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際工人協會（也稱第一國際，或簡稱國際）的中文文獻幾乎全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1]一派的片面觀點、宣傳和記載，我在“國際工人協會的精神和基本原則”[2]中進行了一點最基本澄清，本文局限於就國際在西班牙成立時期馬克思派“總委員會”[3]與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4]的公案為中文讀者提供一些事實。

1872年9月在遠離國際和社會主義運動的海牙召開的由總委員會控制的[5]代表大會開除了巴枯寧等人，遭到國際的許多分部的抗議，導致了國際的分裂和瓦解。會後，馬克思、恩格斯起草、發布了《社會主義民主同盟和國際工人協會》[6]，除了政治上“徹底打擊了巴枯寧分子妄想在歐洲工人運動中稱霸的一切野心。作者根據大量的實際材料（這些材料在海牙代表大會上未能全部加以審閱）揭穿了巴枯寧分子為了力圖操縱整個國際、利用國際的影響和組織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施展的那些陰謀詭計和各種詐騙伎倆。這個著作總結了國際在理論上和組織上反對巴枯寧分子的鬥爭。”[7]也提供了一些可以參考的有意義的資料，看出馬恩給國際和社會主義運動帶來的危害。

“代表大會決定：1．把米哈伊爾·巴枯寧開除出國際，因為他是同盟的創建者，並且品行不良[8]；2．開除同盟盟員詹姆斯·吉約姆；…我們面對着的是一個戴着最極端的無政府主義的假面具的，目的是要打擊那些不接受它的教條和領導的革命者而不是要打擊各國現存政府的團體。這個由其一個資產階級代表大會的少數派建立的團體，混入了工人階級國際組織的隊伍，企圖先奪取這個組織的領導權，如果這個計劃不能實現，就力圖破壞這個組織。這個團體橫蠻無禮地用它自己的宗派主義綱領和自己的狹隘思想來偷換我們協會的廣泛的綱領和偉大的意向：它在國際各個公開存在的支部內部組織自己的秘密的小支部，這些秘密小支部服從統一的命令，因此往往能通過事先商妥的一致行動來操縱國際的支部；它在自己的報紙上公開攻擊一切不願意屈從它的意志的人；並且，用它自己的原話來說就是，在我們的隊伍中挑起了一場公開的戰爭。這個團體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擇任何手段，不顧任何信義；造謠、誣衊、恫嚇、暗殺——所有這一切同樣都是它慣用的伎倆。…意大利議員法奈利…的例子，都表明教皇[9]在這方面是多麼富有諒解精神……他所指的國家，包括任何政權，不管是革命的政權還是反動的政權，… 同盟則本末倒置，它宣布在無產階級隊伍中實行無政府狀態，是摧毀集中在剝削者手中的強大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最可靠的手段。它以此為藉口，竟要求國際在舊世界正力圖置國際於死地的時候，用無政府狀態來代替自己的組織。”

馬恩污衊同盟為“資產階級代表”、強調法奈利Giuseppe Fanelli短暫的“意大利議員”身份，大概是他們自己、特別是恩格斯的“跨國資本家”身份在作崇。其實，正如社會主義在歐洲的興起吸引了包括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樣，社會主義的主要領袖人物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正好說明了社會主義的廣泛價值和意義，而社會主義的進一步成功需要包容而不是排斥非勞工階級。法奈利本人18歲就參加統一意大利的解放運動，也參加了直接促成國際成立的1863年波蘭起義[10]，“對法奈利來說，革命就是一種生活，而不是遙遠的理論目標。他的[只有49年的]生命後期就是在鐵路上度過的：白天到村莊組織社會革命，晚上在列車上過夜。”[11]當然，他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功績就是受巴枯寧委託到西班牙點燃了安那祺主義烈火：“熱烈、打動人心，…他帶動了把西班牙建成為歐洲最有影響的安那祺運動、為社會鬥爭準備得最充分的一代人”[12]。直接受法奈利引導參加運動的西班牙安那祺主義領導者羅倫佐在其著名的關於西班牙第一國際的歷史中記載道：“法奈利高大、善良，表情嚴肅，長着厚厚的黑色鬍鬚和黑色的大眼睛，憎愛分明，或像閃電或親切同情。他的聲音像金屬振耳，很容易適用於他在說的什麼，迅速傳達出對暴君和剝削者的憤怒，以及對受壓迫者的痛苦、遺憾的安慰。即使自己沒有遭受痛苦的人，也通過他的無私喜悅的情感和對和平與博愛的極端革命思想而接受了他。他用法語和意大利語交談，但我們都隨着他的表情模仿理解他的講話。”[13]

