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愛鄉與愛國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10月18日16:03:32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財新文化 2014-10-18 愛鄉不愛國，這在農業社會中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農民熱愛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領主，對更大範圍的國家，既很少認識，也無從產生感情。 ———————— 2010年《看歷史》雜誌登出一篇文章，題目叫“三元里抗英鬥爭中鮮為人知的‘漢奸’們”。講的是1841年，即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三元里民眾抗英 鬥爭的同時，包括三元里在內的廣州一帶大批民眾自動充當英國軍隊後援，或背送彈藥，或刺探情報，或參與作戰。據說，僅三元里一地，就有上千民眾後來被查出 曾幫助過英軍。 類似的說法和史實的披露早在上世紀末就有了，說中國當年百姓“不知愛國”，不是什麼特別的新聞。但具體到三元里，似可以吸引一些眼球。因為，今人或許很難理解：又說三元里民眾當年英勇抗英，又說那裡的民眾曾幫助過英軍，是怎麼回事? 對於這個問題，1995年茅海建就做過解釋。他在《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引用中、英、日多方史料，對中國大陸傳統教科書所謂當年三元里民眾激於愛國熱情， 自發抗英、保家衛國的說法，在史實上做了細緻的辨正。他說：中國幾千年來不停地改朝換代，中國百姓早已習以為常，“誰當皇帝就給誰納糧。”“滿清的皇帝也 未必比浮海東來的‘紅毛’統治者更為可親可愛。”三元里民眾對英人和清政府的衝突本不關心。之所以會轉而抗英，不是為了幫朝廷，而是因為英軍在當地開棺暴 骨、搶掠財物、調戲婦女，使當地民眾的基本利益受到侵犯。他指出：在當時條件下，“許多人還意識不到民族利益、國家利益之存在”。講三元里發生過民眾抗英 鬥爭是事實，但“三元里等處民眾進行的是一次保衛家園的戰鬥，而不是投身於一場保衛祖國的戰爭”。 對此，也有人從家國同構的視角，表示了不同意見。他們認為，保鄉即等於保國，維護傳統文化，就等於熱愛中華國家。只要三元里抗英有助於凝聚民心、分清夷夏，客觀上就具有愛國的性質。 這種認識也未必毫無道理，但鄉與國畢竟還不是一回事。旁的不論，至少大清國原本就是外族強權所立，其軍事力量一路由北向南殺戮侵犯而來，南方眾多士紳鄉民 曾廣泛抵抗。頭面官紳大部投降後，民間“反清復明”的暗流依然存在。直到鴉片戰爭前後，閩、粵、桂、湘諸省民間社會與清廷所代表的國家政權之間的關係，始 終還處在一種十分複雜微妙的狀態。稍有風吹草動，便可能造成針對滿清的反叛之舉。 古代中國，不僅是一個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後的農業社會，還是一個以個體小農經濟為主的社會。人們習慣於各掃門前雪，很容易走到“雞犬之聲相聞，老 死不相往來”的境地。一個皇帝、若干朝臣、一眾官吏，很容易對數億民眾實施統治。但是，相對於北方，南方的情況多少有所不同。 自古以來，地處中原的漢族政權屢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不斷有不肯屈服的中原漢人漸次南下。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環境就較中原地區複雜，那裡的人們更習慣 結群而居，基層社會中血親族群關係的紐帶作用較強;另一方面，南下漢人自身傳統文化意識濃厚，亦較倔強。影響到後來，越往南方，越不易被遠方的中央政權降 服和同化，中原傳統文化留存下來的成分也越多。 林語堂對包括三元里民眾在內的廣東人有一種評價。他說，廣東人是中國古代南方吃蛇的土著與南下中原文化的“強烈混合物”，一方面迷信鬼神、恪守傳統，一方 面又冒險好鬥、頑強彪悍。這使得廣東人在維護自身利益和文化方面，表現得較其他地方更激烈。特別是底層民眾，往往只有鄉土情結。誰當皇帝，與他無關;傷害 了本鄉本土的利益，任誰也要反。 從歷史上看，當年清軍打下廣州後，就有不少抵抗失敗的廣東人不願屈服外族統治，沿着海岸退到了越南，之後進至東南亞各地。與此同時，閩南失守，不少福建人 也選擇流亡，渡海去了菲律賓和印尼等地。