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冠華與龔澎

  喬松都這樣評價父母：母親是一個有大愛的人，不論怎樣的狂風暴雨都無法摧折她的信念；父親是一個才華橫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後十年經歷非常複雜，很多話他都壓在心底沒有說出來，包括他的生活。

  喬松都17歲那年，正值“文革”時期，母親含淚病逝；歷經一些家庭變故後，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親。從2000年起，喬松都開始尋訪父母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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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廳，喬松都和哥哥喬宗淮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談到母親時，周總理一字一句地說：“你們的媽媽是一個非常出色的人，沒有人能夠代替她。”此時，距離龔澎去世已3年。（下面應該是喬松都寫的。——編者）

  龔澎1914年在日本橫濱出生，父親龔鎮洲追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反袁護國鬥爭。1933年，19歲的龔澎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燕京大學歷史系。

  在燕大，龔澎參加了進步學生組織，並作為學生領袖參與了“一二·九”運動。當時，龔澎和一批進步學生經常聚集在新聞系講師埃德加·斯諾家中。在斯諾家小小的銀幕上，龔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機勃勃，並第一個把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部分章節翻譯成中文在學生中傳閱。

  1938年，懷揣革命激情，龔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將學生時代的名字“龔維航”改為“龔澎”。在總部秘書科工作兩年後，1940年深秋，龔澎被安排擔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負責國際統一戰線和外國記者的聯絡工作。

  在曾家岩50號工作的6年，被喬松都視為“母親一生事業的巔峰，作為中共第一位新聞發言人，她做了大量對外宣傳事業的開創性工作。”

  在重慶，龔澎有一項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準時來到兩路口附近巴縣中學內的外國記者站，在國民黨特務的盯梢監視下，周旋在各國記者和外交官中間。那段時間，來自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以及《時代》《泰晤士報》等著名傳媒機構的上百名外國記者駐在重慶，龔澎帶着延安最新廣播稿的副本，和這些外國記者交朋友，宣傳共產黨的理論，很多外國友人由此成為她終身的朋友。

  龔澎令不少外國記者為之傾倒，將她視為“言論自由的象徵”“典型的美與革命結合的化身”。當時以美國國務院文官身份來訪重慶的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費正清這樣評價：“在1943年瀰漫在重慶的沮喪的單調氣味的氣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那時有些人暗戀媽媽，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國記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這些軼聞。

  中共建國後，龔澎被任命為外交部情報司(後更名為新聞司)司長，作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她在新聞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長助理為止。

  從重慶南方局，到新中國外交部，周總理對龔澎十分信任。1964年，龔澎隨同周恩來出訪亞非歐14國。在抵達阿爾及利亞後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某國電視台記者提出採訪周恩來的請求，並希望中方付費，龔澎義正言辭地反駁：“你想錯了，記者先生！我們不需要favor(恩賜)，在眾多國家的電視屏幕上紛紛出現周恩來的形象之後，貴國的電視才姍姍來遲地出現，那時，記者先生，你就會知道你現在是犯了一個什麼樣的錯誤了！”

  有外國記者評價：“龔澎的一舉一動，體現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賞的周恩來的工作作風。”“然而母親從不把這些當成個人資本炫耀，這與她的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問母親是不是和周總理很熟，她只是淡然一笑說，那都是為了工作。”

  “文革”中，龔澎因在重慶特殊的工作經歷，成為造反派攻擊目標。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看着坐在最後的龔澎大聲說：“龔澎，你坐在前面來！”“龔澎，你怎麼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42年歲末，喬冠華與龔澎相識於曾家岩50號周恩來的辦公室。此前，喬冠華在香港以“喬木”為筆名撰寫大量關於二戰的國際評論，名噪一時，毛澤東稱讚“喬的文章頂得上兩個師”。香港淪陷後，喬冠華與眾多文化界名流撤離到重慶，加入外事組和《新華日報》的編輯工作。由於工作關係，喬冠華與龔澎經常一起訪友，一起看稿件，他們都酷愛古典音樂，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兩人結為伉儷。

  30年的婚姻中，喬冠華與龔澎始終恩愛如初。小時候聽到父母互稱“達令(darling親愛的)”，十分不解。母親不動聲色地解釋：“在家裡兩個人用一個名字方便”，還補充說，“這個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兩人之間使用。”