馬恩提道：1868年“12月22日，總委員會…拒絕接受同盟入會。幾個月以後，同盟又寫信給總委員會，問它是否承認同盟的原則。如果得到的答覆是肯定的，同盟就聲明它準備解散自己的組織，把自己改組為國際的普通支部。總委員會於1869年3月9日…回信說，…如果把‘各階級的平等’改成‘消滅階級’的話，要使同盟的支部成為國際的支部，將不會有什麼障礙。”在這段期間，到達西班牙的法奈利與日內瓦的巴枯寧和倫敦的總委員會都沒有可能聯繫，不知道這些進展。他以為總委員會一開始就接受了同盟加入國際、也不知道同盟為了加入國際必須解散，所以就把同盟和國際作為一體介紹給任何願意聽他宣傳的西班牙朋友[14]。法奈利建立了國際的西班牙分部，而這個分部是建立在巴枯寧和同盟的安那祺主義精神基礎上的[15]。除了上述提到的他和西班牙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安那祺主義就是國際的精神這個原因外，他當時手上只有巴枯寧給他的同盟的綱領文件，而這個綱領文件的要點(廢除階級，兩性平等，出生時權利/機會平等，不承認任何形式的國家，拒絕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無神論)[16]符合國際成立時宣言和章程（勞工各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勞工各階級自己去爭取，勞工各階級的解放鬥爭不是要爭得階級特權和壟斷地位，而是要爭得人人平等的權利和義務，並廢除所有的階級統治；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17]）[18]，所以應該讚揚法奈利忠實於國際的精神。法奈利完成了如此巨大的使命，後來卻再也不願與巴枯寧聯繫，主要是因為巴枯寧和幾個朋友沒有提供許願過的資助，讓他這個“意大利議員”數度陷入一貧如洗、斯文掃地的地步。[19]作為一個革命實踐者，他當然沒有精力和興趣為自己辯護，這多少也帶來了馬克思派對他的污衊的流傳。

而西班牙的社會主義新信徒，正如Rafael Farge Pellicer 1869年8月1日給巴枯寧的信所示：“下一個周日的會議上，我將告訴國際巴塞羅那支部的朋友們你的信和希望，讓更加民主和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加入同盟。至於我自己，我完全接受你送給我的小冊子上的每一句話。”[20]馬恩此文也確認道：“像通常一樣同時也是國際的代表的那些同盟代表，在伊比利安半島上最後成立了自己的秘密團體組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認為，同盟的綱領和國際的綱領是一樣的，這個秘密組織到處都存在，加入這個組織似乎是一種義務，同盟努力使國際進一步發展而不是使國際從屬於自己，所以他們大多數人決定，應當讓聯合會委員會全體委員參加同盟的親信組織。”那麼，又何必指責“這個協會容忍有一個由資產者組成的秘密團體在自己內部存在並服從它的領導”呢？

與從來沒有失去過自由的馬恩不同，巴枯寧從自身的俄國牢獄/逃亡經歷，體會到共濟會等宗教秘密組織對革命的價值，意識到“有必要在構成生活本身和革命的全部毅力的人民的無政府狀態中使革命思想和行動的統一有某種機關作為自己的體現。這種機關應當是秘密的、世界性的國際兄弟聯盟。…這個聯盟的出發點是這樣一種信念，即革命永遠是既不能由個人也不能由秘密團體來進行。革命由事物的力量、事變和事實的進程所引起，它好像是自然而然地進行的。革命都是在人民群眾本能意識的深處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然後才爆發出來的……組織得很好的秘密團體所能做的一切，首先就是在群眾中傳播與群眾的本能相一致的思想，以幫助革命的誕生，並且組織——不是組織革命的軍隊，革命的軍隊始終應當是人民〈炮灰〉——革命的總參謀部，由忠誠的、堅毅的、聰明的，主要地是真誠的，而不是沽名釣譽的人，由有能力作為革命思想〈由他們壟斷了的〉和人民本能之間的中介的人民之友組成”[21]。當然，具體在實踐上，任何秘密組織都不免帶有惡跡，巴枯寧也不免被人指責，但西班牙的社會主義者們面臨政府的屢次鎮壓，被迫轉入地下，比沒有經歷過鎮壓的馬恩等人知道如何在秘密鬥爭中保持革命的原則。

