒有完全恢復，更遑論1928年了。
 
　　從1929年11月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中分析
 
　　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從福建長汀給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寫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引自《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頁。《尋蹤毛澤民》第124頁刊印的毛澤東此信手跡，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這封信反映了以下信息：
　　1.1927年9月至1929年11月，上海與根據地之間的詳細信息主要靠來往人轉達，當時兩地間溝通往返轉達高層生活信息的人，陳毅當為第一人。陳毅於1929年7月底離開閩西上杭，代表紅四軍前委去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10月22日攜中央“9月來信”回到閩西。故信中第一句話是“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一個才字，突顯了陳毅此次往返第一次帶來“情形”，其中可能包括楊開慧尚未犧牲消息的重要性。
　　2.由於是紅四軍前委代書記陳毅前往中央，才能與李立三、周恩來等負責同志有比較深入廣泛的交談，毛澤東的故友李立三也才可能會問及毛澤東的生活實況，故毛澤東信中第一句“你的情形”應該同時包括着第二重含意“你（告知的）的情形”，言下之意可能會包括楊開慧尚未犧牲的信息，同時包含陳毅匯報的毛澤東與賀子珍是在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的情況下聯姻的緣由。所以，毛澤東信中自此以下的內容均是圍繞此展開的。
　　3.由於陳毅在上海中央和福建長汀紅四軍兩地間，在李立三與毛澤東間，可能已匯報溝通了楊開慧尚未犧牲與井岡山在誤傳楊開慧已經犧牲的情況下毛賀在井岡山聯姻的情況，故毛澤東才在給故友李立三的信中坦誠、坦然地真切表示：“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對於這一點，還可以反設理解。如果毛澤東在與賀子珍聯姻時明確知道楊開慧還在人世，那麼，在陳毅去上海全盤向李立三等人如實匯報後，人之常情，毛澤東會在此信中對先前的毛賀聯姻解釋一二。
　　4.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同時從側面證明了陳毅是帶給毛澤東楊開慧還活着消息的第一人。所以，毛澤東即使大病初癒，精神還未復元，即迫不及待地向李立三要楊開慧的通訊處。進一步寫道：“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
　　5.接上繼續分析，毛澤民在上海既然知道楊開慧的通訊處，又知道毛澤東對楊開慧母子的牽掛，為什麼不及時告知毛澤東呢？這隻有一個可能解釋，毛澤民深知哥哥對嫂嫂的感情，哥哥與新嫂嫂是在1928年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的情況下結婚的。如果哥哥後來知道楊開慧還活着，情感將何等痛苦。故毛澤民到上海知道了楊開慧還活着，便一方面未及時告知毛澤東，另一方面從上海寄錢接濟楊開慧母子。據板倉楊開慧紀念館解說，楊開慧在最後一年唯有毛澤民從上海接濟她們。在1929年古歷四月楊開慧給楊開明的一信中寫道：“我決定把他們——小孩們託付你們：經濟上只要他們的叔父長存，是不至於不管他們的；而且他們的叔父，是有很深的愛對於他們的。”（湖南省博物館楊開慧手稿整理研究小組（歐金林執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楊開慧手稿試讀》，《新湘評論》2010年第20期，第14頁）此處深刻揭示了毛澤東兄弟對楊開慧母子感情在特定條件下的不同牽掛，對革命女性楊開慧、賀子珍的信息傳遞均包含着一種發自肺腑的尊重，這種知心知情，躍然於紙。
 
