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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虚乌有的密电揭示不择手段的内心
送交者: 高伐林 2014年05月05日16:36:25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历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间:毛泽东和张国焘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说谎,双方都不择手段。“草地密电”不是天使和魔鬼的分水岭,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非常可能,张国焘没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毛泽东可能编造了“密电”,但他对张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


老高按:旅美学者冯胜平对考证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事件上了瘾,今年2月又抛出一篇《“草地密电”: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讲的是中共党史上一桩著名的疑案:1935年9月9日,长征途中,张国焘到底是否写过一封要“武力解決中央”的电报(冯胜平文中将之简称为“草地密电”)?
这封电报,在中共档案中一直没有发现。毛泽东死前断言有这封电报,谁也不敢说没有。但毛死后,两个元帅争执不下:徐向前说没有,叶剑英说有(长久以来,人们以这封电报被截获首先报知毛泽东,来解释他虽没有战功,却当上了元帅),而直接经手人都否认。
冯胜平探究这个问题,有其有利条件。他与张国焘的部下、时任四方面军电台总台长宋侃夫的儿子宋晓苏相熟多年,宋晓苏讲过、也提供过很多关于当时情况的史料;也与叶剑英的养女戴晴相熟多年。他这篇文章,给他们都看过,还给国内专门研究长征问题的夏宇立看过,经他们提出质疑和推敲之后再反覆修改。
冯胜平的结论,就是文章标题上的八个字:“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草地密电”是子虚乌有,是毛泽东编造的,但是当时的情势,毛泽东所担心的张国焘下毒手,又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张国焘的八万吃饱喝足、装备完整的军队,一旦翻脸,对付毛泽东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结局就是用脚后跟也能料定。毛泽东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这么逃之夭夭总得对全党、全军交待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草地密电”于是焉橫空出世,一骨脑赖在张国焘头上。
证明电报之“无”,这不是冯胜平的功劳,此前多位当事人和研究者,都已经証明了这一点;冯胜平的功劳,在于証明电报之“有”——我这里說的“有”,不是真有电报,而是真有可能、真有理由、真有危险。
冯胜平最近在多篇文章中都强调了“逻辑”的重要性。在这篇文章中也说: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草地密电”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解释。
对这一观点,我持保留态度。至于他还将“逻辑”与康德所说的“人类内心的道德律”画了等号,我更表示质疑;甚或,他在此文中断言“历史必须经得住逻辑的检验”,而不是“逻辑必须经过事实的检验”,在我看来是站不住腳的。

顺便说一句,宋侃夫长达数万字的回忆在中国大陆的官方杂志上发表了,但是对关键的一段,当局做了马赛克处理。冯文中引用了这一段的文字:
据宋侃夫回忆,卓木碉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场上方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
这一段中几个大喊口号、发言批毛的人,在中共党刊上刊出时,都以×××代替。


“草地密电”:查无实据,事出有因
——毛泽东的政治交代
冯胜平,共识网

1960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告诉斯诺:1935年9月9日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1)
分裂的原因是一份电报。关于这一天,《毛泽东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写道:“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张的电令,赶到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2)
当天晚上,毛在红三军团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家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次日凌晨,红三军团仓促脱离右路军主力,向俄界进发,与驻扎在俄界的红一军团会合。据《年谱》记载,毛“在离阿西时,见到带领军委纵队赶来集中的叶剑英,告诉他情况紧急,不能在此停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红一军会合。”(3)
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出走的原因是避祸,防止一、四方面军武力冲突。随着党内高层北上南下的争论日趋激烈,毛相信,统兵八万的张国焘随时会对兵力不足一万的中央红军下手,搞武力兼并。
分裂结果是:四方面军全部加一方面军一部(五军团和九军团)约八万人随张国焘南下,跟毛泽东北上的部队不到七千。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也同张一起南下。
七十九年过去了,人们一直在找这份导致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密电”。为了这份“草地密电”,有人丢官,有人丢命,也有人飞黄腾达。毛泽东在世,“密电”问题是党史禁区,无人敢碰;毛去世后,从徐向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密电”提出质疑。
笔者远居美国,在史料的占有上与国内党史研究者无法比肩,有的只是思想的自由和距离的优势:无需揣摩上意为稲梁谋,不必保持政治正确,又远离党内派系恩怨。不在庐山之中,有时反而可以见到庐山的全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草地密电”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草地密电”的来龙去脉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解释。
历史必须经得住逻辑的检验。逻辑在人心中,在人性中,是“人类内心的道德律”(康德语)。事实可以伪造,逻辑不行。