 實際上，正如Casas所說：“巴枯寧和他的朋友們所屬的日內瓦同盟不是一個有正式決議和規定要求各國成員遵守的國際組織。它不是一個強制和權威的團體，不可能如此，因為它不是一個正式的組織。同盟試圖在不同的國家的活躍和有幹勁的成員中建立一種聯繫，得以在各國根據當地的情況和革命運動轉換社會秩序。西班牙的民主同盟完全由當地的情況促發，獨立行動。巴枯寧與朋友們的各種信件（當然不如馬克思和他的朋友們那樣頻繁）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基於交換意見、勸告和解釋的想法，從來沒有指令的意圖，因為那不符合巴枯寧的方式，也不會被他的朋友們接受”[22]。Pellicer等正是在這樣的精神下接受巴枯寧的意見和方式的[23]。馬恩也承認說：“ 聯合會委員會表示贊同這封信，這說明當時瑞士中心在西班牙的影響是多麼微弱。” 這說明巴枯寧沒有“教皇”的能力遠程遙控西班牙，而是西班牙的廣大社會主義者自然地把安那祺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作為國際的理想接受的。馬恩為了排除巴枯寧，把巴枯寧在西班牙的實際作用抬得太高了。正如馬恩此文也引用的那樣[24]，巴枯寧本人還沒有轉變為完全的安那祺主義者，只是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的“朋友”，不多不少。

馬恩進一步指責：“2月24日，拉法爾（拉斐爾·法爾加在同盟中的化名）向同盟馬德里支部報告說：‘必須剷除總委員會的反動影響和權威主義的傾向。’…於是教會紀律便開始粉碎反對承認教皇永無謬誤的最後嘗試。… 由於同盟施展各種詭詐伎倆，這個委員會被遷往瓦倫西亞。…從這個時候起，聯合會委員會便連靈魂帶肉體都被出賣給同盟了。” 實際上，所謂社會民主同盟西班牙分部或同盟馬德里支部這樣的組織根本就不存在，因為在西班牙迅速激進化、國際的組織急速擴展的過程中，那些接受同盟思想的人不知道如何組織同盟的分部，也根本沒有必要組織同盟的分部，而是迫不及待地投入建立國際的各級支部的鬥爭中了。“目標是國際（的建設）。同盟在西班牙沒有當地、區域或全國的組織結構，只是一些聯絡小組。沒有任何小組之間聯絡的紀錄。把全國分散的小組連接起來的理想就是安那祺主義”[25]。

 除了西班牙，代表國際多數成員的瑞士（汝拉聯盟）、比利時、意大利等支部也接受安那祺主義，所以在有代表性的國際1869年巴塞爾大會上，由德國工人Eccarius宣讀的巴枯寧提案得到代表的壓倒性支持。把國際視為個人工具的馬克思害怕起來，私下裡對恩格斯透露：“這個俄國佬想變成國際的主人。他不老實的話就要被開除”[26]。本身還沒有資格與會的恩格斯1869年7月30日致馬克思：“十分清楚，肥胖的巴枯寧隱藏在幕後。如果這個該死的俄國人真想用陰謀手段竊取工人運動的領導，那末現在該是好好教訓他的時候了，該是提出一個泛斯拉夫主義者究竟能否成為國際工人協會會員的問題的時候了。這傢伙很容易被捉住。”在1871年實際上只是總委員會擴大會議[27]的倫敦會議上[28]，除了總委員會的13個代表，只有6個比利時代表、2個馬克思派的瑞士代表、一個西班牙代表（羅倫佐）與會，汝拉聯盟、意大利分部和巴枯寧本人沒有被邀，馬克思突然拿出違背國際原則（勞工各階級的經濟解放是偉大目標，而作為一種手段的一切政治運動都必須服從於這個偉大目標）的所謂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九號提案和譴責巴枯寧的問題，作為國際代表大會投票通過。這是不同於國際和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正式成立。為此，意大利的國際分部就發布聲明：“鑑於：倫敦代表會議企圖用自己的第九項決議把作為德國共產黨理論的權威主義學說強加於整個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是這種做法的鼓舞者和維護者；權威共產主義者的學說是對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感情的否定；總委員會為了把自己特殊的權威共產主義學說強加於整個國際工人協會這個唯一目的，使用了像誣衊和欺騙這樣一些最不體面的手法；總委員會的反動精神引起了比利時人、法國人、西班牙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一部分瑞士人的革命義憤，以致有人建議撤銷總委員會並且修改共同章程；總委員會在海牙這個離開這些革命國家最遠的地點召開全協會代表大會並不是偶然的。”