  身為外交官的女兒，喬松都並未感受到成長經歷的特殊，“如果說有一點不同，那就是深受家庭的文化薰陶，父母對我們身教重於言教。”父母的生活非常儉樸，母親的花旗袍、小胸針和高跟鞋只有參加活動時才用。家裡除了鋼琴和唱片櫃，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標籤。

  “多少年來，母親是父親的減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親有什麼事總是和媽媽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媽媽的確比爸爸堅定、果斷。”“文革”開始後，喬冠華也成了“走資派”。有一次，造反派輪番審喬冠華，要他交代周總理在內部會議上的講話內容，喬冠華悄悄打電話問龔澎：現在壓得很緊，問得很具體，要不要說？龔澎很堅定地說：“堅決頂住！不要寫任何東西。我永遠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喬冠華和龔澎常常互相鼓勵。喬松都回憶，一天下班後，母親讓自己彈奏一曲《國際歌》，她和父親並排站在客廳門前，神情莊重，跟着節奏輕聲吟唱：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曲子結束了，母親深深吸了口氣說：“休息過來了，下午接着戰鬥！”

  隨着各種政治壓力接踵而至，龔澎的身體每況愈下。1970年，龔澎因腦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裡，她嘗試着和喬冠華談及“走後”的話題，每次一張口，喬冠華便淚流滿面，泣不成聲：“達令！我們不談這些了！你一定會好的！我們不會分開的！”龔澎叫來兒子，囑咐道：你爸爸很有才華，但在政治上缺乏經驗，你一定要多多幫助他。

  “媽媽走後，受打擊最重的是爸爸。”喬松都回憶，那段時間，父親經常獨坐書桌前一遍遍書寫蘇軾的《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等兒女熟睡後，父親拿出一個放大鏡，一張張翻看他和妻子的舊照，不時老淚縱橫。

  對於喬松都而言，父親的晚年經歷，伴隨一系列突如其來的家庭變遷，成為她至今仍不願過多回憶的往事。她說：“父親生命中的最後十年非常複雜，也非常坎坷，很多話他都壓在心底沒有說出來，包括他的生活。”

  母親離世3年後，喬冠華猶豫再三，對女兒說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個伴兒（當然是章含之），你們都在外面忙，我一個人很寂寞。我還要這個家，你和哥哥不要離開我。”

  多年後，喬松都和哥哥仍受到類似“反對父親再婚”的指責。“事實是，我和哥哥並沒有反對父親再婚，只是對父親當時的選擇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1973年夏天，在父親的要求下，哥哥一家搬了出去。令喬松都不解的是，30多年後，一些媒體卻對此事件刻意渲染，稱喬冠華的兒子從家裡擅自拿走了幾百張唱片，並引申出“喬的子女搬走了一切”的不實之言。

  喬松都說，“首先，我家從來沒有數百張唱片，更不要說已經歷過‘文革’抄家的浩劫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親簽名的唱片。至於搬走一切的說法更屬子虛烏有。”

  1973年8月底，喬冠華搬離報房胡同的家，並按規定將這裡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後，喬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遠離父親，最長時間曾3年沒有見過面，“當時我們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隔絕了。”1974年，“文革”後期，國內政局詭譎，同年6月，喬冠華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兩年後被免職。“父親在極其複雜的歷史時期，陷入了一場複雜的政治漩渦中。”

  此時，喬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親身邊。喬冠華曾對身邊的人說：“在我最紅的時候，我的孩子離開了我，但是在我最艱難的時候他們又來到我身邊，還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喬冠華生命的最後幾年，大多數時間都是在家裡養病，準備撰寫一部外交回憶錄。1982年12月，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委託習仲勛和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了喬冠華，詢問他的近況，並且代表中央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你有那麼多豐富的外交經驗，還要為黨的外交事業多做工作。”

  “父親並非像傳言所說的死無葬身之地。”喬松都澄清，由於種種歷史原因，父親被葬在太湖湖畔，母親則安葬在北京八寶山。本想讓這對結髮夫妻長相守，可喬松都實在不忍心驚動父母。

懷念我的母親龔澎

喬宗淮

原載《光明日報》2014年12月26日

  母親龔澎已經離開我們40多年了。我一輩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發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飄下幾片雪花，母親因突發腦溢血導致暈厥，被抬上北京醫院的急救車，我站在急救車旁，初春的寒冷讓我從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風暴雨剛剛過去，父親、母親剛剛被“解放”，恢復工作，全家人還沒來得及透口氣，卻不知什麼厄運又會降臨，不禁打了個寒戰。

