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百年冥诞日的思念和追忆（上）

母亲的生日，正好与我来美的日子重合。85年底离国的那天，正是母亲66岁生日。南方有些地方有母亲66岁生日那天、女儿为母亲烧66块红烧肉的习俗。而我却在那天，离开了家乡和母亲，来到了这美利坚合众国。待我带着女儿，重踏故乡土地时，已是八年多后了。虽后几年常来往于两地间，有讲课、有学术交流、有为母校商学院与我所在的美国大学商学院牵线搭交换学生之桥，但当我完成了从留学生到我任教的大学正教授的过程后，母亲已离开了我们。留给我们几个在外的子女“子欲孝、亲不在”的遗憾和痛感。

母亲离开我们已十多年了。曾写过一些回忆母亲的文章。在这母亲百年冥诞日的一周里，将那些文章归纳一下，补充些细节内容，来寄托我这小女儿的深深思念。母亲的一生中有很多色彩斑斓的章节可书可写，让我先回忆一下母亲对我们子女的影响，再来讲述母亲所经历的那套有些传奇丛书背后的故事。

提到蔡明，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家喻户晓的影视明星，而与蔡明同名的我母亲，是那套共发行了7395万册，改变了几代人命运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策划人和首版编辑组的负责人。母亲的原名是蔡明美，我父亲那边的我们叔伯姑的子女都称她为“明美孃孃”。蔡明这名字是母亲在抗战中期入共后用的。

宽松的子女教育女教育

和周围熟悉的同代人相比，我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母亲）给予我们的家庭教育是挺高明并有成效的。就结果来看，还属于较成功的。五个子女中四人有上山下乡经历。文革中经历了艰辛，但逆境中无一人消沉。恢复高考后，学成的有一大专、两硕士和两博士。三人留学美国。后有一人成为美国某公司在中国地区的财务总监，三人成了教授或副教授。父母的引导和关爱，家里宽松民主的环境和努力奋发向上的气氛，成了我们的力量源泉，激励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退缩不放弃。
 

多年从事教育、当年亦曾参与组织学运的母亲一向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比较高明的例子有：

--家里孩子不以哥姐弟妹相称，而是连名带姓地直呼其名（都是单名）。这似乎有助于培养我们早年的独立性。

--从不打骂孩子。坚持讲道理且有理不在声高。最严重的责罚就是面壁思过了。

--一旦识上百来个字，就要求我们写周记（可夹带拼音），一小段也行。并给讲评和鼓励交换着看。

--家中书籍很多。孩子们每人可定一份杂志或报纸：有《小朋友》，《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人民文学》，《少先报》，《青年报》，《电影画报》等等。父母还订了《译文/世界文学》，《旅行家》等，使我们的视野从小就相对比较开阔。

下面这点相当独特。文革前，自我上幼儿园大班起，家里就开始了周日家庭民主生活会，由仨姐们轮流作会议记录。父亲虽工作忙，但也尽可能参加。会上讲评孩子每个人一周来的表现，可摆功邀赏（多得几颗糖什么的），可批评检讨申诉解决争议，也可向爹妈提意见。会后全家出游或大扫除或打上几副牌。当年有时会因心怀小鬼胎（犯了什么错）而不想参加那会，如今回想起来就只有温馨的感觉了。

举个向爹妈提意见的例子吧。那时候的暑假期间，若不去川沙乡下外公家的话，就很漫长无聊。完成每日作业后，我们五人（有时还有堂表兄姐加入）常用排练节目当游戏来打发时间。将被单裹身上成戏装，学唱越剧沪剧，或将课本和《少年文艺》中有趣的故事，编成对话短剧来演。印象较深的，是将有个二流子在寺庙装神弄鬼骗吃供果的故事，编成一小剧。二姐当仁不让地饰演了那二流子，躲在道具"供桌"下面念念有词。在全剧最后一句台词 —— "原来是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的笑嚷中，被我们饰演民兵或求神拜佛的愚民们"齐心协力"地从桌下拖了出来。

母亲开始对我们学唱戏不赞成，觉得有点封资修的味道。经几个姐姐在家庭民主生活会上力争，说那也属于祖国文化和百花齐放。母亲认可了她们的说法，还允许我们在向父母作汇报演出的那周，免写周记。

