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階級

趙涵漠

  一個晚上，財經吳曉波無意間在杭州一家電影院的海報上發現了這部以下崗工人為主角的電影。這部投資只有500多萬元的小成本影片，夾在《建黨偉業》和《變形金剛3》之間短暫的空當兒上映，顯得很不起眼。放映廳里只坐着4個人，空蕩蕩的。

  《鋼的琴》講述了一個並不複雜的故事。男主角陳桂林是東北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鑄造分廠的工人，在國企轉制的年代下了崗。妻子改嫁富裕商人，陳桂林獨力撫養女兒。這個會拉手風琴的中年人和幾個老工友一起組成了一支小樂隊，專門做婚喪嫁娶的生意。

  生活本來就要這樣湊合着過下去，可正在讀小學又極其喜愛彈鋼琴的女兒提出要求，父母誰能送給她一架鋼琴，她就和誰生活。窮困潦倒的陳桂林拿不出這筆“巨款”，便忽悠了曾經是工友，如今分別是女歌手、全職混混、退役小偷、落魄大哥、退休工程師和豬肉販子的幾個人，硬生生地在已經廢棄的車間，用鋼造出了一架“鋼的琴”。

  在吳曉波看來，《鋼的琴》帶給當今中國的意義或許並不僅僅停留在電影領域。“一地衰敗的鐵西區過去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難關過去了，2000萬下崗工人的人生也都過去了。現在，只有很小很小的一點憂傷，留在一部叫做《鋼的琴》的小成本電影裡。”

  但正是這部電影直面了幾乎快要被這個社會遺忘的人群。“他們沒有犯過任何錯誤，卻承擔了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價。”吳曉波寫道。他這篇影評的標題，叫做《中國工人階級的憂傷》。

  就在兩個多月的拍攝工作完成後，這個龐然大物開始生鏽，然而“琴雖鏽了，記憶沒鏽”。與鋼鐵有關的歲月，是這個36歲的導演生命中難以迴避的一部分。他出生在鐵嶺的一個工廠大院，家族裡有7個人曾分別在遼鋼和鐵西鑄造廠工作過。

  張猛舉家搬到瀋陽後，鋼鐵仍一度在這個城市占據着舉足輕重的位置。遼寧曾是一五規劃的“重中之重”，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瀋陽發育得最為完備。一條鐵路標識着瀋陽普通生活區和工廠區的界限，鐵路以西，便是著名的鐵西區。蘇聯援建的“156工程”，鐵西占了3家。

  電影中，也有兩根突兀的煙囪不斷在畫面中出現。工人們生怕它被毀掉，恨不得將那裡改建成“蹦極的場所”。可是這群人甚至連自己的生活都照料不好，煙囪最終還是被爆破了。現實中的瀋陽，冶煉廠的3座大煙囪也於2004年被拆除。

  蘇聯“老大哥”援建的不僅是大型工廠，還包括大片的蘇式工人村。張猛記得，在那些磚紅色外牆的3層小樓周邊，配套建設有學校、電影院、照相館、副食品商店、浴池和街心花園，“那時的工人村，真是不得了！”

  在張猛的記憶中，鐵西區工人的好時光大概從1985年就開始走下坡路，那一年，瀋陽市防爆器械廠宣告破產。人們普遍將上世紀90年代初期視作最早出現下崗職工問題的時間點，為了提高效率，國企開始着手將冗餘人員從原有的崗位撤換掉。曾經一家幾代人接班上崗的工人們，第一次發現自己手裡的“鐵飯碗”也有可能輕而易舉地被人奪走。

  2002年，鐵西區已經變為下崗問題的“重災區”。當時還是新華社記者的吳曉波前往鐵西對下崗工人進行調研，至今他還記得，一種平靜得近乎麻木的情緒包裹着那裡，人們很少控訴，更多的只是沉默。

  他在工人村里遇到了一個每天去菜市場撿白菜幫子帶回家的中年人，當被問及自己的單位時，那人用一種極其平和的語氣替工廠開脫：“廠子原來很輝煌，但是現在虧損很多年了。國家很困難，我們也理解。”這個帶着一兜白菜幫子悄悄離去的背影，並不是這個城市的孤本。