  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後，在這裡度過了1年零4個月，是當時重慶周公館唯一的兒童。幾十年後，我懷着莊重的心情，緩步走進了這座曾經經歷過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三層灰色小樓，仔細觀看每一個房間和庭院裡每一個角落。

  當我走進周恩來的辦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聯翩，我仿佛看到母親當年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的情景。她身着八路軍軍裝，提前來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周恩來走進辦公室後，簡單寒暄幾句就問母親：“看到了什麼？”母親說：“看到了三張地圖。”周恩來又說：“那你具體說說看！”母親說：“一張是歐洲地圖，另一張是中國抗日戰場上的軍事地圖，還有一張我只看了一半，你進來把帘子拉上了。”周恩來帶着幾分滿意說：“你的觀察很敏銳。”

  這是母親給周恩來的第一印象。周恩來又詢問了母親的經歷和家庭情況，了解到她的父親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將領龔鎮洲。她在燕京大學學習期間，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到延安。後來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工作。與周恩來談話之後，母親被安排擔任周恩來的外事工作秘書，參加外事組的工作，主要任務之一是負責聯繫新聞界。

  母親是個性格開朗的人，但處事沉穩。知人善任的周恩來總理曾這樣評說：“龔澎靜若處子。”新中國成立時母親就擔任外交部情報司（新聞司前身）司長，長達15年之久。

  近年來，我尋回了一些歷史的碎片，使得母親的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來。幾年前，外交部西歐司李九年參贊送給我一份他保存的母親1965年在外交部新聞司談“關於調查研究工作”的記錄稿。這篇已經發黃的講話稿，把我的思緒帶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個周日，父親喬冠華和母親的朋友姚臻（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來家中做客。我從旁走過聽到姚叔叔說，最近他在毛那裡談工作時毛說，龔澎是優秀的女幹部。

  姚叔叔走後，我問母親：“毛主席因為什麼事情表揚你啊？”母親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說：“主席對我們的工作比較滿意，鼓勵我們繼續努力。”

  一年以後，“文革”開始，母親擔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和其他部領導一樣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級。到了1967年初，發生所謂的“一月風暴”“造反派奪權”，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鬥外就去打掃廁所。

  我記得那時外交部在東交民巷正義路辦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辦公樓外等候母親。母親才50歲出頭，患有慢性病，由於批鬥身體變得很虛弱。母親慢慢移步從辦公樓出來後，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車的後架上，我推着車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無軌電車站，等她上了車，我再騎上車趕到燈市西口車站接她，把她馱回首都劇場旁邊報房胡同的家。

  周公館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重慶的建築物。它承載着豐富的歷史，其中也包含了母親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憶。參觀周公館後，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曾家岩50號有着我太多關於母親的回憶。我出生不久，母親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顧不上年幼的我。後來，她索性就把我擱在當地人用的竹簍里，把竹簍放在周公館傳達室的門口，請值班的同志代為照看。周恩來發現後，號召大家都來關心龔澎的孩子，我就這樣受到了周公館集體的照料。周公館既是辦公的地方，也是周恩來會客的場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國際朋友往來。由於我總是待在傳達室門口，映入眼帘的都是人們出出進進送往迎來的景象，所以我學會的第一句話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說“再見”。直到我長大成人之後，一些曾經去過周公館的老人家，還叫我“當年站籠子的孩子”。

  母親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顧不上對年幼子女的照顧，但她在忙碌中對子女的關心卻無處不在。全國總工會方繼孝同志是一個對中國現代歷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愛好。我們首次見面時，他給我的見面禮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冊子和用玻璃紙套封裝着的一張明信片。明信片是母親1950年從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欄上有母親熟悉的筆跡寫着“喬宗淮同志”，當時我只有6歲。

  明信片中寫道：“親愛的仔仔，今天下午三點到了莫斯科，現在住在莫斯科飯店，我一個人一間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大紅星。假如你在我身邊，我一定把你抱起來看看這個照耀着全世界的和平之星，聽說斯大林就在這座宮殿裡呢……”這是母親第一次出國，雖然經歷了長途旅行，剛到莫斯科就把她興奮的心情告訴了年幼的兒子，分享她的快樂。我把這張明信片鑲在鏡框中，陳放於書桌上，以緬懷母親無盡的愛。

