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与龚澎

  乔松都这样评价父母：母亲是一个有大爱的人，不论怎样的狂风暴雨都无法摧折她的信念；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革命者，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经历非常复杂，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乔松都17岁那年，正值“文革”时期，母亲含泪病逝；历经一些家庭变故后，而立之年的她再度失去了父亲。从2000年起，乔松都开始寻访父母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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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在中南海西花厅，乔松都和哥哥乔宗淮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谈到母亲时，周总理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此时，距离龚澎去世已3年。（下面应该是乔松都写的。——编者）

  龚澎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斗争。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

  在燕大，龚澎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并作为学生领袖参与了“一二·九”运动。当时，龚澎和一批进步学生经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在斯诺家小小的银幕上，龚澎第一次感受到延安的生机勃勃，并第一个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部分章节翻译成中文在学生中传阅。

  1938年，怀揣革命激情，龚澎踏上延安之旅。因敬仰革命烈士澎湃，她将学生时代的名字“龚维航”改为“龚澎”。在总部秘书科工作两年后，1940年深秋，龚澎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负责国际统一战线和外国记者的联络工作。

  在曾家岩50号工作的6年，被乔松都视为“母亲一生事业的巅峰，作为中共第一位新闻发言人，她做了大量对外宣传事业的开创性工作。”

  在重庆，龚澎有一项必做的工作：每天下午准时来到两路口附近巴县中学内的外国记者站，在国民党特务的盯梢监视下，周旋在各国记者和外交官中间。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龚澎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

  龚澎令不少外国记者为之倾倒，将她视为“言论自由的象征”“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当时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来访重庆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费正清这样评价：“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那时有些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

  中共建国后，龚澎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

  从重庆南方局，到新中国外交部，周总理对龚澎十分信任。1964年，龚澎随同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在抵达阿尔及利亚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某国电视台记者提出采访周恩来的请求，并希望中方付费，龚澎义正言辞地反驳：“你想错了，记者先生！我们不需要favor(恩赐)，在众多国家的电视屏幕上纷纷出现周恩来的形象之后，贵国的电视才姗姗来迟地出现，那时，记者先生，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犯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了！”

  有外国记者评价：“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然而母亲从不把这些当成个人资本炫耀，这与她的为人之道格格不入。我曾好奇地问母亲是不是和周总理很熟，她只是淡然一笑说，那都是为了工作。”

  “文革”中，龚澎因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成为造反派攻击目标。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看着坐在最后的龚澎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1942年岁末，乔冠华与龚澎相识于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此前，乔冠华在香港以“乔木”为笔名撰写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名噪一时，毛泽东称赞“乔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师”。香港沦陷后，乔冠华与众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加入外事组和《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乔冠华与龚澎经常一起访友，一起看稿件，他们都酷爱古典音乐，尤其是肖邦的作品。1943年，两人结为伉俪。

  30年的婚姻中，乔冠华与龚澎始终恩爱如初。小时候听到父母互称“达令(darling亲爱的)”，十分不解。母亲不动声色地解释：“在家里两个人用一个名字方便”，还补充说，“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两人之间使用。”

  身为外交官的女儿，乔松都并未感受到成长经历的特殊，“如果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深受家庭的文化熏陶，父母对我们身教重于言教。”父母的生活非常俭朴，母亲的花旗袍、小胸针和高跟鞋只有参加活动时才用。家里除了钢琴和唱片柜，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

  “多少年来，母亲是父亲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父亲有什么事总是和妈妈商量。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妈妈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文革”开始后，乔冠华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乔冠华，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乔冠华悄悄打电话问龚澎：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龚澎很坚定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文革”中，乔冠华和龚澎常常互相鼓励。乔松都回忆，一天下班后，母亲让自己弹奏一曲《国际歌》，她和父亲并排站在客厅门前，神情庄重，跟着节奏轻声吟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曲子结束了，母亲深深吸了口气说：“休息过来了，下午接着战斗！”