1.毛泽东、叶剑英对“草地密电”的说法

第一个把“密令”公之于众的人是凯丰。1937年2月27日,在《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中,凯丰写道:“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中),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4)
按照凯丰的说法,“武力解决中央”是下面干部的口号,张国焘讲的是“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如果说“密电”在凯丰那还是流言,毛泽东则把它提上政治局会议,成了对张国焘的正式指控。1937年3月,毛在延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5)
1971年8月28日,9·13事件前夕,毛泽东再次谈到“草地密电”:“张国焘搞分裂,发个电报给陈昌浩、徐向前,里面说,要坚决南下,否则就要彻底解决。当时叶剑英同志当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先给了我,没有给陈昌浩、徐向前,我们才走了的,不然就当俘虏了。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6)
两次讲话的区别在于:71年版的“草地密电”点明是发给陈、徐二人,而不是像此前所说只给陈昌浩一人——大权在握,此时的毛泽东已不需要分化张国焘旧部,也不再考虑徐向前的感受。
这里人们再一次看到,历史随人的地位改变而改变。
叶剑英生前很少谈及“密电”,大概原因是“偷看”形象并不光彩,而“伪证”流言更令人尴尬。《叶剑英传》引述叶的回忆说:“(1935年9月)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段时间,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7)
以上是官方正史对“草地密电”的解释。毛泽东、叶剑英的叙述天衣无缝,珠联璧合。问题在于,毛、叶的故事只是一面之词,电报案的当事人都否认这个故事,不承认“草地密电”的存在。