图一. 1961年漫长暑假中的我们。片中三个闭眼/半闭眼的后来都留学美国。

子女择校子女择校

 母亲特别反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坚持要我们就近上普通小学，而不去干部子弟集中、条件好一些的学校。我那届同龄孩子特别多。我一年级入学时，附近公立小学爆满，就进了匆忙加办的民办小学（可不是如今那类贵富私立学校哦），父母也不着急。母亲的观点是小学不怎么要紧，平时能注意抓紧语文和算术，课外多读各种书就行。这个观点在我们后来为自己孩子择校中也起了作用。可到了孩子们先后报考中学时，母亲就十分重视了。

大姐和三姐都如愿考进了母亲看好的离家较近的市重点中学。比较有趣的是二姐上了外院附中。63年外院附中建立，二姐她们是首届。据二姐回忆她所听说的，当时是由全市各小学推荐总共800名相貌端正、品学兼优的学生，参加考试后从中录取120人。那时已开始讲出身，各小学推荐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工人子弟和干部子弟。二姐的班主任老师来我们家告知，二姐已被学校推荐参加考试，是当作喜讯来报的。可我母亲对这等好事不以为然。一是母亲不愿意让我们上干部子弟比例较高的学校，觉得会助长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二是母亲特别强调女孩子的独立自强，觉得以外语为专业，日后跟在什么首长后面当翻译没意思。

经过那老师光荣啊重要啊一番话的说服，母亲才答应考虑。那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和母亲有着曾在地下工作中并肩战斗过一段时间的交情。母亲向校长打听后，方知那学校是国家下力气要办好的，数理化文史各科的师资力量都很强。于是在二姐通过了考试后，便同意了二姐入读。

入学前学校来通知说二姐被分在法语班。因外公曾担任多年英语教学，母亲自己的英语也很强，母亲当然清楚，若真要以外语为专业，英语肯定比法语的用途宽广。思前想后，考虑再三，还是去找校长打听将女儿换到英语班的可能性。说来也巧，正好分在英语班的学生里，有一人不知何原因要求换到法语班，校长便顺水推舟，将两人作了对换。母亲一生中极少利用关系网，仅有的两三次都是为了子女。这是头一回。二姐至今十分感激母亲当时的英明举措。

母亲的婚姻观母亲的婚姻观

母亲早年生性耿直，敢说敢做敢当。小时候不顾当地有女孩子不能上屋顶的忌讳，带着弟弟妹妹爬房顶。青年时有着组织领导罢课、罢工、游行的英姿，也有不顾外祖母反对，嫁给我父亲那穷小子的毅然。

因爷爷早逝，父亲家中原来可带来出租收入的房屋，又在日寇1932年轰炸上海闸北区中被毁，从此家境贫寒。父亲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后，考进那在当时被视为铜饭碗的某局，挑起了养家重担。抗战初期加入地下党，从事抗日工运。父亲爱好较广，喜欢集邮、音乐、文学、藏书，还有一手好字。且由于嗜书好学而显得知识广博，并有较好的文学功底。

母亲出身于上海郊县一殷实农户，也可算是教育世家。她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时，因与我奶奶家是远房亲戚而走访中，与我父亲相识。虽说家境和学历都优于父亲，可母亲被父亲的英俊和学识所吸引，交谈中共同语言甚丰。四十年代初，母亲在参加抵制日伪势力进入大学等抗日活动中加入了中共。当年地下党员（尤其是女党员）若要成亲，是要由组织上调查对方根底，经过组织批准的。母亲从知道父亲喜欢鲁迅的书籍文章、参加过鲁迅的葬礼来判断他很可能是革命同道。当这点经组织证实后，母亲那时的喜悦和对自己眼力准确的得意可想而知。外祖母说：你图他什么？他家除了兄弟多，什么也没有。母亲回答：图什么？当然是图他这个人（一个志同道合可相伴终生的人）！

母亲这种重人不重学历、不重家庭贫富背景的恋爱婚姻观，对我们子女后来的择偶很有影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