　　故從以上五點分析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清晰可見毛澤東是陳毅歸來交談後，才可能確切知道楊開慧依然活着這一消息的。從這一點反過來更加可以看出，在1928年毛賀聯姻之日，正是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之時。
　　1928年井岡山內外鬥爭極為嚴峻，毛澤東被中共中央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此決定於1928年3月傳達到井岡山時，卻被誤傳成開除黨籍。6月，杜修經、楊開明代表湖南省委對前委做法仍提出嚴厲批評。面對湘贛之敵連續四次對井岡山進剿，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井岡山上幾乎所有人都在九死一生之中。回歸歷史，我們不應把1928年初夏井岡山誤傳楊開慧犧牲後，毛賀這才在井岡山聯姻，與1929年10月毛澤東才得知楊開慧依然活着這兩個基本事實的先後順序相混淆和相顛倒。正因殘酷複雜的戰爭歲月，造成了如此令人遺憾的史實。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英勇就義於長沙識字嶺。當從國民黨報紙上看到這一消息之時，毛澤東寫下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如此悲痛欲絕、字字千鈞的絕響，其情之深，其悲之切，其中還可能包括自我責備之烈，更可能是對敵人兇殘暴行痛恨之烈，日月可鑑。1957年2月，楊開慧當年的好友、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抄寄毛澤東1920年寫給楊開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李淑一的來信，又一次掀作毛澤東內心世界那難以平息的波瀾，他又滿懷深情地寫下感天動地的千古絕唱《蝶戀花·答李淑一》。在這首詞中，毛澤東向蒼天傾潑其對楊開慧的眷戀、思念之情，調遣月宮嫦娥舒展廣袖，在萬里長空為楊開慧、柳直荀等千萬忠烈翩翩起舞。這是何等的大愛、深愛！這一切均與1929年11月與李立三之信反映的感情一脈相承。如此深情真情才能化作傾盆淚雨穿越歷史，穿越心海，穿越蒼穹，寫出“我失驕楊”之絕唱。
 
　　從戚本禹就此事請教周恩來的回憶分析
 
　　1994年，海外出版了國外相關情報機構刻意編造的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此所謂回憶錄，竭盡造謠污衊之能事，刻意從個人私生活角度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筆者認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卻為毛澤東講了公道話。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6月號上發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綏的回憶錄》，一萬多字的問答錄把李志綏厚厚的一本書，批得淋漓盡致。戚本禹在其中說：“在私生活的問題上，可以指責毛澤東的不是李志綏所編造的那一大堆謊言，而是他在井岡山上同賀子珍的婚姻，因為毛賀聯姻時，毛澤東與楊開慧婚約仍然存在。說實話，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來詢問過這一段歷史，周恩來的答覆是，當時井岡山的人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朱德將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指伍若蘭仍在獄中，誤以為犧牲，朱德與康克清結婚——筆者注），當時中央對這些問題已有過解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當年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的聯姻，是鑑於當時處於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特別是嚴酷的白色恐怖環境之中，由於人們的誤傳和誤判所造成的。處於和平時期特別是通訊異常發達的今天的我們，則不應對此進行過多甚至不當的責難。
　　現在，國內外一些媒體在資本的操縱下，集中力量非議特別是誣衊攻擊毛澤東。對毛澤東能否正確評價，絕不僅僅是關涉甚至並不是關涉他老人家個人的是非、功過和榮辱，而且是關涉黨、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根本大事。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利用此契機，專門組織力量，有選擇地、有理有據清理回答人們心頭的疑問，特別是回應別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謠和攻擊，十分有必要。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近日拜讀李慎明先生大作——《毛澤東與賀子珍聯姻因誤信楊開慧已犧牲》一文（以下簡稱《李文》），總的感覺是，此文主觀臆斷，歪曲事實，東拉西扯，閃爍其詞，筆者不敢苟同。
 
　　人所共知，毛澤東的夫人楊開慧是1930年11月14日在長沙識字嶺被敵人殺害的，而毛澤東是在楊開慧就義前兩年多的1928年6月在井岡山與賀子珍正式結婚的，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事實。
　　在當時那個年代，發生這樣的事不足為奇。我們不能以現在的道德觀念和評判標準苛求前人。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有人總是為尊者諱，於是千方百計地找藉口，乃至不惜歪曲事實，硬說毛澤東是在獲知楊開慧被敵人殺害後才與賀子珍結婚的，筆者認為這種說法缺乏事實依據，難以令人信服。根據自己的淺陋所知和個人思考，草成一文，與李慎明先生商榷。
 
