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2014-09-03

一等兵杨金禄，二十二岁，河北无极礼上村
下士王明义，二十七岁，山东河吉简家集
中士范生贵，三十岁，陕西岐山东南乡二堡二甲
下士袁冠武，二十二岁，陕西囗城郑家营
一等兵徐治帮，二十一岁，陕西商县治安乡徐家村
上等兵韩根元，二十二岁，陕西口城南街
一等兵潭清海，二十五岁，陕西城固大盆坝原家坪
一等兵赵天彦，二十二岁，陕西蒲城东乡姚堡
一等兵李祥中，二十六岁，陕西耀县北雷家岩
一等兵王俊民二十七岁山西晋城县
一等兵周盛泰，十九岁，陕西商南东广乡一保
一等兵汪家强，十九岁，陕西柞水凤翔河村二保
一等兵陈光有，二十四岁，陕西长安三兴乡七保

4月8日早上八点，陕西蓝田山脚下，西北大学老师张恒受邀去讲国民革命军“中条山抗战”历史。刚下车，手机铃声响了。电话是北京一个朋友打来的，告诉张恒，陕西省政府在网上发布消息，陕西五名国民党官兵被追认烈士。

山里信号不好，听得断断续续。张恒不敢确信，这五个“烈士”就是“后死碑”上的那几个。很快，有西安的媒体给他打电话，“就是咱们找到的那几个”。

“成了。”张恒连忙打电话通知几位烈士家属。此时距离张恒开始为“后死碑”上的烈士追寻身份已过去了四年多。

回到家，一打开QQ，一长串留言框跳了出来，有朋友，有学生，有媒体，都在恭喜他。张恒一遍遍读着“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徐治帮等5名同志为烈士的批复”，“同志”二字让他百感交集。

“该是水到渠成的时候了。”他说。


后死碑

张恒五十六岁，一米八的个子，身体发胖，走路显得不太灵活。除在西北大学任教外，他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山西中条山、黄河沿岸一带。这里是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也曾是七十多年前国民党陕军死守三年、抵制日军南下的战场。

“张老师来了。”张恒每到一个村子，村里的村干部、热心人和他寻访过的老人们，就都走到村头，听他讲故事，或说说“新发现”。

山西省南部平陆县，黄河茅津渡以西洪池乡西郑村北边300米的一个小沟岔里，伫立着一块半人高的石碑。碑的石质不是很好，一米高，呈四棱柱体，四周上方清晰可见刻着“为国捐躯”四个大字，但碑身上的铭文和篆刻的人名已经很难辨认。

多年来，石碑与田野里的野草野花为伴，毫不起眼。即便是小时候就在碑边玩的村里人，也不知道埋的是好人还是坏人。

2005年，墓碑被走访中条山抗日战场的平陆县政协文史委富平宁“发现”，村里原本缄口的老人才说起石碑的身世：这是70年前在这里打仗的国民党官兵的墓。

2007年，张恒第一次见到石碑。杨虎城17路军后代和中条山抗战研究者的身份，让张恒眼里的石碑与众人不同：“不是风化的石碑，而是活生生的陕西兵娃，在中条山战场上战斗至死的画面。”

“从1939年到1941年，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前身为陕西第十七路军，杨虎城旧部）三万人驻守在300里中条山，抵制日军南下，大小战斗不断，胶合、拉锯近三年，牺牲两万多人，守护了陕西和大西北，进而保卫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未被日军占领。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段历史一直鲜为人知。”张恒说。

实际上，只要对照县志辨析碑文，考证后便可知，这块墓碑为“陆军第一百七十七师五百三十旅第一千零五十九团第三营阵亡将士纪念碑”。

2008年，当地政府为石碑辟了一小块空地，加盖亭子，将其保护起来。不远处，整齐的麦田里立起两棵柏树，以往的坟头早已不见踪影。

张恒从村里老人那里得知了碑的详细由来：

1939年1月23日这天，三营的人下完操，正准备吃早饭，听说日本人打过来了，扔下碗提起枪就上了战场，一直打到天黑，“酣战终日”。山北陡，山南缓，日军北面登上山顶南下攻打，地势有利，且武装精良。三营在低处坑洼中抵御，处于守势。