  随着各种政治压力接踵而至，龚澎的身体每况愈下。1970年，龚澎因脑出血住院。在清醒的日子里，她尝试着和乔冠华谈及“走后”的话题，每次一张口，乔冠华便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了！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龚澎叫来儿子，嘱咐道：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缺乏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

  “妈妈走后，受打击最重的是爸爸。”乔松都回忆，那段时间，父亲经常独坐书桌前一遍遍书写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等儿女熟睡后，父亲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翻看他和妻子的旧照，不时老泪纵横。

  对于乔松都而言，父亲的晚年经历，伴随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家庭变迁，成为她至今仍不愿过多回忆的往事。她说：“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非常复杂，也非常坎坷，很多话他都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包括他的生活。”

  母亲离世3年后，乔冠华犹豫再三，对女儿说出了再婚的想法：“我想找个伴儿（当然是章含之），你们都在外面忙，我一个人很寂寞。我还要这个家，你和哥哥不要离开我。”

  多年后，乔松都和哥哥仍受到类似“反对父亲再婚”的指责。“事实是，我和哥哥并没有反对父亲再婚，只是对父亲当时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73年夏天，在父亲的要求下，哥哥一家搬了出去。令乔松都不解的是，30多年后，一些媒体却对此事件刻意渲染，称乔冠华的儿子从家里擅自拿走了几百张唱片，并引申出“乔的子女搬走了一切”的不实之言。

  乔松都说，“首先，我家从来没有数百张唱片，更不要说已经历过‘文革’抄家的浩劫了。其次，哥哥至今保留着封套有母亲签名的唱片。至于搬走一切的说法更属子虚乌有。”

  1973年8月底，乔冠华搬离报房胡同的家，并按规定将这里的住房交回外交部。此后，乔松都和哥哥一度被迫远离父亲，最长时间曾3年没有见过面，“当时我们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隔绝了。”1974年，“文革”后期，国内政局诡谲，同年6月，乔冠华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两年后被免职。“父亲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一场复杂的政治漩涡中。”

  此时，乔松都和哥哥又默默回到父亲身边。乔冠华曾对身边的人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乔冠华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养病，准备撰写一部外交回忆录。1982年12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委托习仲勋和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了乔冠华，询问他的近况，并且代表中央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了，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

  “父亲并非像传言所说的死无葬身之地。”乔松都澄清，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父亲被葬在太湖湖畔，母亲则安葬在北京八宝山。本想让这对结发夫妻长相守，可乔松都实在不忍心惊动父母。

怀念我的母亲龚澎

乔宗淮

原载《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6日

  母亲龚澎已经离开我们40多年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970年3月8日那天的清晨，蒙蒙发亮的天空，零零散散飘下几片雪花，母亲因突发脑溢血导致晕厥，被抬上北京医院的急救车，我站在急救车旁，初春的寒冷让我从不知所措中清醒。我思忖，“文革”初期的疾风暴雨刚刚过去，父亲、母亲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全家人还没来得及透口气，却不知什么厄运又会降临，不禁打了个寒战。

  1944年7月29日我出生后，在这里度过了1年零4个月，是当时重庆周公馆唯一的儿童。几十年后，我怀着庄重的心情，缓步走进了这座曾经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三层灰色小楼，仔细观看每一个房间和庭院里每一个角落。

  当我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眼前的景象使我浮想联翩，我仿佛看到母亲当年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她身着八路军军装，提前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走进办公室后，简单寒暄几句就问母亲：“看到了什么？”母亲说：“看到了三张地图。”周恩来又说：“那你具体说说看！”母亲说：“一张是欧洲地图，另一张是中国抗日战场上的军事地图，还有一张我只看了一半，你进来把帘子拉上了。”周恩来带着几分满意说：“你的观察很敏锐。”

  这是母亲给周恩来的第一印象。周恩来又询问了母亲的经历和家庭情况，了解到她的父亲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将领龚镇洲。她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到延安。后来调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与周恩来谈话之后，母亲被安排担任周恩来的外事工作秘书，参加外事组的工作，主要任务之一是负责联系新闻界。