此後還有不少海南島人和成批的客家人，也不堪忍受清朝的統治，遷徙到東南亞去了。 據東南亞史專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說，17世紀前後，大批跑到東南亞的華僑，從來只認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自己是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 在意國家歸屬。即使東南亞殖民當局會把他們視為“中國人”，他們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終各有各的會館或同鄉會，各自經營各自的行業。比如，在曼 谷，“97%的典當商鋪屬於潮州人，他們還控制了70%的大米貿易和90%的中醫業。美容業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經營，59%的機械工場由廣東人掌 握，90%的造紙業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廣東當地沒有離開的廣東人，即使經過了200多年，和清政府的關係仍會緊張。除了前文提到的現象，清朝官員的奏摺中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述。如第二次鴉 片戰爭後出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就曾向朝廷訴苦稱：廣東一些地方“百姓習以械鬥，日以兵刃相接”，“富鄉大族，均各築立土城，廣置炮火，以劫掠為事”， “地方官徵求錢糧，動須募勇下鄉。力勝則尚能催征三四成，力不勝則通縣錢糧皆抗不完納”。 愛鄉不愛國，這在農業社會中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不惟近代中國底層社會如此，即便前工業時代的歐洲也是一樣。歐洲中世紀長期通行的是領主制經濟，又稱封 建莊園制度。農民依附於土地和領主，領地分封或劃分又是階梯狀的，“我的附屬的附屬不是我的附屬”。國家實際上是由各地區的大領主們分別治理，國王只是個 象徵，最多也就是更大些的領主罷了，但下面的領主們並不都對國王或國家負責。反過來，農民和領主及土地的關係，卻捆得很緊，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因此，農 民熱愛的是自己的土地，效忠的是自己的領主，對更大範圍的國家，既很少認識，也無從產生感情。 在鄉土環境中生活的人，熟悉的是費孝通所說的那種“熟人社會”的規則。大家鄉里鄉親，抬頭不見低頭見，互幫互助，一切道德、規矩都是既定的，習以為常的， 因而人與人之間不僅關係簡單，而且相互信任。不過，隨着商品經濟日漸繁盛，人口流動加快，城市迅速發展起來，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到滿是陌生人、連話都聽不懂 的城市後，不可避免地會在城市中建立小的熟人社會圈子。歷史上最早的同鄉會組織，就形成於歐洲中世紀早期大學開始興起的時候。在11世紀起家的巴黎大學、 博羅尼亞大學裡有來自歐洲各處的青年學生及學者，為便利解決個人無力解決的種種問題，就自發地組織了許多“同鄉會”。在18、19世紀歐美移民潮興盛期 間，類似的同鄉會也都曾大量出現。 在中國，成規模的同鄉組織，在明朝就已經出現了。當時主要是冠以地方名頭的各種“會館”，為來到城裡的同鄉提供一個聚會交往的處所。清末，地方自治之風吹起，政府管制稍松，特別是在留學海外的青年中間，具有互助性質的同鄉會之類的組織也大量湧現出來。 但是，進入到20世紀初年，民族主義思想浩浩蕩蕩，“民族建國問題”首當其衝，建設一個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性質的新中國的問題，擺在海內外所有關心中國命運 的知識人面前。同鄉觀念、同鄉組織，以及越來越流行，以一地、一省、一族為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卻明顯地強化，甚至拉大地方省籍族群間、地方與中央間的隔閡， 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 晚清年間，基於一省或一地之利益，與清廷所代表的國家利益矛盾衝突的情況已頻頻發生。