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叔叔接着说：“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虽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骂起人来，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父亲曾把耀邦叔叔骂得“狗血喷头”

　　那是我到北京的第三天，找到了中学同学贝璐瑛，她带我去宋一平叔叔家。宋一平叔叔建国后是团中央的领导，曾与胡耀邦共事多年。热心的宋叔叔听了我父亲的情况后，问我：“你爸爸跟耀邦同志很熟吧?”我正犹豫着怎么回答，他接着就说：“我带你们去耀邦同志那里!”

　　说实在的，当时要我去见耀邦叔叔，我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我知道耀邦叔叔虽然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但他的问题还“挂着”。而且我知道耀邦叔叔与父亲的私交并不算好，在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是一件在党内、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中人人皆知的事。

　　晚饭后，在宋一平叔叔的热心引领下，我和贝璐瑛走进了富强胡同一座陈旧的四合院——耀邦叔叔的家。在这之前，我仅见过耀邦叔叔一次。那是1962年，他由团中央第一书记任上代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在长沙，父亲曾带我去看过他，说不清为什么，那时我对耀邦叔叔的印象就特别深，也许因为他的个子小，也许因为他特别活跃，也许是因为他那独有的气质和魅力。

　　那天见到耀邦叔叔，再次给了我深刻印象：他面对着门坐在一张藤椅上，且手舞足蹈地比划，与客人说着什么。尚未进门，宋叔叔大声地说“耀邦同志我帮你带来两个小客人”，接着介绍我们：“这位是吴自立同志的孩子吴东征”，“这位是龙潜同志的孩子贝璐瑛”。耀邦叔叔从藤椅中站起来，热情地握着我的手问道：“自立同志还好吧!”

　　落座后，我打量一下这间屋子，大概也就10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写字台，几把椅子。我们进屋前已有两三人在此，于是我就坐在床上。耀邦叔叔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介绍了我父亲的许多情况和轶事：打仗勇敢、立过很多战功、老资格等。

　　说着说着，耀邦叔叔突然问我：“在延安高级干部会上，你爸爸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你知道吗?”我颇有些尴尬地回答：“知道。”声音很轻。胡耀邦叔叔接着说：“你爸爸是好人!但你爸爸和我私交不好，虽然都是工作上的分歧，但你爸爸骂起人来，有时还真让人受不了。”

　　这种直爽坦诚，使我油然而生敬意。那确实是一件让耀邦叔叔难堪的事。大约是1941年左右，我父亲任军委经济建设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准备颁发一次红军纪念章(当年红军的概念与现在红军的概念是不同的。那时红军专指土地革命时期参加了红军作战部队，并一直在红军中工作的人)。拟授纪念章的名单发下来后，我父亲很有意见，他说：“有些是红军的，名单上没有，不是红军的，名单上却有。”在一次高级干部大会上，我父亲向耀邦叔叔放了一“炮”：“是红军的不管人家是伙夫，还是马夫，你都要发给人家;不是红军的，职务再高也不能发。”父亲还说了一句至今仍在流传的话：“如果是这样，你们发给我这个牌牌，我就把它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当时耀邦叔叔刚任总政组织部部长，才二十五六岁，是延安最年轻的高级干部。说到冲动处，父亲对于新任的“娃娃”组织部部长说了另一句颇为有名且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名言”：“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开裆裤呢!”我不知道耀邦叔叔当时有何感受，也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收场，但父亲后来在回忆时抱有歉意，认为当时太冲动了，那句话有些伤人。

　　这里我想补充的是，父亲那句流传至今的名言，被张冠李戴成1955年授衔时，父亲说如果授他少将，他就将少将牌牌拴在狗尾巴上，去找毛主席。这个误传在1964年成为父亲对党不满，甚至成为为彭德怀翻案的罪证。

　　在我与父亲共同生活的30年中，我觉得父亲对职务、官位并不太看重。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主动让官、拒官的事太多了。红军时期就流传着一句话：“吴自立丫丫误，团长不当当团副”。授衔时我已记事，在我印象中父亲有那么两三天情绪不高，随后他释怀了：“什么芝麻酱(将)、辣椒酱(将)，想想那些牺牲的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已经是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