2.当事人对“草地密电”的说法

张国焘(1897-1979年):不承认发过“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密电。1937年3月底,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密电问题,张当即否认,说:“发展到陷害总司令和武力解决革命同志,如果这样做便是反革命了。”(8)对会议提出的其它问题,如肃反、反对中央、阿坝会议、杀害胡底等,张都承认是自己的错误,但两个问题他拒不承认:一个是曾中生之死,说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个就是“用武力解决中央”。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张国焘有拉拢干部的行为,有争权的举动,也有看不起中央的表现,但一般来说并不跋扈。两军有矛盾,但至少在张看来,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必须兵戎相见、武力解决的地步。会师时一方面军的状况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见此情景,张主动给一方面军补充物资和兵员,并请一方面军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这些做法的善意,是很难否认的。在处理两军关系时,过分的往往是凯丰、张闻天这些国际派人物。他们公开指责四方面军“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从而挑起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陈昌浩(1906-1967年):从未就“草地密电”问题表过态,但却为此负罪终身,最后自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如果确有此电,而他又没有执行,他应是红军的功臣,中央的救星。陈终身不提此事,是因为此事无法提,不能提:说有“密电”,对不起良心;说没有“密电”,对不起领导。无奈之下,性情耿直的陈昌浩只能保持沉默。
他原本不是这样。陈昌浩曾是四方面军的军神!军神之誉,源于四方面军战士中广为流传的故事:一次,红军俘获了一架国民党迫降的飞机,飞行员还没反正,陈就命令他升空,一手用枪顶住飞行员,一手往下面的国军阵地扔迫击炮弹。另一次,时任总参谋长的倪志亮在电话中没有听出陈的声音,骂了一句粗话,陈策马赶回司令部,用马鞭狠狠教训倪志亮……
说到陈昌浩的霸道,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肃反是,“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陈昌浩同志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9)
依陈昌浩当时的性格,如张国焘真有“密电”,他会执行,不会坐视中央离开。
1937年3月,西路军祁连兵败,陈昌浩坚决要求徐向前和他一起离队,回延安去为西路军的覆灭讨一个说法。“回去和中央斗争”,(10)这是陈昌浩平生说的最后一句硬话。
五个月后,陈昌浩历经磨难,回到延安,以西路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承担了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屡经批判并被撤销一切职位,他从四方面军总政委,变成了抗大一名教员。1939年,陈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赴苏联治病。“行前,陈昌浩专程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热情有加,还破例送了几块大洋,这在当年,是了不得的关怀。可是,令人震惊的是,前些年有人从解密的前苏联历史档案中,竟然发现了从延安来的致斯大林关于处置陈昌浩的电报。时间刚好就在陈昌浩甫抵苏联时。可斯大林不为所动,陈昌浩逃过一劫。”(11)
众所周知,延安和国际之间的电台联系由毛泽东亲自控制。延安为什么要致陈昌浩于死地呢?是怕他为西路军兵败去莫斯科告状还是怕他泄漏“草地密电”的真相?抑或两者都有?
从1937到1967年,整整30年,陈昌浩在无数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无论在徐向前家中,还是在访问湖北故乡时,面对许多昔日的战友、部下,当时共和国的将军、部长们,陈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对不起你们,西路军,死了那么多人,我的过错,我的责任。”鞠躬谢罪,抱拳作揖,成了他人生最后的定型。
1967年7月30日,得知妻子被捕入狱、李立三自杀并目睹彭德怀被批斗,陈昌浩在家里服安眠药自杀,时年61岁。死后没有留下骨灰。
尽管陈昌浩终身不提“草地密电”,但他的后人并不想保持沉默。1951年,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在北戴河告诉同他一起养病的阮若瑛:“没有这样一份电报。”(12)2013年,陈祖涛的儿子陈奇文透露,他父亲曾与江泽民一起留学苏联,在江任总书记时,请他派人到中央档案馆查询电报的下落,回答是没有。(13)(“请他派人”这句话說得有点含糊:是陈祖涛请江?还是江泽民请陈?根据上下文,应该是前者正确。——老高注)

徐向前(1901-1990年):否认看过张国焘的“草地密电”。1982年,徐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等的访问时说:“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同意南下。至于是否发过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责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毛主席在延安讲过张国焘的危害。至于怎样危害,我们也不好问”。徐还说:“我们那时候军队有保密制度,像这样机密的电报,是指定人译的,译的人就直接拿给这位首长看;叫谁译就谁译。这样的电报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么都可以看的,这是军队的保密制度。张国焘发的这类电报都是指定人的,但谁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电报?谁看过?我也不知道。”(14)
徐向前这里说的“一般人”,指的是吕黎平。1979年,在署名文章《严峻的时刻》中,吕声称是他译出“密电”并将其交给了叶剑英。吕这样回忆“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复。”(15)
2011年2月,军史专家夏宇立在《炎黄春秋》著文,驳斥吕黎平的说法。他写道:“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陈靖说:‘我问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纪律规定,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吕回答:是帮助翻译。我说,这可能吗?还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都是不可能的,编得漏洞百出,还说怎么送给毛泽东。收发报的两方面,谁都说没有。吕黎平是捏造出来的。还说是人家让他说的。’‘如果真有的话,1937年批张国焘批得那样厉害,连桃色新闻张国焘如何摧残16岁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来了,怎么不把这拿出来?1938年张国焘出走,开除党籍时怎么也不拿出来?’‘怎么出来的呢?叶剑英把吕黎平找到北京,谈了一次话,吕黎平就开始讲了。’”(16)
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和叶剑英的名誉,吕黎平显然做了伪证。