  在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里，夫妻幾乎同時下崗，兒子正在讀初中，僅僅維持基本的溫飽也成了大難題，每一筆額外的開支都可能讓這個家庭徹底陷入貧困。一天，兒子告訴父母，學校即將召開運動會，按照老師的要求，他得穿一雙運動鞋。可這個家就連買一雙新鞋的錢也湊不出來。吃飯時，妻子不斷抱怨着丈夫沒本事。 丈夫埋頭吃飯，沉默不語，可妻子仍舊埋怨着。這個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陽台，一躍而下。

  這是吳曉波在調研時聽說的一個真實故事。直到今天，他仍然記得給他講故事的那張面孔，“無悲無傷，苦難被深深鎖在細細的皺紋里”；他仍然有時會在夢中再次遭遇這些故事和面孔，“渾身顫慄不已”。

  《鋼的琴》背後就是這樣一個時代。高聳但隨時可能被炸掉的煙囪、被遺棄的工廠和蕭條的生活區是那些曾經生活在其中的人難以抹去的集體回憶。可張猛卻發現，總會有觀眾來問他有關電影的細節，“那時的啤酒長那個樣子？那個年代也有寶馬嗎？”坐在瀋陽一家五星級酒店的咖啡廳里，這個電影人無奈地笑了，“其實那個時代距離今天真的沒多遠，只有10年而已。”

  他明白，鏡頭裡這些下崗工人曾經密布在自己的周圍，可是如今，他們“早已不是生活的主流了”。這個“總喜歡把生活拿回來再想一想”的電影人一臉疲倦地解釋着自己的使命感：“我們還是需要把那個時代拿回來，攤到人們面前。下崗工人不應該就這樣被遺忘掉，或是繼續失落下去。”

  2004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些學者前往遼寧、吉林省就下崗職工的社保問題進行調研，郭於華教授是其中一員。今天再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她仍然記得籠罩在工廠區里那種“無望的氣氛”。

  那年，曾風光一時的長春拖拉機廠已經衰敗。一位退休職工給市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稱，下崗職工能夠就業解決生活問題的僅占其人數的20%，退養職工每月只能領到176元，退休職工雖有“保命錢”，卻要兼顧下崗的兒女和上學的孫輩。甚至，“由於生活極為艱難，職工家庭糾紛增多，離婚率不斷上升，嚴重的是自1998年以來因為生活困難而服毒、跳樓、臥軌、自縊、拒醫而亡的不正常死亡事件時有發生”。

  在這座人們曾經擠破頭想要進來的工廠，一名當時44歲的工人與妻子每天的飯錢不到5元，“每頓兩個饅頭，吃點自己醃的鹹菜”。

  一位下崗的母親將“家裡所有的硬幣和一毛一毛的”都收進塑料袋裡，總共只有200多元。那就是這個家的全部家當，甚至還不夠讓讀小學二年級的兒子參加補課班。而根據記錄，那一年，全國豬肉平均零售價格為每公斤13.76元。

  曾經的職工將一張公告貼到廠里：過去，“無論病有多大多重，你都用不着擔心醫療費用問題”，可後來一切都變了，有了病就要動用生活費，工廠三年五載也不能給報銷一次，“小病買幾片藥，大病就得硬挺着，聽天由命！”

  根據對遼、吉兩地所進行的詳細的田野調查，清華大學課題組最終於2010年出版了名為《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的學術著作。書中引用官方統計數據稱，1998年至2003年，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人數，高達2818萬。

  在研究改革史的過程中，吳曉波了解到，1998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賬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2萬億元”。吳敬璉、周小川、林毅夫等經濟學家及出任過財政部長的劉仲藜等官員曾經提出，“這筆養老保險欠賬問題不解決，新的養老保險體系就無法正常運作，建立社會安全網、保持社會穩定就會成為一句空話。”隨後的幾年中，他們也一再建言要解決國有企業老職工的社保欠賬問題，建立公正完善的社會保障基金。

  《制度實踐與目標群體》一書收錄的官方數據顯示，2003年遼寧省城鎮就業人員有1002.6萬，其中240多萬未參保的就業人員以下崗職工為主。這一年年末，全省私營、個體參保人數僅為33.4萬。

