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我们有太多想要说却不能说，可以说却不愿说的东西——那是属于一个时代集体划下的，一道深深的伤痕。季羡林先生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于1946年从德国留学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一名经历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直至文革的社会主义旗帜下立业的民国知识分子。《牛棚杂忆》便是他于1992年、八十一岁的高龄成作的一本小书。很多对本书的评论都会用到类似于『幽默』、『调侃』等类似的字眼来评价此书，而这一点我却是万万不能认同的。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饱受文革折磨和痛苦的人是如何用『幽默』去戏谑自己所遭遇到的非人道的不公，以及泯灭人性的摧残。如果说完全没有痛苦，完全没有仇恨，那是更本不可能的。当一个曾将尊严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说出“士可杀亦可辱”这样的一句话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绝望与痛苦？《牛棚杂忆》就是作者为了向后人传达胸中无数困惑，无限痛苦，无比绝望而发出的——无声的呐喊。

《牛棚杂忆》书中的内容在此就不在赘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细细品味，在这里再扯远一点，谈一些个人的感受。首先便要说的是，为什么选择“文革”作为此书的主题？这个看似“脑残”其实真的很脑残的问题，确实让我思考了许久。换个说法，为什么没有选择“镇反”作为杂忆的主题？“镇反”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以『肃清社会上国民党残余、特工、土匪势力』为口号，为了巩固政权，重新划分利益集团而发起一次重大革命运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1954年1月一份来自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的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样的一些数字，和文革期间罹难的人数相比，可谓是九牛一毛，但从本质上讲，一个可以发动“镇反”运动的政权，为什么不可以搞一次全国性的文化大革命？荀子云：『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夜间形成的吗？如果说从“镇反”中，人们就可以窥测出“文革”的端倪，那么季羡林先生为什么没有在“镇反”后的十年作一本《高墙外的杂忆》，反倒是在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直到深受了文革的迫害，才在十几年后作了一本《牛棚杂忆》，痛定思痛？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责备季老先生什么，却只是想责问自己，“人的软弱和迟钝，究竟要历经几代人的痛苦，才能有所觉悟呢？”

《牛棚杂忆》作为前一代人对于文革的记忆，留给后人的不应该仅仅是惊讶与费解。如果作为后人的我们，不能去正视这段前人所犯下的错误，乃至是罪行，硬是要自欺欺人、若无其事地活着，那么几十年后，又有多少本名为《狗棚杂忆》、《猪棚杂忆》的书籍等待着将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