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中共的知识分子

裴毅然

  抗战前后，至少三十万知识青年进入中共根据地，特别是延安，成为中共军政胜利最重要的组织基础。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中共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平津宁沪港穗汉渝等地左翼报刊发表许多介绍延安的文章，再三承诺“来去自由”--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

  毛泽东一再指示“革命青年，来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广告从延安一直贴到西安。抗大新生每至百余名，毛泽东就亲自接见。毛泽东意识到抗大有可能成为中共的“黄埔军校”。1939年2月，鲁艺美术系两位教师申请入党，毛泽东特约面谈。知识分子到访，毛泽东必接待。从毛泽东那封《给萧军的信》，可看出当年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

  当时的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

  那时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六天，学生也只有六个……一万个跟六个比一比，相差多少？”国民党史家也说：“此一大量新血输入，实为中共再起之重要凭借。”陈云秘书刘家栋说：“整个抗战期间，约有20万人次的干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训练，仅抗大就有十万人次。”

  1937年3月“燕大学生参观团”访延，毛泽东等重要领导人与军事将领都出来接见，全团十人回校积极宣传延安见闻，影响极大。抗战爆发后，二三百燕京生进入根据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会大学，在校生仅800余，每届只招200余名，学杂费每年约150银圆，入学考试严格，学生多为精英。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都清晰意识到“抗战后”的决战，意识到自身命运取决于抗战期间的各项准备。1937年11月初，西北绥靖公署厅长谷正鼎在西安各机关负责人会议上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俄国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的。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三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而大革命期间，国民党员从1926年的15万猛增至1929年的63万，三分之一为25岁以下青年。青年的流向不仅仅标志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决定了社会潜在的价值走向。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

  这批学员后来成为中共基层细胞，靠着这批小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组织动员，才有其后大批农民的加入。农民则因文化低弱，绝大多数只能是跟从徒众，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只能是知识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起核心骨干作用的，则是知识分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推算可知，专科以上程度约八千人。

  在文化链条上，民初推行的地方师范教育，成为“红色的1930年代”不可或缺的历史台阶。这些师范生到达延安与各根据地后，经过根据地的短训，很快成为基层干部。否则，要将众多文盲培训成能够使用的大批基层干部，仅靠短期培训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

  姚依林说，抗战时期中共各根据地训练干部，第一批受训者即为当地小学教员，包括中小学生，“中学生在当时农村便是大知识分子了。由于农民群众对于革命道理一时还接受不了，区党委一开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识分子开展工作的。他们当年都只有二十一二岁，有的来自大城市，有的是冀东暴动后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领导，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对抗日救国、社会革命都能讲出一套话来，所以受到了信任”。

  正因为中小知识分子水平有限，阅读能力低弱，首长报告在延安盛行一时。1940年1月9日，毛泽东给五六百人作报告，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论》，听众有艾思奇、成仿吾、吴亮平、李初梨、周扬、萧三、张庚、冼星海、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周立波、温济泽……毛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点起煤气灯，听众“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与燕京女生龚澎和杨刚交往甚密，他说：“在谈话和通信中，我发现这两位妇女知识分子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是有限的。她们都毕业于燕京大学，所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知识充其量不过像所学到的英国文学知识那样多。……她们之所以是马列主义者，因为她们信仰党，接受党的训练。但这种信仰实质上是注重实用的，因为她们相信仅靠个人努力，只会一事无成，团结起来才有力量。”

  中央研究院乃延安翰林院、最高研究机构，人员构成如下：68％无任何工作经历、84％只接受过延安学校短训、79％为20－30岁的青年。该院始终未走出像模像样的研究人员，不少人一生无研究能力。终身以文学为职事的丁玲承认：“我不懂外文，外国文学读得少，中国古典文学也读得少，马列主义的书在延安也没有好好读。”何其芳在上海公学求学时，“从来不翻阅社会科学书籍”。

