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下属刊物《红旗文稿》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的文章“大跃进饿死3600万是大谬误“（以下简称《谬误》，见下面链接），企图否定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引起的三年大饥荒造成千万老百姓被饿死的罪行，为中共政权开脱罪责。

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有没有饿死人？这点我想没人否认。现在争论的焦点是这三年大饥荒期间究竟饿死了少人？通常的说法是3000万，但也有说高于3000万（如4000万）的，或说低于3000万（如2000万）的。当然也有说只饿死几百万甚至几十万的。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作者杨继绳），则认为饿死3600万。这个数字与通常的说法相差不大。但由于《墓碑》作者所引用的数据可能有些争议，《谬误》作者以为抓住了一根稻草，妄图以此来否定三年大饥荒造成千万老百姓饿死的事实。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谬误》中的一、两个例子（引文在［］里），用其作者提供（或认可）的数据，来估算一下三年大饥荒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从引文中可看到，当时凤阳农村的总人口335698人，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个数据应该是《谬误》作者认同的。那么所死亡的60245人中，有多少是正常死亡，多少是非正常死亡呢？这里我们不妨这样来估算一下。假定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是45年，且再假定当时人口是处于平衡状态（各年龄段大致均匀），则平均每年正常死亡人数大概是335698/45=7460人，两年加起来是14920人。那么非正常死亡人数则为60245-14920=45325。当时没有听说在闹瘟疫，也没有战争，而闹饥荒是没人否认的事实，那么这个非正常死亡，只能归结于是饥荒造成，即是饿死。如假定当时全国农村总人口4亿，那么从凤阳农村的总人口335698人推算，则全国两年共饿死人5400万左右（45325x400000000/335698=54006875）。当然这个数字有可能偏高，因为有的地方可能饥荒没有凤阳那么严重。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年均人口404.6万，死亡率为45.4‰，则1960年死亡人数为4046000x0.0454=183688。以上面同样的假定，则404.6万人口，一年的正常死亡人数大概为4046000/45=89911。那么非正常死亡人数（即饿死人数）为93777人。如推广到两年，则两年共饿死187554人。再以当时全国农村总人口4亿来算，那么根据常德地区当时年均人口为404.6万，则全国两年共饿死人1900万左右（187554x400000000/4046000=18542165）。当然这个数字也可能偏高，但更可能是偏低，因大饥荒持续三年，这里只算了两年。

《谬误》作者抓住3600万这个具体数字，就因其数据来源有些出入，就想以此来否定三年大饥荒期间千万老百姓饿死的事实。但我们已清楚看到，根据《谬误》作者所提供（或认可）的数据，人们不难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千万老百姓被饿死的结论。

链接：

中共机关刊奇文：大跃进饿死3600万是谬误

饿死36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