宋侃夫(1909-1991年):否认发过“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时任四方面军电台总台长,宋的责任之一是给张国焘译电。他在回忆“草地密电”时说:“不久,张国焘又发一封电报给徐向前、陈昌浩,上写‘指人译’(有时也写‘亲译’),即让我译。此电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坚决南下,不仅河不能过,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腊子口一带被堵,敌情于我不利,希望你们力争中央和你们一起南下。徐、陈当即回电(此电也是我译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还是北上为好,不要为此事内部发生分裂。接到徐、陈这封电报后,张又给他们发去一封电报,大意是:望你们劝说中央南下,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不要随同他们一起行动。电文语气十分坚决,由我亲自译好发出,十分机密。此电报是否就是后来所说叶帅拿给主席看的那封,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此电文中没有‘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如执迷不悟,坚持北上,则以武力解决之’等字样,王子纲同志也不记得有此内容。此电是经我手发出,别人是不清楚的。”(17)
“至于有人说张国焘给陈昌浩发过一个电报,”宋侃夫继续说:“对中央要‘武力解决’。当时我主管机要电报,收发报都要经过我,我不记得发过有此内容的电报。”(18)
宋侃夫的回忆,再次证明“草地密电”子虚乌有。但是,宋提到的那封“如中央执意北上,你们必须把四方面军的队伍带回南下”的“语气十分坚决”的电报,后来也没有出现。历史,如人生,永远有欠缺和遗憾。
廖盖隆说:“宋侃夫同志建议我们写信给叶帅,请他回忆这段历史。”廖遵嘱给叶帅写了信,但他没有回信。(19)

3.“草地密电”:查无实据,事出有因

综上所述,非常可能,并没有毛、叶所说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所谓的“草地密电”,就是张国焘1935年9月8日发给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要他扣留军委纵队的电令(以下简称“扣电”)。电报全文如下:
“才芳: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棱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需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棱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朱、张”(20)
张国焘下令在必要时扣留军委纵队,叶剑英时任军委纵队副司令员,有理由相信他看到这封电报,并给了毛泽东。在8、9两日所有电报中,这是最有可能引起毛泽东警惕的一封:既然昨天可以下令扣留蔡树藩,为什么明天不可以下令扣留毛泽东?既然张国焘已决心不惜用武力对付军委纵队,他对中央采用同一处置办法,亦在情理之中。
细读现已公布的红军电报,笔者的结论是,非常可能,叶剑英并没有作伪,毛泽东也没有说谎;他们只是移花接木,把“扣电”(即9月8日电——老高注)说成了“密电”(即9月9日电——老高注)。查无实据,事出有因。文革中轰动一时的“红都女皇”案是把两本书说成了一本书,这次则是一封电报被用了两次。
更使毛泽东紧张的,是陈昌浩、徐向前9日突然改变态度,转而支持张国焘南下。按照红军的规矩,总政委有军事行动最后决定权。9月8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21)只是出于对中央的尊重,张没有断然下令,而是继续同中央协商。9月9日凌晨2时(根据上下文,这里说的应该是“9月9日深夜”,即9月10日凌晨——老高注),张发一封长电,详细辨析南下之“利”和北上之“弊”。电报最后说:“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尊。”(22)
张国焘还在那里“立候示尊”,毛泽东这边已经不辞而别了。仓促中丢下几百伤兵,并对四方面军放了警戒。显然,毛预感到危险,认定张即将对中央动武。
多年后,彭德怀在自述中说,9月9号那天,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必要时扣押陈昌浩、徐向前作为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被毛否决后,彭又去找周恩来提出同样的建议,仍旧无效。(23)
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扣留人质的建议,但他不会不明白,既然彭都会这样想,张国焘又何尝不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平心而论,毛泽东草地夜遁,只是为了以防不测。如果说有什么错,那就是他把对手想得太坏了,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张也并非君子,他杀曾中生、许继慎、百雀园肃反、秘密处决徐向前夫人……前车之鉴,使毛泽东不得不防。这,也许就是毛不辞而别的唯一正当理由。
对草地分裂的情景,邱会作有如下的回忆:“1935年9月9日,叶剑英参谋长匆匆地从司令部那边到我们这儿来了,没多久,各位中央领导人被叫到毛主席那里,像是开会议事。”下午两点左右,通讯员跑来到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员那开紧急会议。“会议开始后林伯渠说,左路军到了阿坝,中央要他们迅速来和我们会合,一起北上。张国焘说没有粮食,河水大涨不能徒涉。他还电令徐向前、陈昌浩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态度非常强硬。中央刚开了会,认为徐、陈会执行张国焘的命令。我们走为上计,行动要快。只要我们向林彪的一军团靠拢了就主动了。具体行动方案是:1、中央决定立即北上,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如不愿走,我们就和红一军团、三军团北上;2、行动前绝对保密,对外说是明天上山打粮,先不告诉红四方面军的人,让他们先跟着走。过了水磨坊之后(那儿驻有红三十军部队和红军大学),再向他们宣布我们的行动,走留听从其便;3、对四方面军不愿走的人不准强迫、打骂;4、我们现在就秘密做准备,凌晨三时准时出发。”
“我返回后立即三科开会,布置任务,分头去收帐篷、绑行李、装担子、备马、做饭,紧张的样子我历历在目,完全是受到威胁要立刻离去的紧急措施。”(24)
邱会作这里提到的“态度非常强硬”的电报,应该就是宋侃夫说的那封“语气十分坚决”的电报。