最终，三营打退了日本兵，28个战士被日军的手榴弹炸死在坑里。

零星的战斗还在继续。在枪声与硝烟里，有胆大的村民偷偷爬入战场，卸下战士的绑腿布，绑住尸体，手拉着绑腿布另一头，趴在地上，将尸体一个个硬拖了出来。

战士的遗体被浅浅地掩埋在村外，每个坟头上插一块木牌，刻着姓名。战斗间隙，三营的指挥官托村民寻找石材木料，为战友刻碑、做棺材。

可中条山的石头多为沙岩，材质太软。一村民在沟底觅得一块较好的石柱，睡在山洞里守了一夜，第二天和人抬回村子。村里一位姓张的石匠花了一个月时间，断断续续才刻好石碑。石碑上刻着28位烈士的姓名、军衔和籍贯。

葬礼当天，村里男女老少集体出动，挖坑，抬人，盖土。集体肃立。部队向天鸣枪。

“后死的人为先死者立碑”，是为“后死碑”。

后死碑立起的四个多月后，日军向据守中条山的中国军队发动空前扫荡，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在此一役中牺牲近8000人，“后死碑”将士所属“三营”也大都阵亡。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

站在庄稼地里寂寞的墓碑前，望着碑上的名字，张恒萌生了一个想法：要为留下了姓名的烈士寻找他们的后人。

“得有人来给他们磕头啊。”张恒感叹。

“儿子来迟了”

2009年春天，张恒开始寻找给后死碑烈士“磕头的人”。

他和发现后死碑的富平宁开车，走过陕南的商州、商南、柞水，关中的长安、泾阳等十多个市县，找到六位烈士的家人。同时发动烈士原籍所在的五省媒体，最终共找到17位烈士的家属。

实际上，这些战士离家时大都只有十七八岁，被抓了壮丁，从此没了音信，成为家中老人的心结，对后辈们来说更近乎遥远的传说。

任长中是商洛市商南县富水镇王家庄村原村民，现为一名房地产商。他的爷爷任丙杨是“后死碑”上一位烈士，可碑名写的是“任兴福”。当年村里拉壮丁，爷爷舍不得儿子，顶了大儿子的名，替子从军。走的时候，家人只知道是去了陕北绥远、内蒙打仗，其他一概不知。

奶奶去世的时候，嘱托三个儿子接着寻找自己丈夫的下落。儿子们终老时，又把这一心愿传至下一代。小时候，每到年节，任长中总看到大伯任兴福在十字路口烧纸祭奠。

75岁的徐治云没想到，在他有生之年还能到哥哥牺牲的地方点上一炷香。哥哥徐治帮当年新婚半年就被抓了壮丁，妻子一年后改嫁，老母亲哭瞎了眼睛。

在山西，他们第一次听当地人讲自己的亲人当年打仗的情景。“陕西娃，死得可怜。这支部队很守纪律，不仅不拿老百姓的东西，还给老百姓东西。”

2009年6月6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后死碑前，一条黑底横幅撑在半空，上面写着“中条山抗日战争七十周年第四集团军平陆西郑战场阵亡将士祭奠仪式”30个白色大字。

“名字在这里，找到了找到了”，“我们来看你了”，“你安息吧”……几十位烈士家属第一次在“后死碑”前集结，祭拜几十年没有音信的“亲人”。

72岁的王宝玺从甘肃天水老家赶来。他三岁时，父亲王振峻参军打仗，母亲靠打零工、四处乞讨养活他们兄妹三人。多年来，“父亲”一直是一家人心底深处的一块伤，谁都不敢提。母亲到死也没有等到父亲的任何消息，只知道他“打日本去”了，这也是她的唯一安慰。