　　所謂吳福壽打聽到“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之說是彌天大謊
 
　　《李文》說：“謝梅香生前曾對其嫡孫袁建芳和後夫兒子肖常隆等人說：‘1927年，賀子珍和永新赤衛隊先上的井岡山，賀子珍就住在我家裡，毛主席和秋收起義隊伍是後上來的。毛主席住在八角樓，與我家相隔不遠。當時長沙城裡白色恐怖很厲害，毛主席十分牽掛楊開慧。因當時黨的地下交通已被敵人破壞，他就動員茅坪一個下山打聽消息。第一次，吳福壽到了湖南茶陵和酃縣，沒有打聽到。毛主席又提供楊開慧具體住址請他到長沙一帶打聽。第二次，吳福壽到了長沙，按地址也沒有找到，聽到的卻是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了的消息。吳福壽上山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毛主席、袁文才和王佐。”
　　對吳福壽去長沙打聽楊開慧的消息一事，《李文》借謝梅香之口說“第一次，吳福壽到了湖南茶陵和酃縣，沒有打聽到”。這就令人生疑了。因為，當時楊開慧帶着孩子在長沙郊外的娘家板倉居住，吳福壽跑到茶陵和酃縣（1994年改為炎陵縣——彭注）幹什麼？讀者可以打開湖南省地圖看看，茶陵和酃縣與長沙距離很遠，到那裡怎麼能找到楊開慧呢？
　　至於《李文》引用謝梅香說“第二次，吳福壽到了長沙，按地址也沒有找到，聽到的卻是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了的消息。”這同樣令人生疑。因為，這位吳福壽不是一個普通的、沒有見過世面的小土店主。據劉曉農先生《揭開“楊開慧犧牲後毛賀成婚”的歷史謎團》一文披露，吳福壽“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青少年時讀過私塾，寫得一手好毛筆字。他從18歲起投師學徒打銀子，成了一名行藝四鄉的銀匠。後在茅坪借親戚謝池香的房子開設了一間小伙鋪兼銀匠店，掛出了‘吳義盛號’的招牌。”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的工農革命軍來到茅坪後，多次到過“吳義盛號”，與吳福壽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而且，“由於吳福壽的社會閱歷甚廣，善於外出打探消息，因此成為袁文才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員，多次以銀匠的職業為掩護，到酃縣、茶陵一帶打探敵情。”
　　如此一個“社會閱歷甚廣，善於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員”，又有銀匠職業這個身份作掩護，走村串戶到板倉找到楊開慧，傳遞毛澤東對她的摯愛和思念之情，並非難事。筆者曾專程從長沙到板倉參觀楊開慧故居，拜謁楊開慧墓塋，深知楊家在板倉的名望，只要吳福壽到板倉，完全可能打探清楚楊開慧的近況。然而，吳福壽沒有打聽到楊開慧的真實情況，卻打聽到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的虛假消息。
　　筆者要問：一、楊開慧在板倉，吳福壽究竟去沒有去板倉？如果去了，為什麼不去楊家見楊開慧？如果沒有去板倉，為什麼不去？二、吳福壽是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聽什麼人說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了的？像毛澤東這樣的“共黨”著名人物，其夫人被擒獲並處死，在他們看來是天大的功勞，必定是要在報紙上大肆宣揚的，吳福壽為什麼拿不出任何的證據呢？三、吳福壽回到井岡山向毛澤東匯報說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由於心虛，他還說了一句：“毛委員，不要太難過了，也許是我打探得不准”。作為一個“社會閱歷甚廣，善於外出打探消息”的“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員”，竟然說出“也許是我打探得不准”這樣模稜兩可、不負責任的話，這難道是開玩笑嗎？毛澤東怎麼能對這樣極不確切、極不負責的虛假消息不加盤問，輕率地信以為真呢？這樣的說辭，違背常理，不能自圓其說，令人難以置信。
　　其實，當時，對夫君非常忠貞的楊開慧正在板倉對毛澤東朝思暮想，望眼欲穿，並在詩中牽掛毛澤東“孤眠誰愛護，是否亦悽苦”。據《文匯讀書周報》2012年3月30日轉載金振林原題為《楊開慧對毛澤東的忠與愛》一文披露，1990年再度修繕楊開慧的臥室時，在室外屋檐下發現楊開慧就義前1930年1月28日寫的手跡，其中不僅表達了楊開慧對毛澤東一往情深的忠貞和思念，也流露出楊開慧對毛澤東的猜測和疑慮，甚至寫下“他丟棄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丟棄我了”的血淚之言。在1929年12月26日毛澤東36歲生日時，楊開慧下了麵條，遙祝毛澤東平安健康。但在桐油燈下寫的散記中仍流露了“天哪，我總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屬我不屬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罷”的話。足見楊開慧對毛澤東的忠貞和疑慮。然而此時，毛澤東與賀子珍早已舉行婚禮一年多了！
　　有關資料顯示，1930年12月，毛澤東在江西吉水縣木口村，當從報紙上驚悉楊開慧殉難的噩耗時，十分哀痛。他當即寄去30塊光洋和一封信給楊開智，並說：“開慧之死，百身莫贖。”隨後，板倉人遵照毛澤東的囑託，給楊開慧修墓立碑。這是毛澤東獲悉真實消息後的真實感情和真實表現，與聽了吳福壽虛假匯報後的表現完全不同。一真一假，兩相對比，吳福壽茅坪匯報的謊言昭然若揭！
　　所以，對吳福壽在楊開慧健在時毫無根據地說“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我認為，這種說法，如果不是道聽途說，就是他的刻意編造。對這樣的彌天大謊，任何具有正常思維的人都不會輕易相信，而李慎明等人卻不加思考，信以為真，並據此對不同意見無限上綱，橫加污衊，這種態度和做法實不足取！
 