  赴延知识青年大多来自中产以下平民家庭，基础知识原本浮浅，只读了一点文学名著。入读广州大学、留苏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辽沈战役阵亡），1944年在延安写《自传》，清晰记述少年教育：“除了直观的客观知识加强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传》增益了我以热烈的民族思想，《七侠五义》赋予我对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浒传》给我以朦胧的社会思想及应该捣乱的念头”，1925年参加学潮，“从此次风潮中，我体验到广东教育及上层知识分子中的反动性，一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认识，即中国大学教育是坏的。做一个国民，初中毕业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学社会知识以认识社会，即可进入社会活动，不要进大学，大学越学越坏！因中国的大学受阶级性的局限，无例外的只是教导一些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货色！”

  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周扬也是“文革”期间才精读《马恩全集》、《列宁选集》。陈云“文革”期间下放江西三年，通读《列宁选集》。毛泽东说：“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得多一些，读得最多的是《马恩选集》四卷本。”李锐说：“他（指毛）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及：“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1961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必定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他们对参与政治有着更为强烈更为急迫的内需。鲁迅到广州后发现北伐军都是学生兵。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杨荫杭(1878－1945)：“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不仅中小学生，不少大学生也跑去广州参军。叶挺第24师教导大队，“战士大部分是‘马日事变’后从长沙来的知识青年，主要是中学生，青年团员占多数”。第三营指导员李逸民即上海大学肄业生。学生不读书，一窝蜂去搞政治，个个都想从这条路上走，价值孔道日益单一束窄。青年学生史识既浅，胸襟狭陋，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犹无源之水，得盛雨为潢潦，噪噪然一过，难以为继。他们以文学想象共产主义，以浪漫代替现实，以幼稚从事政治。

  越年轻自然越有冒险犯难的精神，越年长阅历越深，越看到事情的复杂性，越有全局意识，也就越趋于稳健，甚至退回保守，宁慢勿躁。黄遵宪、严复、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均走出青年激进、中年缓和、老年保守的人生曲线。黄遵宪、梁启超晚年都退而不问政事。

  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识不足，不能把学问的新知识放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中来认识。……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延安一代绝大多数终身未出国门，长寿者20世纪90年代才有机会出去开眼界。

  阅读延安一代及其子女亲友的各种回忆录，发现延安士林普遍缺乏阅读社科理论书籍的兴趣，轻视欧美“资产阶级学说”，绝大多数没有阅读习惯。被誉为“学者型革命家”的乔冠华、龚澎夫妇，1949年后似未啃过大部头著作，闲暇读物主要是文件及参考资料。

  进入晚岁的延安一代，绝大多数保持延安思维特色--只有情绪化的反应，缺乏基础理论修养。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聂华苓邀请丁玲访美，聂很快发现：“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聂华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维”的本质缺陷。“喜欢批评”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构的理论体系，需要把握体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确认体系中每一观点的合理性，并详细考察各论点之间是否抵触，与人类基本价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构，难度高度大大超过仅需一个“点”的批评。换言之，批评只须出示论点，不必出示论据，亦毋须周延性论证。批评所需的价值支撑仅仅来自某一零碎的“语录”。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论点支撑宏大结论，一句“毋庸置疑”便回避了一切质疑。延安一代整体知识结构属于旧式文化加一些马列主义，或曰旧诗词旧小说加马列主义。低窄的学历结构从宏观上制约了他们对革命的理解，他们头脑中储存的是简化后的马列公式、抽象概念。

  延安一代既缺乏前辈士林的传统教育与留洋经历，亦无后辈学子对西学的渴求钻研，学基薄弱，识力有限。在20世纪历代中国士林中，延安一代的知识结构最为单一，视野最为局促。除了在延安输入的革命理论，直到80年代，他们头脑中几无其他不同价值体系的人文知识，更不知西方现代派学说。既然知识结构中没有其他参照坐标，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识体系的校验纠正。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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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共极力争取小知识分子，他们极易被“洗脑”我没异议。可是，那个年代在文化水平极低的中国怎么可能有很多文化层次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