  吳曉波曾在參加一個論壇時遇到了一位當年反對2萬億元劃撥社保計劃的著名智囊、經濟學家。吳曉波問他，已經過去了10年，“對當時的決定有什麼反思嗎？”回答是“不是都過去了嘛”。

  在瀋陽鐵西工人村附近的勞動公園或街邊林蔭道，每天都會有成百上千的下崗或退休工人聚在一起打麻將，這已成為瀋陽鐵西區的特殊“風景”之一。

  張猛想做的，是以電影的方式重現那個年代，“講一個親情外殼下，失落的階級的故事”。在夏夜瀋陽的酒桌上，一個48歲的企業家拍着張猛的肩膀說：“開始我沒想到我能愛看這片子，可是結果，我看了兩遍，太現實了。”

  與這座城市裡的很多中年人一樣，他曾經也是一名工人。然後，“咔嚓一下，下崗了”。就連《鋼的琴》裡那個像鼓號隊一般的草台班子都能勾起他的回憶，那時，廠子裡曾經的文藝骨幹全出去“干小樂隊”了，馬路上走幾步就能碰見一支。“你問我那時的人什麼感覺？”企業家突然放下酒杯，“突然感到沒有組織了，不知道該干點什麼。”

  人們在這個酒桌上想起了十幾年前的故事。同在一個廠子的一家成年人全都下崗，年幼的女兒吵着想吃塊肉，健壯的父親想不出一點辦法，他磨蹭到豬肉檔的前面，狠狠地拽下來一塊肉，撒腿就跑。最終他被警察逮捕，入獄改造。

  這只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故事，那只是當時2818萬下崗工人中極其普通的一個父親。並沒有人願意來記錄這些事情，評論者發現，有人在寫更為遙遠的知青史，卻很少有人願意向10年前回頭，看看曾經的下崗工人。

  1998年，中央提出“3年搞活國有企業”。如今，吳曉波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起，從這一年開始直到2003年，在這場沒有嚴格規範的產權制度改革中，富豪不斷湧現。

  當時瀋陽市中心的八一公園內，出現了一種最新的職業——“陪談”。從事這個工作的大多是下崗女工，她們陪公園裡的老人談些“閒磕”，再陪着流點淚，並收取一點費用。

  有人以燒鍋爐和撿破爛為生，一個月只花幾十元錢。有人在街上賣芸豆，可一天下來，只掙到了可憐的一角錢。一個49歲的下崗職工扛着一把鉗子到馬路上等活，有時，幾天下去，“一分錢都沒有”。

  在曾經氣派的工人村里，一樓住戶的窗戶都敞開着，裡面陳列着用以出售的食品和小百貨，甚至零下二十幾攝氏度的冬天也是如此。而二樓的住戶就硬是從樓上甩下一根電話線來，支起公用電話。

  2002年的調研中，吳曉波聽當地人提起，妻子被迫去洗浴場做皮肉生意，傍晚時分，丈夫用破自行車馱她們至場外，妻子入內，十幾個大老爺們兒就在外面吸悶煙，午夜下班，再用車默默馱回。當地人稱之“忍者神龜”。

  就連常年居住在瀋陽的張猛也說不清，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在這個曾經被戲稱為“一座城市兩層皮”的重工業城市，都市化進程幾乎已經完成。在鐵西區，房地產商將極具誘惑力的句子寫在巨大的廣告板上，希望為尊貴的客戶“啟幕一場格調生活”。

  儘管這裡寬闊的馬路仍然有着“建設”、“保工”、“衛工”一類的名字，但當汽車駛入這個曾經在國家戰略中占據顯赫位置的重工業區時，煙囪大多已經不見了，廠區原有的景象包括運送煤炭的火車也在逐漸減少。

  這裡是鐵西區，房地產商人的新寵。地鐵站和大型家居商場“宜家”成為了這個老區的新主題。曾經的機床廠、製藥廠、紡織廠、鼓風機廠已經變為“巴塞羅那晶座”等名字裡滿是歐洲風情的嶄新樓盤。