　　袁文才不希望毛澤東在井岡山“安家落戶”
 
　　《李文》在“從井岡山武裝力量的特殊性分析”一節中引用陳晉的話說：“1928年，在井岡山，當袁文才、王佐同志聽說楊開慧同志犧牲後，他們即對毛主席說，毛委員，你們紅軍要在井岡山安家落戶，你必須要有個‘壓寨夫人’，這個‘壓寨夫人’就是我們的乾妹子——賀子珍。這樣我們才能放心，不擔心你們耍弄我們。”
　　所謂“壓寨夫人”，這是一句江湖話，用在共產黨領袖身上甚為滑稽。袁文才、王佐當時是否說了這樣的話，有待研究。筆者認為，毛澤東是1927年10月到達井岡山寧岡縣茅坪的，袁文才、王佐怎麼可能剛見面就給不熟悉、不了解的毛澤東作媒人，把不到20歲的賀子珍介紹給三十四五歲的毛澤東做“壓寨夫人”呢？《李文》引用這段話，是要說明袁文才、王佐力勸剛到井岡山的毛澤東“必須要有個‘壓寨夫人’”，其目的是想用“壓寨夫人”牽住毛澤東，使毛澤東率領的紅軍“在井岡山安家落戶”。
　　史實並非如此。
　　當時，作為地方軍事勢力首領的袁文才等人出於種種顧慮，對毛澤東到井岡山，內心深處並不十分歡迎，有不久前新發現的袁文才致毛澤東的一封信為證：
 
　　毛委員：
　　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
　　敬禮
　　袁文才叩首
 
　　這封信的意思是說：我們這個地方民眾貧窮，土地瘠薄，猶如一汪淺水池容不下巨鯨，一片小林無法讓大鵬棲息一樣。貴軍為了革命事業縱橫馳騁，應當另外選擇更好的地方才能大展宏圖。顯然，袁文才這封信的實質是婉言拒絕，不希望毛澤東的隊伍在井岡山常駐。那種說袁文才、王佐欲將賀子珍介紹給毛澤東以拴住毛澤東在井岡山“安家落戶”的說法不攻自破。
　　1930年2月23日凌晨，袁文才、王佐雙雙被冤殺，用李慎明的話說，“1930年2月仍在井岡山留守的袁文才、王佐被其他領導同志所錯殺”！
 
　　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婚一年多後還要與“開慧和岸英”通訊
 
　　《李文》在“從1929年11月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中分析”一節中說：“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從福建長汀給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寫了一信：‘多久不和你通訊了，陳毅同志來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訊處。聞說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引自《毛澤東年譜(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第290—291頁。《尋蹤毛澤民》第124頁刊印的毛澤東此信手跡，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
　　毛澤東給李立三的信至少說明，寫信時毛澤東認為楊開慧活着（事實上也確實活着），所以才焦急地詢問楊開慧母子的情況，急欲跟妻兒取得聯繫。在這裡，請讀者朋友注意，毛澤東從福建長汀給李立三寫信的時間是1929年11月28日。此時，毛澤東已與賀子珍結婚一年多時間了。如果毛澤東確信吳福壽關於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的謊言，那麼，他怎麼還會在與賀子珍結婚一年多後還給李立三寫信要與楊開慧母子通訊聯繫呢？我說吳福壽打聽到“楊開慧已被敵人殺害”之說是彌天大謊，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從福建長汀給李立三寫的這封信又是一個有力的佐證，任何故弄玄虛、東拉西扯、刻意掩飾和歪曲歷史真相的虛言偽詞都不攻自破！
 