  母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但处事沉稳。知人善任的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说：“龚澎静若处子。”新中国成立时母亲就担任外交部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长达15年之久。

  近年来，我寻回了一些历史的碎片，使得母亲的为人和形象在我心中更加清晰起来。几年前，外交部西欧司李九年参赞送给我一份他保存的母亲1965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谈“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记录稿。这篇已经发黄的讲话稿，把我的思绪带回到1965年春天的一个周日，父亲乔冠华和母亲的朋友姚臻（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家中做客。我从旁走过听到姚叔叔说，最近他在毛那里谈工作时毛说，龚澎是优秀的女干部。

  姚叔叔走后，我问母亲：“毛主席因为什么事情表扬你啊？”母亲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淡淡地一笑，说：“主席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鼓励我们继续努力。”

  一年以后，“文革”开始，母亲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和其他部领导一样受到造反派的批判，而且逐步升级。到了1967年初，发生所谓的“一月风暴”“造反派夺权”，她被扣上“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勒令她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外就去打扫厕所。

  我记得那时外交部在东交民巷正义路办公，每天晚上我都在外交部办公楼外等候母亲。母亲才50岁出头，患有慢性病，由于批斗身体变得很虚弱。母亲慢慢移步从办公楼出来后，吃力地坐到我自行车的后架上，我推着车把她送到王府井南口的无轨电车站，等她上了车，我再骑上车赶到灯市西口车站接她，把她驮回首都剧场旁边报房胡同的家。

  周公馆是一座典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重庆的建筑物。它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了母亲和我的母子情深的回忆。参观周公馆后，而今已年逾古稀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曾家岩50号有着我太多关于母亲的回忆。我出生不久，母亲很快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因而顾不上年幼的我。后来，她索性就把我搁在当地人用的竹篓里，把竹篓放在周公馆传达室的门口，请值班的同志代为照看。周恩来发现后，号召大家都来关心龚澎的孩子，我就这样受到了周公馆集体的照料。周公馆既是办公的地方，也是周恩来会客的场所，常有各界人士和国际朋友往来。由于我总是待在传达室门口，映入眼帘的都是人们出出进进送往迎来的景象，所以我学会的第一句话就是模仿送客的大人说“再见”。直到我长大成人之后，一些曾经去过周公馆的老人家，还叫我“当年站笼子的孩子”。

  母亲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常常顾不上对年幼子女的照顾，但她在忙碌中对子女的关心却无处不在。全国总工会方继孝同志是一个对中国现代历史有研究的作家，他有收藏名人信札的爱好。我们首次见面时，他给我的见面礼是署有我父母名字的英文小册子和用玻璃纸套封装着的一张明信片。明信片是母亲1950年从莫斯科寄出的。在收信人一栏上有母亲熟悉的笔迹写着“乔宗淮同志”，当时我只有6岁。

  明信片中写道：“亲爱的仔仔，今天下午三点到了莫斯科，现在住在莫斯科饭店，我一个人一间房，窗外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的大红星。假如你在我身边，我一定把你抱起来看看这个照耀着全世界的和平之星，听说斯大林就在这座宫殿里呢……”这是母亲第一次出国，虽然经历了长途旅行，刚到莫斯科就把她兴奋的心情告诉了年幼的儿子，分享她的快乐。我把这张明信片镶在镜框中，陈放于书桌上，以缅怀母亲无尽的爱。

  另一件难忘的事情发生在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在母亲的安排下，主席在周公馆会见几位热爱中国、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士兵。会见后，毛主席和美国士兵以及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合影。正式拍照结束后，母亲一把把我从旁抱过来，又同毛主席等人拍了一张合影。母亲的爱子心切，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纪念。当时我只有1岁，现在我对当年的情景全然毫无印象，只有和毛主席一起的照片，常唤起我美好的想象。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精神财富。

