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體現了中國“最後貴族”的一種精神與堅守。

　　——羅志淵

　　鄭念原名姚念諼，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鄭念後來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

　　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選擇入台灣，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個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裡看報。檯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着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傭人端來用精緻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鄭念還保持着名媛的生活方式。

　　這家人的祖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因此，他們有着豐厚的家產，在國內外的銀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們才能在1966年的時候還保有那種生活方式——獨立的三層住宅，男女傭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她的存款就數以萬計。

　　然而，隨着文革的到來，鄭念的家庭如同許許多多家庭一樣陷入了可怕的災難中。先是家庭遭到紅衛兵的洗劫和摧毀，然後鄭念被捕入獄，獄外的女兒——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的鄭梅萍處境更糟，在與母親失去聯繫的情況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實上，這本書就是鄭念以劫後餘生的母親身份含淚寫來獻給自己心愛女兒的。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七年間，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飢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

　　在知識和道德上，她都壓倒了審訊人員，以至於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勝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分子：”這個落款了。

　　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這種要求只能讓專政人員感到好笑。他們當然永遠也不會理解這種堅持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然而這正是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之展現。她的英文自傳《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追述知識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轟動世界。

　　“文革”結束後鄭念成為統戰對象，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比如在內部商店購物。朱大可回憶：“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諼(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着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鄭念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雖然去美時已65歲，但鄭念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譯程乃珊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零距離接觸。已74歲的鄭念開着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着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髮，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嘆：“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着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在《上海生死劫》一書的結尾，鄭念這樣寫道。這本書在上世紀80年代剛出版時，曾一時風行全球，包括中國大陸地區。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與其它因素，似乎也逐漸淡出了公眾的視野，在中國大陸也再也沒有出版了。

　　而離開上海後，鄭念也再沒有回過中國。但是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祖國的關切。她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了美國的一所大學，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2009年11月，鄭念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享年9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