　　對“戚本禹向周恩來詢問”毛賀聯姻一事的質疑
 
　　《李文》在“從戚本禹就此事請教周恩來的回憶分析”一節中說：“1994年，海外出版了國外相關情報機構刻意編造的。此所謂回憶錄，竭盡造謠污衊之能事，刻意從個人私生活角度攻擊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筆者認為，戚本禹在‘文革’中是罪人，但是在此事上卻為毛澤東講了公道話。香港《明報月刊》1996年6月號上發表《戚本禹批判李志綏的回憶錄》，一萬多字的問答錄把李志綏厚厚的一本書，批得淋漓盡致。戚本禹在其中說：‘在私生活的問題上，可以指責毛澤東的不是李志綏所編造的那一大堆謊言，而是他在井岡山上同賀子珍的婚姻，因為毛賀聯姻時，毛澤東與楊開慧婚約仍然存在。說實話，一九六六年夏天我曾向周恩來詢問過這一段歷史，周恩來的答覆是，當時井岡山的人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朱德將軍也有過類似的情況(指伍若蘭仍在獄中，誤以為犧牲，朱德與康克清結婚——筆者注)，當時中央對這些問題已有過解釋。”
 　　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回憶錄》一書，我沒有讀過，不能妄加評論。至於被李慎明捧上天的《戚本禹批判李志綏的回憶錄》，我也沒有讀過，也不能妄加評論。不過，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根據戚本禹的說法，“李志綏原是北京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我一九五O年進中南海時，他負責給中南海的幹部、工人看病。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洋醫生’，醫術要比當時從解放軍訓練出來的土醫生高，加上他看病認真負責，而且能講出個道理來，所以大家都願意找他看病，由此有了名聲，並被選為工作模範。”戚本禹還說李志綏“給當時中南海的警衛局長汪東興看病看得也不錯，汪東興喜歡他，遂被介紹到毛澤東那裡參加保健工作。開始沒有名義，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整風運動前才正式出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
　　就憑戚本禹本人所言，至少說明：一、李志綏醫術較高，而且“看病認真負責”，曾被“選為工作模範”；二、李志綏是中央警衛局長汪東興“介紹到毛澤東那裡參加保健工作”並在此後“正式出任毛澤東的保健大夫”的；三、李志綏在中南海工作比戚本禹進中南海早，戚本禹進中南海時，李志綏早已是“中南海門診部的醫生”了。這樣說來，李志綏這個人又能壞到哪裡去呢？
　　況且，1968年1月，戚本禹被關押之後，李志綏繼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8年多時間，直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由此可見，李志綏進中南海比戚本禹早，出中南海比戚本禹晚，在中南海和毛澤東身邊工作比戚本禹的時間長。應該說，對毛澤東晚年情況的了解，李志綏比戚本禹知道的要多得多。
　　再之，到中南海當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當的，不知要經過多麼嚴格的審查，而且必須經過毛澤東本人的同意才行。如果李志綏是個壞人，他怎麼能在英明領袖身邊工作這麼多年呢？戚本禹把李志綏說得那麼壞，那麼不堪，這不是對毛澤東偉大、英明的否定和損害嗎？
　　李慎明極度讚賞戚本禹，吹噓戚本禹“一萬多字的問答錄把李志綏厚厚的一本書，批得淋漓盡致”，還說戚本禹“為毛澤東講了公道話”云云。在李慎明的眼中，戚本禹無比高尚，李志綏極端卑劣。是這樣的嗎？歷史是最公正的判官，
　　人所共知，戚本禹在文革早期就喪心病狂地製造冤案，羅織罪狀，誣陷無辜，殘害忠良。1983年12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1983）中刑字第629號戚本禹的刑事判決書宣判：
 