“父亲，儿子来看您了。您这一去，就是70年，儿子来迟了……”王宝玺深深鞠躬，哽咽不已。

平陆县民政局为每位到场的烈士家属颁发了“证明”，证明他们的家人是在70年前中条山抗战中阵亡，以石碑之名。

但要拿到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大印的“烈士证”，烈士家属们则需要回原籍民政部门申请，逐级办理。这是很多国民革命军家属后代最渴盼的一张“纸”。

兴头上的家属们，直接拿着山西的“证明”就找到了当地的民政局，结果都碰了钉子。

突围

申办烈士的过程是一场“消耗战”。烈士家属们不断“跑”地方民政局。学者张恒则在幕后想办法。申报烈士需要从县一级逐级上报到省，但让县级民政局接受材料已经是最难的事情了。

“没这政策”是第一道关。

1983年民政部出台（民［1983］优46号）《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规定“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对其遗属不发一次性抚恤金”。

但这条政策同时备注：“此精神不登报，不作公开宣传，只供个别审批时掌握。”绝大多数普通人被“屏蔽”在外。

烈士汪家强的家乡地处深山，家人进趟县城都很困难，踏进“官府”大门更是心惊胆战。“哪有共产党给国民党办烈士的？”汪家强52岁的侄子汪祥礼第一次去柞水县民政局就被赶了出来。

第二道关则是“可靠证明”：即这些烈士的原始档案，原国民政府阵亡名单和当年颁发的“抚恤令”。

陕西省档案馆保留有一部分国民革命军抗战阵亡名录，但不仅记录的人数很少，且多是营以上军官，加上这部分档案在解放后经历遗失、焚毁，更加残缺不全。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也有一部分陕军资料。和陕西情况差不多，南京能查到的也是极少数。

“抚恤令”也成了一道坎。“后死碑”烈士都只是普通士兵，根本没有“抚恤令”。

家属们跑得没有信心了。张恒把他们召集到西北大学自己的住所，围坐一圈，商量对策，鼓励他们不要放弃，“申请成功是迟早的事。你们的家人千真万确是抗日烈士，是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为啥非要一张抚恤令呢？”

之所以要“抚恤令”，是为了证明“你确实是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不可能参加解放战争，更不可能跑到台湾去”。张恒很清楚。

“下面”跑不动，还得从“上面”进行“疏通”，张恒想办法见到了陕西省民政厅优抚科的干事。“优抚科办事的是我学生的哥们，我喊他主任，他说，哎呀，张老师，你可千万别这么喊。人很客气，但他绝不敢说不要抚恤令。他也只是奉命办事。”

张恒甚至登门拜访过更大的领导，用乞求的语气说：“商洛这五个人，给人家办了嘛，材料都交到省上了，人家都能证明是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的啊。”

哪怕只是给对方讲一讲这段历史，张恒也觉得没有白跑。“意识形态的影响太大了。我相信随着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多，迟早会有变化。”

2011年3月，事情有了转机。礼泉县王生才烈士家人收到“批复”，王生才成为“后死碑”上首位被追认的“烈士”。原来王生才有个侄子王崇新，是西安著名的外科医生，外号“王一刀”，比较“有办法”，为了尽快为叔叔办理烈士证打通“关系”，费尽了“周折”。

在王生才的追悼会上，张恒独自“窃喜”：有了这个“突破”，“后死碑”上的其他烈士都得办。

2013年全国政协会议，张恒通过政协委员谢正观向上面提交《应当政府组织抢救、整理、研究抗战正面战场战役及历史，落实科研经费投入，抚恤抗日老兵、烈士，体现对台统战政策》的提案。

2013年3月28日，陕西省民政厅正式批准商洛市五国军为“烈士”。4月8日，陕西省政府网站发布了这条消息，陕西省政府微博“陕西发布”同时转发。

“共产党为国民党办烈士”，“称同志”，一下子在全国引起轰动。这是陕西省多年来首次公开发布为国军成批追认烈士的批复，五位烈士既不是作为“统战对象”的高级将领，拿不出政策要求的“抚恤令”，且多不符合“需直系亲属申请”的规定，因而具有突破性意义。