4.“草地密电”是毛泽东的政治交代

惹不起,躲得起,道不同不相为谋,本不失为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问题在于毛张都是斯大林的学生,坚信斗争哲学;他们窝里斗,相隔千里也要斗。
读分裂后双方往来电报,发现更好斗的一方,还是毛泽东。9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央: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25)
回应是中央一系列措辞严厉的复电。10日电断言:“南下是绝路”;(26)11日电宣称:“中央已决定右路军通归军委周副主席恩来同志指挥”;(27)14日电再升级,谴责张国焘南下是“逃跑主义”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28)
被激怒的张国焘开始反击。10月5日,张在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29)被共产党自己通缉,这在毛泽东还是第一次。
据宋侃夫回忆,卓木碉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会场上方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横幅。“会上首先是李卓然、何长工、邵式平、罗炳辉等同志讲话,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李卓然也细声细语讲了不少。会议由何柳华(即廖承志同志)做的记录,事后刊登在张国焘主办的《干部必读》上。会后他们都升了官,李成为第二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何当上了第二中央的组织部长。“(30)
60年代初,毛泽东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件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到太多人对毛泽东的背叛。此时是毛政治生涯的底谷,“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八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丢掉(红一方面军)三分之一的部队,还搭上了朱德和刘伯承。草地分裂,是一场七千对八万的对决,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
中央不辞而别,几百名被丢弃的一、三军团伤兵会怎么想?原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三千士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有“活不缴枪,死不丢尸”军规的四方面军八万官兵又会怎么想?不言而喻,要挽回人心,毛必须对中央的出走做一个政治交代,给红军一个“说法”。
如果张国焘随后真有危害中央的举动,毛泽东的不辞而别也就有了理由。然而以后发生的情况是,除了发文告、打笔仗,张国焘还真没有采取任何危害中央的举动。虽然后来的人们断言:北上是生门,南下是死路,但就当时来说,北上南下的利弊并不清楚。以部队减员为例,四方面军南下,经百丈决战失利,三过草地,一年后会宁会师时仍有四万人马,而中央红军北上不到两个月,减员已达一半,只剩三千余人。(31)此外,北上的目的是靠近苏联,需要通过渺无人迹的大沙漠——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在哈达铺看到一份报纸,知道陕北有红军,毛才决定去陕北。由此可见,北上比南下更不靠谱,基本上是毫无目的的流窜。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四千对八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4(一万对四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一万对两万)。加上二方面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此时在实力对比上已超过张,掌握了对党和红军的实际控制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为中央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一个政治交代。