  另一件難忘的事情發生在1945年國共談判期間，毛澤東主席到重慶。在母親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館會見幾位熱愛中國、同情中國共產黨的美國士兵。會見後，毛主席和美國士兵以及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合影。正式拍照結束後，母親一把把我從旁抱過來，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張合影。母親的愛子心切，為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紀念。當時我只有1歲，現在我對當年的情景全然毫無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喚起我美好的想象。這就是母親留給我的精神財富。

  在母親的遺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後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親為我親手縫製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慶的共產黨人生活是比較簡樸的，衣服的布料是母親的摯友廖夢醒阿姨（廖仲愷、何香凝長女）穿破了的長筒襪上半部剪裁下來的。常人眼裡，這是極普通的碎布頭，母親卻很小心地保留下來。可見，母親是多麼珍視我的降生，這也是母親的溫情體現。現在每當我看到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親的關愛。

（作者為喬冠華與龔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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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只有中國的老人們對喬冠華和龔澎還有印象了。我上個世紀70年代在“北大荒”當“知青”時曾聽說過喬冠華和章含之（章士釗養女）再婚逸事。其實當時的傳言不準確；我當時聽說喬冠華和龔澎的兩個兒子在喬和章結婚後大鬧，動不動就把家裡的財物拿走。實際上喬和龔所生的孩子是一男一女。兒子當時30歲，已婚。下面是我在網上看到的資料。

  章含之的第二任老公是喬冠華。在章含之和喬冠華婚前，這樁婚事就受到了喬冠華兩個子女的反對。在理性上，當時30歲的大兒子喬宗淮認為章含之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在事業上不能幫助喬。他的原話是“章政治上不夠成熟，父親應考慮全面，挑選一個能在政治上幫助並保護父親的配偶”。在感性上，二女兒喬松都，則覺得龔澎才走了兩年多父親就要找個小22歲的女人當繼母很“對不起媽媽”。喬冠華要娶一個只比宗淮大8歲的後母，這令宗淮兄妹十分尷尬。的確，在感性上，和父親恩愛一輩子的母親逝世才三年，父親就要和一個比他年輕20多歲的女人結婚，這讓任何子女都有些難以接受。

  但是，父子雙方不是選擇了溝通而是選擇了對抗。當喬宗淮最終對父親表示，只得接受父親的決定，接納章含之而試着與她相處時，章含之似乎已失去可能與喬的兩個子女和平共處的信心。當時喬冠華給喬宗淮的回答是：喬、章的結合只能是兩人世界，子女必須搬出。在這個二人世界中，前妻龔澎的所有相片被摘下，龔澎所生的子女也必須搬離。喬宗淮問：“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們搬到哪兒去呢？”喬冠華的回答具現代意識；“我年輕時很早就出家獨立，我自己離開父母外出闖世界的時候比你現在要小得多啦。” 緊跟着的一件事，迫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倉促搬遷。

  一天，喬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鑰匙開門，插入鎖孔卻久久不能轉動……她驚詫地發現門鎖已被換過了!直到老保姆買菜回來，為她開了門，直言相告，是她的父親喬冠華換了鎖。事實十分清楚，父親要和後媽過二人世界，這個家已經容不下兄妹二人。喬冠華的前妻龔澎所生的兒子喬宗淮、女兒喬松都、懷孕八個月的兒媳彭燕燕必須另覓住處。迫在眉睫的情勢，使得子女們在最短時間內想出解決辦法；喬松都必須搬入她當戰士的北京 262醫院集體宿捨去。喬宗淮帶着他懷孕八個月的妻子，暫時搬到妻子娘家。

  搬家的時候，龔澎在女兒幼年時代母親送給女兒的一架鋼琴未能搬出（可能是因為裝不下，人手又少，搬不動）。據說喬松都本想稍後來拿回鋼琴，但後來喬冠華結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時這架鋼琴不知下落。直到多年後，喬松都再見到喬冠華時仍含着淚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諒的就是你弄丟了媽媽送給我的鋼琴！”

  喬、章的婚煙造成了喬冠華與子女的分離，這是當時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後的喬冠華似乎異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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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姑且一看而已。其實我看到喬冠華和龔澎資料，想到的是他們年輕時相信共產主義，認為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國。這還真有其必然性。那時他們是很有激情的，並一直堅持自己的信仰；龔澎是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