巴黎公社失敗後無法在法國生活的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被派到西班牙來推行馬克思主義，最終與其他8人被西班牙國際分部Spanish Regional Federation (FRE)委員會開除。“…在此以後，被開除的人成立了‘新聯合會’，並要求委員會承認它，但是委員會以支部自治為根據，堅決拒絕了它這個要求。於是，新馬德里聯合會便訴諸總委員會，總委員會…接受了它。海牙全協會代表大會同意了這個決定並且一致承認新馬德里聯合會代表[29]的代表資格證是有效的。” 馬克思派的（倫敦）總委員會把代表5-7萬左右會員的西班牙聯合會委員會[30]排斥在外，讓只有9名西班牙成員的“新馬德里聯合會”成為國際的西班牙分部，讓拉法格作為國際的西班牙代表出席海牙代表大會，連國際的規則也不管了。總委員會如此專橫對待不同意見的會員，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除了被總委員會“開除”，還有什麼別的命運呢？感謝馬恩在此為我們留下了國際成員們對他們的批判：“代表資格證〈總委員會委員的〉看做是個人的私產，而倫敦對他們來說則是我們協會的永久的首都……一些人甚至到了這種地步……他們想確保他們的特殊綱領、他們自己的學說在國際內的統治地位……作為唯一在協會中具有公民權的正式理論……於是便慢慢地形成了一種正統思想，其中心是倫敦，其代表人物是總委員會的委員們”。

完全依靠拉法格、Utine提供的情報對西班牙國際、包括對其領導者莫拉哥展開誹謗：“新馬德里聯合會有充分的根據說，同盟是用國際會員的錢派自己的代表去海牙的。除了這一切以外，同盟分子的聯合會委員會根本沒有繳納應該上繳給總委員會的會費。… 莫拉哥——小鋪老闆、小酒館的常客，他依靠自己妻子和幫工們的勞動保持自己的職業賭徒的自治。當聯合會委員會流亡里斯本的時候，他從委員會委員的崗位上開了小差，並且建議把國際的文件拋入海中。當薩加斯塔宣布國際為非法的時候，莫拉哥再次從馬德里地方委員會委員的崗位上開了小差，到同盟的港灣里躲避風暴去了。同盟沒有基督，卻有很多的聖彼得。”怪不得Nettlau總結道：“這個1873年小冊子的幾乎每一句都是虛偽和偏見。…雖然表面上是1872年海牙大會任命的一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讓我們看到了製造這個小冊子的憎恨、浮誇和淺薄的環境”[31]。

但廣大國際會員對海牙大會的抵制超出了馬恩的想象。失去理智的馬恩判決道：“在海牙代表大會的最後一次會議上，屬於少數派的14名代表提出了一個抗議已經通過的各項決議的聲明。…汝拉人和西班牙人在布魯塞爾同比利時人就共同反對新的總委員會一事的基本原則達成協議以後，便到瑞士聖伊米耶參加由同盟依靠它在里米尼的婁羅們的幫助召開的反權威主義代表大會去了。汝拉聯合會的代表大會在這個代表大會以前就召開了，它否決了海牙的各項決議，其中包括關於開除巴枯寧和吉約姆的決議。因此，該聯合會被總委員會暫時開除。在反權威主義代表大會上，…他們宣稱，他們堅決反對海牙代表大會的一切決議，絕不承認海牙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新總委員會的權力。…於是，國際內部便宣告分裂。…西班牙同盟的四位艾蒙之子回到西班牙以後，發表了一篇充滿了對海牙代表大會的誹謗和對聖伊米耶代表大會的頌揚的宣言。…西班牙聯合會失去了領導，其聯合會委員會被一個簡單的通訊統計委員會所取代了，甚至連把西班牙各組織的會費轉交給總委員會的職權也被取消了；最後，他們終於否決了海牙決議，加入了聖伊米耶公約，同國際決裂了。…比利時人與西班牙人同時召開了自己的代表大會，也否決了海牙決議。總委員會以1873年1月26日的決議對他們以及西班牙的分裂分子做了回答。…宣布：參加了上述布魯塞爾、哥多瓦和倫敦的代表大會和會議或者承認它們的各項決議的一切全國性或地方性聯合會、支部和個人，已經自己把自己置於國際工人協會的隊伍之外，並且不再是協會的會員。”國際的多數成員被他們控制的“總委員會”以國際的名義一一開除了。而開除了大多數會員的國際除了自我解散外，還有什麼別的出路呢？