　　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實如下：
　　一、煽動迫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德、副委員長彭真，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陶鑄、賀龍、陸定一、羅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德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楊尙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煽動“切不要對他們發善心”，對他們進行人身迫害，誣陷朱德是“黑司令”，指使造反派韓愛晶、王大賓等對彭德懷“進行批鬥迫害，致使彭德懷被打斷肋骨，造成重傷。”
　　二、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萬里、陳克寒、趙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礦業學院群眾大會上誣陷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是“彭真死黨”，並煽動他們“要集中炮轟，狠狠地打擊”。在戚本禹的煽動下，北京礦業學院和煤炭工業部某些人連續對張霖之進行毒打、折磨。張霖之被迫害致死。”
　　三、策動聚眾“打砸搶”，“砸毀孔廟、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國家財產遭到嚴重毀壞。”
　　本庭經過法庭調查和辯論，對各種證據74件進行了調查。大量的書證和證人證言充分證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足以認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認了大部分犯罪事實，但不承認犯反革命罪。
　　本庭認為，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參與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犯罪活動，煽動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誣陷煤炭工業部和北京市委的領導人，策動聚眾“打砸搶”，已構成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根據刑法規定，依法判處“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由於戚本禹的煽動，國家主席劉少奇和朱德、鄧小平、陶鑄、賀龍、彭德懷等開國元勛遭到殘酷的迫害，不少人蒙冤而死。近半個世紀過去了，戚本禹不僅沒有絲毫的反省和懺悔，反而厚顏無恥地美化自己，吹噓文革，對這樣的歷史醜類，作為高級幹部的李慎明居然極力吹捧、美化，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至於戚本禹自稱一九六六年夏天曾向周恩來詢問過此事以及所謂周恩來的答覆是否屬實的問題，筆者認為，現在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證實確有此事。退一百步說，即使周恩來說了當時聽說“楊開慧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了”，也是來自於吳福壽在井岡山散布的謊言。
　　周恩來早已作古，他不可能出來證實此事的真偽了。但是，戚本禹這個人連國家主席都敢誣陷，他的話何足為信？！
 
　　向李慎明先生進一言
 
　　關於毛澤東與賀子珍在井岡山的聯姻問題，事情本身並不複雜，關鍵是有些人總是故弄玄虛、東拉西扯、刻意掩飾，結果欲蓋彌彰，越描越黑，在客觀上造成對毛澤東更大的傷害，實質上給毛澤東幫了倒忙。這也許是李慎明始料未及的吧。
　　就井岡山毛賀結婚時毛澤東是否知道楊開慧已死問題，正常情況下，無論是肯定或否定，都可以充分發表意見，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通過交流和辯論，達成共識。這樣才是正確的做法。但是，李慎明不是這樣，他過度敏感，總是三番五次地無限上綱，說什麼“國內外一些媒體在資本的操縱下，集中力量非議特別是誣衊攻擊毛澤東”，聲稱要“專門組織力量，有選擇地、有理有據清理回答人們心頭的疑問，特別是回應別有用心人的肆意造謠和攻擊”。請問李慎明先生，你是毛澤東的全權代表嗎？與你的意見不同就是“誣衊攻擊毛澤東”？就是“別有用心”、“肆意造謠”？再之，“專門組織力量”是什麼意思？想要文革的鬧劇和悲劇重演嗎？
　　李慎明還說什麼“在現在有的小報小刊上，特別是互聯網上經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組織地藉此詰難甚至攻擊毛主席他老人家”等等。請問李慎明先生，你所指的“小報小刊”都是哪些？既然有“小報小刊”，必然要有大報大刊，那麼大報大刊與小報小刊的判定標準是什麼？你發表大作的《中國社會科學報》每周一、三、五出版，算是大報還是小報呢？
　　李慎明還突出點出“特別是互聯網上經常看到有人甚至有組織地藉此詰難甚至攻擊毛主席他老人家”，請問，群眾發表在小報小刊和互聯網上的文章都是“有組織地”、“別有用心”的“肆意造謠和攻擊”嗎？我寫這篇與你商榷的文章，是誰“組織”的？是受什麼“資本的操縱”？在“小報小刊和互聯網這樣的公眾平台上發表的意見尚且受到李慎明的如此蔑視，那麼平頭百姓的個人意見不是更沒有資格進入李慎明先生的法眼嗎？
　　十八大後，黨中央號召和部署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要求各級領導幹部深入群眾，聽取群眾意見，你李慎明就是這樣對待群眾意見的嗎？
　　李慎明先生，你是黨的高級幹部，應該具有高級幹部應有的見識、水平和胸懷，不要擺着唯我獨革的架勢，動輒揮舞大棒唬人。魯迅先生曾經深刻地指出，“首先應該掃蕩的，倒是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他還說：“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是無藥可醫，於中國也不但毫無用處，而且還有害處的。”謹以魯迅先生之名言與李慎明先生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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