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繼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之後，席捲台灣、繼而風靡大陸的啟蒙之火，首推《野火集》：龍應台以國際視野打量本土文化，筆力如刀，全無半點女兒作態，端地是野火燎原，勢不可擋；為中青報冰點周刊停刊打抱不平，一篇《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熱浪滔天，轟動華人世界：野火燒不盡，冰點復又生。

上書房行走似乎是中國讀書人揮之不去的夢魘。宦門一入深似海，從此野火是路人。從政之後的龍應颱風格陡變，一改當年面向現代文明的理性和犀利，煽情猛於瓊瑤，如涉及民主社會和怎樣塑造公民社會的兩篇大作：

龍應台《給我們一個政治家》（2008年3月20日《南方都市報》），希望政治家成為小孩的偶像，讓人悲從中來。民主社會，小孩子崇拜消防員或醫生等捨生忘死、懸壺濟世的英雄，再正常不過。政治家？權力被關進牢籠，每天被議員和記者整得灰頭土臉，何以成為小孩的偶像？

政治家若能呼風喚雨、乾綱獨斷，偶像崇拜不在話下。給你這樣一個人格魅力看起來超凡入聖、光彩奪目的政治家，你敢不敢要？你敢要，民主社會允不允許？

龍應台2005年10月19日、26日分兩次發表於《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的大作《文化，是什麼？》，與野火時代判若兩人，仿佛瓊瑤阿姨換了種題材跟讀者拉起了家常。時光老人和政壇磨礪削去了龍應台的稜角，卻並未增加她的穿透力和綿里藏針的睿智。

文章開篇描述龍應台1999年12月出任台北文化局長期間，於凌晨三點接受議員“什麼叫做文化”的質詢：“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清晨三點鐘。”尤其是，大聲質詢她的議員“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地”。事隔多年，龍應台不想掩飾自己的不滿，雖為公僕，亦屬人之常情。

用凡人小事來說明“品味、道德、智慧，是文化積累的總和”，答案不能算錯，但龍應台有意無意地遺漏了與其身份密切相關的一點：權力的謙卑。雖然她的總體外在表現都在強調這一點，而這一點恰恰也是文化，而且是最重要的使文化得以自由、茁壯生長的基礎文化。

事實上，品味、道德和智慧都不足以讓龍應台或其他任何官員必須“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清晨三點鐘”，必須面對空蕩蕩的議會大廳，必須強壓心頭的怒火，溫文爾雅、畢恭畢敬地接受一個疑似醉酒的議員的質詢——

讓權力必須謙卑的，是現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文化：民主文化、新聞自由、選票政治。官員的長官不只是行政上級，還得面對民眾，對民眾選出來的代表（議員）負責。文章結尾，龍應台認為一個多元分歧的社會只有依賴文化的力量來凝聚：

“大廳里為‘四郎探母’流淚的人群……正在一個‘社會共識體驗營’里認識彼此，加深感情，建立共同的價值觀。表面上是音樂的流動、影像的演出，語言的傳遞，更深層的，其實是‘生命共同體’意識的萌芽，文化認同的逐漸成形，公民社會的塑造。”

無人懷疑傳統文化的凝聚力，但這種凝聚力能為塑造公民社會提供強大的支持嗎？拿龍應台較為了解的台灣和歐美來說，公民社會凝聚力的外在表現無非是權力對每一個公民自由的捍衛。

“四郎探母”講述的愛恨糾纏、生離死別，嚴酷的生存環境與人倫之間發生的悲劇，確實震撼人心；不過，其故事背景是游牧民族與農耕文明爭奪生存空間，人倫之外的現代價值觀幾無用武之地。

公民社會共同的價值觀是自由、法治、憲政，請問：“四郎探母”能為之提供什麼有價值的養料？如果“社會共識體驗營”只是簡單地靠辨識彼此眼睛和頭髮的顏色，或為摧人淚下的戲劇和古曲大放悲聲，於建設公民社會而言，豈非南轅北轍？

從野火直抒胸臆的短兵相接到目前的從容、抒情，能夠明顯地感覺到龍應台求新求變的努力。但你關心的不是風花雪月，哪怕再風平浪靜、娓娓道來，海水下面也應當是泥土。塑造公民社會是利用傳統文化的資源，還是憑藉現代公民教育，是一個不容混淆的關鍵問題，《文化，是什麼？》給出的答案令人遺憾。

龍應台近作《大江大海1949》淚流成海，對悲劇背後的文化因素和民族劣根毫無反思：“正是他們，以‘失敗’教導了我們，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戰爭當然有勝利者，哪怕是打了引號的勝利者。“失敗”教導我們什麼是值得追求的價值，教訓亦在在多有，敗因之檢討、分析何以不見蹤影？二者孰輕孰重？
    
“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當然可以。但，不論是非、正義，“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該如何定義？這個踐踏、污辱、傷害人的時代是怎樣形成的？模糊問題焦點、毫無節制地煽情，就能解消對戰爭起因、發展和結果的追問，避免下一場慘劇的到來？

針對當下的反服貿民意，龍應台強調：“現在的重點是‘你到底給的是不是專業的壓力？’這個命題挑戰民間社會自己。”美國前總統里根說，政府解決不了問題，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我反對”就是專業的民意，就是要求政府必須對這種反對給出讓民眾滿意的答卷，而不是自以為專業在握的傲慢。

龍應台批反服貿學運“思想薄弱”，讓人想起國際學術界對騷亂、罷工、起義和革命等非制度化抗議政治的研究，以及美國學者查爾斯·蒂利的銳利反擊：“20世紀社會科學從19世紀繼承下來的遺產如同從一個富有的姨媽那裡拿到的一棟老房子：又破又舊、裝潢奢華、混亂不堪，不過或許還能補救。”

查爾斯·蒂利的補救措施是另闢蹊徑解讀法國大革命：革命雖然製造了混亂，但也為社會底層贏得了民主的籌碼；大革命留給法國的絕不僅僅是血腥的暴力，還有選舉和代議制等一系列以公民權為基礎的民主制度。而英國勞工則通過集會、遊行，最終促成了普選權的擴大和工黨的壯大。

蒂利正確地指出了抗議政治對制度化政治的促進和社會變遷的巨大推動力，改變了傳統社會學對抗議政治的偏見，2008年4月獲得社科領域的最高榮譽艾伯特·赫希曼獎，被譽為“21世紀社會學之父”。

對抗議政治的研究抱殘守缺，站在官本位的立場，動輒揮舞“思想薄弱”的大棒，會不會是“思想薄弱”的另一種表現呢？

我想，真正的野火不在於咄咄逼人的言辭，而是灑滿理性光輝的尖銳——龍應台過去那些閃閃發光、影響野百合學運的文字，即為最好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