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攻到北京，面对高高的城墙，一筹莫展。北京市民搬来梯子。由中国人组成的华勇营一马当先，奋勇登城。在城墙上架起大炮，对准紫禁城。先有国不知有民，后有民不知有国。

甲午战争大清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但当时前线报捷，报纸欢呼大清大获全胜。我天朝军队犁庭扫穴，倭贼溃不成军。李中堂亲赴马关受降，签订小日本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这种全国欢庆胜利的气氛把日本人都搞懵了，甚至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胜利了。纽约时报评论：“这是一个奇怪的民族，非常善于意淫。哪怕对着石柱子，也能在幻想中达到高潮。”这种精神胜利法至今未变，动不动就说美国崩了，西方吓尿了。

苏俄作家扎米亚金由于在西方出版著作，被大批判。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将自己和老婆一起驱逐出境。斯大林居然批准他出国。这在中国等于放虎归山，绝对不会发生。斯大林固然是暴君，对比起来，还有一丝人性。

三次鳕鱼战争，没有常设军队的冰岛居然赢了海上强国英国。落后不会挨打，弱小不会挨打。但是不遵守地球村规则，不遵守人类普世准则，一定会挨打。比如叙利亚使用化武，遭到美英法的联合打击。

甲午战争，日本全歼北洋舰队；庚子事变，清国输给了八国联军。中国历来的理由是列强船坚炮利，中国贫穷落后而挨打。大刀长矛的清军，敌不过洋枪洋炮的八国联军。可悲的是，甲午时清军无论是陆军装备还是海军装备，都全面优于日军。庚子年八国联军惊奇地发现，缴获的清军武器比自己的武器还要先进。18000人的八国联军打败了80000清军，攻占了天津和北京。制度和腐败是比武器更重要的决定因素。

元明清至今，中华文明发展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几个朝代。也是对言论，思想和出版自由禁锢最严的时代。但是明清两代，尽管文字狱多而残酷， 但是民间出版还是自由的。一是书坊私有，私人可以自由印书；二是事后审查（不举不查）。而我朝对出版和言论的控制是历史最严的。所有的出版社都是国家所有的；严格的三级审查制度；防火长城和互联网的控制和封杀。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战术上的成功，战略上的错误。错误决策有三个驱动：第一，强硬民意，民族主义口号绑架国家，牛摇尾巴，尾巴也摇牛；第二, 部门利益，海、陆军都不愿割肉妥协；第三, 没有人愿意担责，互相推诿，没有人踩刹车。宁愿大船沉没，也不先淹死自己。于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行为发生了。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在错误的机制下， 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互相推诿，三个和尚没水吃。每一个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决定。这是决策机制的问题。

历史上，菲律宾与夏威夷都曾经是美国的托管国。美国帮助这两个国家进行全民公投，决定自己的地位。但公投的最终结果是菲律宾独立；而夏威夷选择亡国，加入美联邦，成为第五十个州。 对比亡国的夏威夷和独立的菲律宾，今天人民的幸福程度天壤之别。思考之一：独立并不一定成为主人，亡国也不一定当亡国奴。一个民族被文明征服是大幸运。思考之二：美国没有因为菲律宾的战略意义而反对菲律宾独立，而是尊重原住民的自决权。领土并非神圣不可分割。

金圣叹临刑大呼曰：“杀头至痛也，灭族至惨也，圣叹无意得此。呜呼哀哉，然而快哉！”遂引颈受戮。聊斋一个故事说被砍的头颅落地后赞叹刽子手的刀好快。面临不能自主的悲剧，常有间离效应，冷眼旁观调侃自己。比悲痛更沉痛的是无奈的滑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