太平天國引發的危機，極大地破壞了作為清朝中央集權主要支柱的財政與 軍事體制，地方督撫的權力迅速膨脹。甲午戰爭後，以進一步放權為基礎的各種新政陸續出台，地方不僅控制了大部分厘金，而且實際掌握了軍隊，控制了工商廠礦 與鐵路的興建。接下來的庚子之變，引發了更大的權力危機。唐才常等以“勤王”為名，志在“創造新自立國”的自立軍起義;兩江、湖廣及兩廣總督等拒絕聽從清 廷之命，實行“東南互保”，與列強媾和，都在在反映出地方各階層新的利益需要，正推動着南方各省邁上“準備自立變政”的道路。 辛丑條約簽訂後，各地漢人對滿清中央的統治及其政策已愈發不信任。因此，在海內外華人中，除了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無論立憲、革命兩派的志士，都有將來須 仿效聯邦制度的設想。”孫中山、梁啓超都主張學美國或德國的聯邦制，先搞地方自治。梁公開聲稱：欲建一“完全之國家”，理當“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省 府府，州州縣縣，鄉鄉市市，各為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 歐美聯邦制經驗，不僅對國內地方自治運動興起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也進而刺激了以鄉土情結為基礎的自立思想。 1902年，與梁啓超一道亡日的廣東人歐榘甲出版了題為《新廣東》的小冊子，公開主張：“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稱“廣東人實為廣東地主，則廣東之政 權、財權、兵權、教育權、警察權、鐵路礦山權、土地所有權、森林權、海權，莫不宜自操而自理之，以廣東之人，辦廣東之事，築成廣東自立之勢，以建全中國自 立之起點”。1903年，留日學生楊篤生撰文《新湖南》，響應歐榘甲的《新廣東》，提出：“湖南者，吾輩之家室也”“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並稱： “欲新中國必新湖南”。欲新湖南，只有“獨立”之一法，即應“辟湖南巡撫衙門為獨立之政府，開獨立之議政院，選獨立之國會員，制定獨立之憲法，組織獨立之 機關，擴張獨立之主權”。 此種以省為單位，“自治”“自立”甚至“獨立”的呼號、宣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人鄉土觀念、省籍情結、地方主義迅速膨脹發酵。影響到留日學生，不僅多以省籍或地方為基礎結成同鄉會，而且多以省籍為結合出版雜誌，宣傳具有地方意識的政治主張。 當然，與早年流亡東南亞的華僑不同，這時留日學生直接面對的是洶湧的民族主義思想浪潮，他們不可能不清楚自己的國家歸屬，也不能無視地方與國家的互存關 系。無論是歐榘甲，還是楊篤生，其實都肯定地承認說：嚴格省界，推動自立，根本目的還是要使全中國像日耳曼或美國那樣，能夠有自立之一日。 為什麼愛國、建國，先要從愛鄉並從地方自治做起呢?1903年旅日江蘇同鄉會成立時，對此回答得很坦然：“愛國必自愛鄉起。”直隸宣化同鄉會成立時，也這樣說。宣言稱：“愛鄉心者，愛國心之母也。我鄉人皆愛我鄉，則我國人皆愛我國矣。” 把國家按地區分成你一塊、我一塊，各管各的，不會造成隔閡與分裂嗎?學生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們宣稱：其一，“夫一省之地，必有獨立之精神，然後可以救其 地之人”。其二，“他省雖有熱心辦事者，不能藉箸代籌”。平時全不熟習他省、他府、他縣之外省、外府、外縣人，縱具熱心，亦不能為他省、他府、他縣謀獨立 自營之事業。其三，“各國革新，無不從地方自治起，使人人知省界”，使“人人自衛其鄉”。 一個連家鄉都不愛的人，能夠愛國，這確實值得懷疑。但是，說愛鄉就會愛國，就我們經過的歷史來看，至少也沒有那麼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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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愛國　　/無內容 - 麻辣戈壁 10/24/16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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