除了這本小冊子，恩格斯的“行動中的巴枯寧主義者---關於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義的札記”[32]也同樣利用“新馬德里聯合會”，重複對西班牙安那祺主義者的無端攻擊，發揮不着邊際的想象。

“海牙委員會新近公布的關於米哈伊爾•巴枯寧的秘密同盟的報告…向全世界工人揭露了一些自命不凡的天才人物的陰謀詭計、欺騙勾當和空談，他們企圖用這種種手段使無產階級運動為他們的狂妄野心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務。…在西班牙，當國際發生分裂時，秘密同盟的盟員是占優勢的；大多數西班牙工人都跟着他們走。當1873年2月間共和國宣告成立的時候，西班牙的同盟分子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尷尬的境地。 …巴枯寧派的首領們完全張皇失措了。…我們從上面提到的馬德里的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些人拋棄了海牙代表大會關於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的決議，踐踏了國際的章程，從而引起了西班牙國際隊伍的分裂、內部鬥爭和混亂；這些人厚顏無恥地在工人眼中把我們描繪成借工人階級奪取統治之名而行自己爭奪權力之實的貪功圖名的鑽營之徒；這些人自命為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革命者等等，正是這些人這一次卻熱心地投身於政治，而且是投身於最糟糕的、資產階級的政治。’...

我們全部研究的結果是什麼呢？1．巴枯寧主義者一遇到嚴重的革命形勢，就不得不拋棄自己以前的全部綱領。首先，他們犧牲了自己的必須放棄政治活動、特別是放棄參加選舉的學說。其次，關於無政府狀態、消滅國家的學說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他們不是消滅國家，相反地，而是試圖建立許多新的小國家。接着，他們把工人不應當參加不以無產階級的立即完全解放為目的的任何革命這一原則拋棄了，他們自己參加了顯然是純資產階級的運動。最後，他們踐踏了他們自己剛剛宣布的原則：成立革命政府無非是對工人階級的一種新的欺騙和新的背叛，——他們破壞了這個原則，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員會的會議，同時他們差不多到處都是被資產階級先生們駕馭、在政治上被他們利用的軟弱無力的少數派。2．但是，這種背棄以前宣傳的原則的行為，是以最怯懦、最虛偽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來的，所以無論是巴枯寧主義者自己或者是受他們領導的群眾，都是在沒有任何綱領或者根本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做什麼的情況下投入了運動。這種情況的自然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巴枯寧主義者或者是阻礙了一切運動，如在巴塞羅納那樣，或者是參加了零散的、沒有計劃的、荒唐的起義，如在亞爾科和桑盧卡爾－德－巴臘梅達那樣；或者是讓起義的領導權落入不妥協派資產者手中，如在大多數起義中那樣。可見，一旦要採取實際行動，巴枯寧主義者的極端革命的叫喊，不是變為安撫，就是變為一開始就沒有前途的起義，或者變為同極其可恥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並用拳腳來對待工人的資產階級政黨的合流。3．所謂的[33]無政府狀態、獨立小組的自由聯合等原則的唯一結果，只能是無限制地和荒謬地分散革命的鬥爭力量，讓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幾乎沒有遇到抵抗就把各個城市一一征服。4．這一切不僅使組織良好和人數眾多的國際（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協派一起復滅，現在實際上已不存在，而且還使人們把許多虛構的暴行歸咎於它，沒有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簡直是無法想像工人起義的。因此，要在西班牙無產階級中間建立起新的國際組織，在若干年內也許是不可能的。5．總而言之，巴枯寧主義者在西班牙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不應當如何進行革命的絕好的例子。”

相反，正是徹底擺脫了馬克思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者，在經歷屢次政府鎮壓後反而發展壯大。特別在1936年7月18日，力挽狂瀾、拯救共和，堅持抗戰，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為蘇聯等反抗法西斯聯盟最終勝利贏得了寶貴的3年時間，才真正體現了國際的精神，是國際的真正傳人。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3月1日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