  在母亲的遗物中，有她一直保存着的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那是母亲为我亲手缝制的。1944年，生活在陪都重庆的共产党人生活是比较简朴的，衣服的布料是母亲的挚友廖梦醒阿姨（廖仲恺、何香凝长女）穿破了的长筒袜上半部剪裁下来的。常人眼里，这是极普通的碎布头，母亲却很小心地保留下来。可见，母亲是多么珍视我的降生，这也是母亲的温情体现。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巴掌大的小衣服，仍然深深地感受到母亲的关爱。

（作者为乔冠华与龚澎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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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只有中国的老人们对乔冠华和龚澎还有印象了。我上个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当“知青”时曾听说过乔冠华和章含之（章士钊养女）再婚逸事。其实当时的传言不准确；我当时听说乔冠华和龚澎的两个儿子在乔和章结婚后大闹，动不动就把家里的财物拿走。实际上乔和龚所生的孩子是一男一女。儿子当时30岁，已婚。下面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

  章含之的第二任老公是乔冠华。在章含之和乔冠华婚前，这桩婚事就受到了乔冠华两个子女的反对。在理性上，当时30岁的大儿子乔宗淮认为章含之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在事业上不能帮助乔。他的原话是“章政治上不够成熟，父亲应考虑全面，挑选一个能在政治上帮助并保护父亲的配偶”。在感性上，二女儿乔松都，则觉得龚澎才走了两年多父亲就要找个小22岁的女人当继母很“对不起妈妈”。乔冠华要娶一个只比宗淮大8岁的后母，这令宗淮兄妹十分尴尬。的确，在感性上，和父亲恩爱一辈子的母亲逝世才三年，父亲就要和一个比他年轻20多岁的女人结婚，这让任何子女都有些难以接受。

  但是，父子双方不是选择了沟通而是选择了对抗。当乔宗淮最终对父亲表示，只得接受父亲的决定，接纳章含之而试着与她相处时，章含之似乎已失去可能与乔的两个子女和平共处的信心。当时乔冠华给乔宗淮的回答是：乔、章的结合只能是两人世界，子女必须搬出。在这个二人世界中，前妻龚澎的所有相片被摘下，龚澎所生的子女也必须搬离。乔宗淮问：“爸爸，您的意思是……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乔冠华的回答具现代意识；“我年轻时很早就出家独立，我自己离开父母外出闯世界的时候比你现在要小得多啦。” 紧跟着的一件事，迫使宗淮兄妹不得不被迫仓促搬迁。

  一天，乔松都下班回家，掏出钥匙开门，插入锁孔却久久不能转动……她惊诧地发现门锁已被换过了!直到老保姆买菜回来，为她开了门，直言相告，是她的父亲乔冠华换了锁。事实十分清楚，父亲要和后妈过二人世界，这个家已经容不下兄妹二人。乔冠华的前妻龚澎所生的儿子乔宗淮、女儿乔松都、怀孕八个月的儿媳彭燕燕必须另觅住处。迫在眉睫的情势，使得子女们在最短时间内想出解决办法；乔松都必须搬入她当战士的北京 262医院集体宿舍去。乔宗淮带着他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暂时搬到妻子娘家。

  搬家的时候，龚澎在女儿幼年时代母亲送给女儿的一架钢琴未能搬出（可能是因为装不下，人手又少，搬不动）。据说乔松都本想稍后来拿回钢琴，但后来乔冠华结婚搬出外交部宿舍时这架钢琴不知下落。直到多年后，乔松都再见到乔冠华时仍含着泪水直斥：“我最不能原谅的就是你弄丢了妈妈送给我的钢琴！”

  乔、章的婚烟造成了乔冠华与子女的分离，这是当时人人皆知的事情。1973年之后的乔冠华似乎异常忙碌，他很少和子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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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资料姑且一看而已。其实我看到乔冠华和龚澎资料，想到的是他们年轻时相信共产主义，认为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这还真有其必然性。那时他们是很有激情的，并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龚澎是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