5.“草地密电”经不起逻辑的检验

多年来,对“草地密电”的质疑从未间断,首先是因为它不合逻辑。尽管有毛泽东的断言和叶剑英的证词,人们总觉得此事过于蹊跷,违反常识。
以时间先后为序,那些认为有“草地密电”的人,至少应回答以下八个问题:

为什么不在1935年9-10月两军分裂、张国焘另立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并通缉时公布“密电”,以证实分裂的责任不在中央,而在张国焘?
为什么不在1935年11月张浩(从共产国际)回国、调解一、四方面军分歧时拿出“密电”?
为什么不在1936年6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密电”?
为什么不在1936年7月任弼时介入调停时拿出“密电”?
为什么不在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写入“密电”?
为什么不在历次党的有关决议、历史文件中披露“密电”?
为什么所有当事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和宋侃夫)都否认“密电”?
为什么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32)

每当毛泽东提及“密电”,总显底气不足。毕竟是偷来的锣鼓,能不敲就尽量不敲。宁都会议被周恩来夺了权,毛泽东他老人家像祥林嫂,念叨了一辈子;而“草地密电”这么大的事,自己几乎“当俘虏”,他一生中就说过两次,一次是1937年,另一次是1971年。如真有其事,以毛的性格,应该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才对。
对“草地密电”问题,人们争论了近三十年,迄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草地密电”如果存在,草地分裂的责任就在张国焘;否则,毛泽东和叶剑英的人格就会破产。在红军分裂问题上,谁负责任?谁在说谎?谁不择手段?取决于有没有“草地密电”。
但历史的答案往往在黑白之间:双方都有责任,双方都在说谎,双方都曾不择手段,恐怕是更公允的答案。“草地密电”不是天使和魔鬼的分水岭;它只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非常可能,张国焘没有发过“密电”,但的确动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念头。同样,毛泽东可能制造了“密电”,但他对张国焘想用武力并吞中央的判断并不离谱。毕竟,作为中共最高权力的竞争者,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张国焘。
毛张相争,是权力之争,更是个性之争。由于资历、经历相同——毛张都是中共和红军的创始人,他们的历史碰撞不可避免。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从这个意义上说,草地分兵对红军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与其厮杀于疆场,不如相忘于草地。这样分手,至少还留下了以后见面的余地。否则,如果一、四方面军真的兵戎相见,日后必然势不两立。20年后北京授衔仪式上,恐怕会少一半的将军。
结论,没有“草地密电”,只有一份对红军草地分裂事件的政治交代。

注释

1,刘统:《北上: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新华网,2004年7月12日。
2,《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471页。
3,同上,471页。
4,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138页。
5,《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471页,666页。
6,范硕:《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华文出版社,2002年,340页。
7,《长征的艰险历程》,叶剑英关于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问题同军事科学院几位同志的谈话要点。中国共产党新闻,1982年3月12日至4月2日。
8, 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分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9,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明报出版社,2011年10月版,116页。
10,同上,416页。
11,夏宇立:《史说长征》,前方出版社,2010年7月版,681-682页。
12,阮若瑛与笔者的谈话,2014年2月18日。
13,宋侃夫之子宋晓苏与笔者的谈话,2014年2月16日。
14,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一期。
15,吕黎平:《严峻的时刻》,《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
16,夏宇立:《长征“密电”问题考:武力解决中央毫无根据》,陈靖与笔者的谈话,2001年7月22日。《炎黄春秋》,2011年2月10日。
17,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齐特整理,未删节版,转引自宋晓荻博客,2012-02-02。
18,宋侃夫:《红四方面军电台始末》,齐特整理,中国共产党历史网,2011年5月30日。
19,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一期。
20,《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版,46页。
21,同上书,45页。
22,同上书,48页。
23,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02页。
24,程光:《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80-83页。
25,《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51页。
26,同上书,52页。
27,同上书,55页。
28,同上书,58页。
29,《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11月27日。
30,宋晓荻:同上。
31,夏宇立:《史说长征》,前方出版社,2010年7月版,696页。
32,洛甫:《整风笔记》,转引自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20页。
(2014年2月22日于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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