可这“突破”来得有些迟了。

四年前曾亲自到山西祭拜哥哥徐治帮的徐志云，在“好消息”到来的前几天刚刚去世。侄子一家回到徐治帮曾经住过、如今已荒草丛生的老屋合了一张影。

“民间民政局”

今年清明节前一周，张恒正在住院，接到王宝玺老人电话，声音很急。原来他刚刚从甘肃搭乘火车赶到西安，一下火车就联系张恒。

从2009年到山西祭拜“后死碑”，今年已76岁的王宝玺老人为了父亲王振峻的“烈士证”，每年往甘肃当地民政局跑十几趟。“我把材料给他四年了，报纸杂志纪念碑照片，当地就是不收。”

在医院里，老人告诉张恒，甘肃的民政部门终于松口了，说你把部队的去向给我们搞清楚，有个东西证明。

张恒给了老人一份1984年中组部给杨虎城旧部定性的文件资料，其中称这支部队是“统一战线的典范”。老人满怀希望地回去了。

还是不行，说非要写清楚部队最后去了哪。张恒又在一本书上翻出毛主席关于这杨虎城旧部改编石油师的一个命令。“毛主席的东西又不是我自己编的啊，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老人因为身体原因，又派儿子来了一趟陕西，“非要说清楚部队最后到底去哪儿了。”尽管无奈，张恒只好自己写了一份考证说明，写上身份，盖上私章。

县上总算收了材料。

就在“商洛五烈士”喜讯后不久，老人又给张恒打电话，说证明的材料上要求要盖“公章”：“我上哪儿去盖公章啊？”

让张恒恼火的，还不止“外省”的拒收事件。同在陕西境内，汉中等几个地方民政局仍然“不收材料”。接下来，张恒准备打官司，要把地方民政局告上法庭，为的是“争口气”。“五个国军追认烈士引起轰动，这是政治信号。其他地方明明看到了，还死守‘规定’，给你增加很多障碍，这不是人性的做法，这是狭隘的意识形态。”

从2009年为“后死碑”公开寻找遗属以来，张恒的家里几乎成了“民间民政局”。“至少每周都有一个这样的人，到我家里，希望我帮忙找他的家人，申报烈士。这不是我一个人应该做的事啊。但是80岁的老人来了，我能不管吗？”一开始，张恒还会在本子上记录来人的信息，后来太多了，也就记不过来了，“最少有上百个。”

“五一”小长假刚过完，就有位78岁的老人上门了。他是陕西省发改委一位离休干部，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拿着一份证明父亲1938年在台儿庄战场牺牲的材料，听着张恒鼓励的话，老人频频点头。“即使没有抚恤令，您的这份材料，是上世纪60年代入党的时候组织上调查的结果，那时候还正是国共势不两立的时候，怎么不能作为证明呢？”

面对这样的老人，张恒几乎次次要陪他们流泪。“一般人真的不能理解啊，80岁的老人还在等待自己父亲的下落。有些人甚至当着我的面要下跪，你可以想象这对他们而言有多么重要。他们还要什么呢？”

根据1983年民政部的文件，国民革命军烈士家人可享受“烈士家属待遇”，“不发一次性抚恤金。”几年来，张恒接待过上百个寻亲者，“他们要的也都只是一个说法，一个我的先辈是民族英雄的证明而已。我们的政策能不能放宽一点？能不能不那么死板、残忍呢？”

1988年，张恒的舅舅李丕明从台湾返回大陆。四十年前，李丕明随国民党部队去了台湾，40年后才第一次与家人取得联系。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忘记“回家的路”，他不愿意告诉家人航班信息。张恒一家人在西安的机场空等了两天，手里高举“欢迎李丕明荣归”的牌子。

舅舅回来后，开始给张恒讲他所知道的国民党抗战的故事，跟他以前所熟悉的“抗战八年，蒋介石躲在峨眉山”，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