  張猛發現，“鐵西現在和所有的城市都一樣”。他在這裡甚至找不到拍《鋼的琴》所需要的一座工廠，最後不得不前往鞍山紅旗拖拉機廠。

  在這個城市裡，還有不少在崗工人。攝製組在市區取景期間，有一次擋住了工人回家的路，雙方起了肢體衝突。“這個傻×，拍工人階級，有病啊，誰他媽看啊！”當時工人們這麼罵道。

  但還是有很多曾經在廠區里度過童年的人能從《鋼的琴》中找到共鳴。電影中飾演專職混混“胖頭”的劉謙，實際是個1982年出生的年輕人，他的母親是一名工人，工廠的院子曾是他童年時最好的遊樂場，“地上好多廢鐵，雜草叢生，我們爬到樹上去摘果子，在衣服上蹭一蹭就吃”。

  秦海璐在營口的國營氧氣廠長大。母親值夜班的時候，工友們會輪流哄着她睡覺，如果沒人陪，她的哭聲就會“震驚整個廠區宿舍”。直到今天，廠區留給秦海璐的記憶仍然鮮明，進入廠門的那條大道筆直寬闊。就在她家附近，氧氣包堆成了小山，她和小夥伴們喜歡在空氧氣瓶上踩來踩去。

  老楊現在是瀋陽鑄造博物館的一名保安。這個始建於1939年的大廠曾是亞洲最大的鑄造企業，年產量達38500噸。2007年，鑄造廠澆鑄完最後一爐鐵水，退出歷史舞台。其中的第一車間被保留下來成為鑄造博物館。

  30多年前，老楊接父親的班進入工廠，成為開車床的一把好手。2002年，他下崗了。如今他的工作十分簡單——看守着這個博物館，並提醒路過的遊客，2013年以前這裡並不接受參觀。

  “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失業，進廠不就是要大幹一番事業嘛。”回憶當時的情景，老楊搓着手，表情顯得很平靜。他沒什麼怨言，“咱們對這個社會不懂啊”。

  工廠向他提出，用每年500元的價格買斷工齡。老楊不想輕易地取走這筆錢，工廠的人對他說，“你都給廠子貢獻20多年了，要是不拿，白貢獻了。”聽完這話，老楊拿走了用20多年工齡換回的1萬多元錢，從此“流向了社會”。

  當聽說有一部電影以下崗工人為主角時，他嘿嘿笑了，表示自己並不會去看，“實在太忙了”。工人們往往不再願意提起這段長達十數年甚至數十年的工廠生活。劉謙的母親曾經在軍工廠工作，在看過《鋼的琴》後，她並沒有對這部電影做出什麼評價。平時在家裡，她常常和兒子說起短暫的下鄉生活，可年頭要近得多的工廠里曾經發生的事情，就像被她從記憶里輕輕抹去了。

  在瀋陽林立的高樓中，飛馳而過的出租車很有可能錯過低矮的工人村。鐵西區贊工街的一棟住宅已經被改為“工人村生活館”，布置還原了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工人家庭在這裡的生活。一個下午，這個冷清的展館只接待了3名遊客。

  馬路對面是如今仍有居民的工人村。一些樓已經被重新粉刷，但仍有一棟樓牆體殘破不堪，在頂樓又被砌上了第四層、第五層。這裡的幾個住戶不大願意談論過去，“還不就那樣，生活總得向前看。”可一個20多年前從菏澤來到這裡的三輪車師傅卻記得，那時，“這裡光跳樓就死了七八個。”他一邊說着，一邊將手指向不遠處，“喏，那邊的樓上跳下來過一個老太太，砰一聲，我親眼見的。”

  吳曉波提醒道，這幾代曾經創造過“中國最著名的機械裝備業基地”的工人，在2004年以後就很少被提及。那一年，國資委成立，產權改革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而下崗工人的問題也在被慢慢稀釋，沒有解決的“該自己承受的也承受掉了”。

  這部描摹昔日東北的電影，終究未能在瀋陽上映。“這是一部輓歌一樣的片子，現在的瀋陽還在快速發展，快到他們甚至還來不及停下來看看自己。”張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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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忍卒讀。那兩千多萬被“買斷”的中國工人啊。忽然想到了美國的“鐵鏽地帶”的人們 。你讓我如何評價呢？不管怎麼說，有一點是肯定的：無論如何也沒有回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