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看了一下，四人中仨是助理教授，应该是未尝过耄恶年代计划经济之苦的“后浪”。他们不懂得，独裁专制统治下搞“公有制”，只会祸国殃民。朝鲜经济的惨状就是现实中专制体制下“公有制”的一绝好实例。

转文在这里，作为奇文共赏。文的口径与歪宣高度一致，应该属于大外宣的鼓噪产品。

文中真正荒唐无稽的是第三条。第一二条与独裁专制体制并无必然关联，当属可以去尝试和实践，有助于减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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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留美经济学者：关于恢复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建议

思想火炬

编者按：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冠疫情爆发和治理进一步印证了十九大报告的正确判断。具体而言，中国医疗体系公益性不充分发展，与人民“病有所医”的需要相矛盾；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状，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贫困群众抵御风险的需要相矛盾；中国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充分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和提供社会效益的目标相矛盾。要想解决这些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全面推进以全民免费医疗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公民基本收入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以恢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改革。

今年一至四月，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英勇奋战，抗击新冠病毒肺炎。截止四月底，疫情在我国国内的传播基本得到控制，九成以上的患者已经康复，国民经济秩序也在逐步恢复正常。同时，中国积极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伸出援手，与世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实际行动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精神。

在取得上述伟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当前日益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国内问题。国际上，由于大部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疫情失控，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生产链将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欧美国家的右翼政客为掩盖其施政无能，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叫嚣要让中国“赔偿”损失。疫情过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恐怕很难恢复到原有态势。这对于我国以出口为导向、以进口能源原材料为依托的工业部门可能带来长远的不利影响。

在国内，由于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比例持续下降，在有些部门中公有制成分过度萎缩，导致公立医院床位和人员严重不足、医疗物资紧缺、物流不畅，在疫情初期曾经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和损失。在抗疫过程中，少数非公有制企业不仅不积极配合抗疫，反而哄抬价格、违规开工、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部分伪劣医疗物资还出口到国外。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直接威胁到群众生活，助长了疫情扩散，危害了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还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妨碍了党中央关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部署。此外，各地“封城”期间，由于收入断绝，一些贫困人口和外出务工人员缺衣少食，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为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煽动提供了口实。

现在，虽然国内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但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防治新冠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能否较快地研发出来，研发出来以后能否迅速推广，仍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从本世纪初以来的经验来看，非典、中东呼吸困难综合症、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等新型流行病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自然界的病毒不断发生变异；全球化经济以及国际间大范围、高频率的人员流动大大增加了新型未知病毒在短时间内冲击多个国家的可能性。所以，即使此次新冠疫情在未来几个月平息下去，全球经济在明年得以恢复，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在当前形势下，尤其应该总结此次抗疫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采取一些新措施、新办法，建立一些新制度，提高国民经济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以有效应对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更大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又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探索未来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方面也应该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国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于在此次疫情中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那些经济和社会政策，应当保留、推广并发扬光大，对于疫情中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则应努力通过发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深化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来解决。其中，针对新冠患者的免费救治政策可以成为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的起点；在疫情期间采取的财政补贴、平抑物价等惠民措施，可以逐步过渡并发展为经常性的公民基本收入制度；在医护人员保障和医疗物资生产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公有制经济则应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

我们认为，通过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和公民基本收入，通过恢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有利于防范疫情再次爆发并有效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的公共医疗卫生危机，有利于控制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风险，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生活，也有利于积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抵御各种“黑天鹅”和“灰犀牛”、挫败国际反华势力的各种阴谋。

一、推行全民免费医疗

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实行财政补助是最重要的抗疫政策之一，也是此次抗疫斗争取得基本胜利的一条主要经验。今年一月二十二日，财政部和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 ... 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对于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异地就医患者，先救治后结算”;“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使用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符合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的，可临时性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中国政府网）。

实践证明，对新冠肺炎患者实行免费医疗的政策是及时且有效的。该政策免除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大部分费用，直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鼓励了群众向正规定点医院寻求医疗服务，减少了因担心费用问题故意瞒报症状的行为；抚慰了疫区民众的紧张情绪，降低了由于恐慌而造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缓解了医患之间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矛盾，即使在一月初医疗资源紧张的时期，也没有发生恶性的伤医杀医事件，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是没有免费医疗政策时无法想象的。

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免费医疗为我国推行以全民免费医疗为中心的医疗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全民免费医疗是以政府卫生支出为主、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现金支出为辅的医疗支出制度。其中，政府卫生支出覆盖基本卫生服务，社会和个人支出购买少数尖端医疗服务。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可以大大降低人民群众获取基本卫生服务的成本，这既有利于防范类似新冠肺炎的传染病，也可以为我国日益老龄化的劳动力人口提供有关职业病、慢性病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指出：“‘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全民免费医疗既能提供公平的、均等化的医疗服务，又能提高劳动力的健康水平，既能保证“做大蛋糕”，也能促进“分好蛋糕”，是现阶段医疗体制改革中最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环节。

全民免费医疗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指出：“中国抗疫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跟政府第一时间承诺免费救治，出台‘应查尽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 这次抗疫，国家财政、医保兜底了，医生就是纯粹地去完成救死扶伤的职责，没有各种考核逼着医生”。全民免费医疗的额外支出完全可以通过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化和医药资源的国产化来解决。“为什么说中国施行免费医疗完全有可能呢？这次疫情，财政支付与药品、耗材、器械、检测剂的采购是相关联的 ...由于国内市场需求的巨大，能把检测、医药的价格摊得很便宜” （李玲，“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改革的时机已成熟”，时代财经）。因此，“在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方面，政府维持现有支出就能解决问题”（李玲，“以疫情为契机推进全民免费医疗，将有利于刺激经济复苏”，搜狐智库）

全民免费医疗改革可以分数年按如下几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停止在公立医疗卫生部门中取消事业编制的改革，将参与抗疫的医务工作者全部授以编制，并适当扩大事业编制的规模和范围，为广大公立医院医护人员提供就业保障。第二步，改变目前公立医院自负盈亏、以利润为导向、收入与医药挂钩的过度市场化状况，对公立医院的开销实行财政全包，恢复公立卫生系统的公益性质。第三步，限定所有公立医院的基本卫生服务用药全部向国内厂家采购，由国家代表整个公立医疗系统与厂商谈判，稳定医药价格，并鼓励仿制药的研发。第四步，对公立医疗系统的基本卫生服务个人现金支付部分实行全部免费，对于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烈性传染病的免费医疗可以现在就实行，不必等到其他改革完成。第五步，稳步地扩大和发展公立医疗卫生部门，增加公立医院数量，扩大公立医护人员队伍，取消一切公开的或隐形的妨碍公立医疗卫生部门发展的政策和规定；大力加强国家对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扶持，坚持以预防为主的群众路线；学习古巴社会主义医疗卫生工作的经验，建设有400-500万个家庭医生的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确保大约每100个家庭可以有一个家庭医生，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全民覆盖。

二、建立公民基本收入制度

在治理新冠疫情的过程中，我国采取了积极的“封城”政策，对那些不直接涉及抗疫工作的行业实行了“停工”、“停业”、“停课”等果断措施，充分阻断了病毒的传播。但不可避免的是，“封城”期间居民收入来源断绝，部分地区出现了生活物资价格过快上涨的态势，对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巨大冲击。为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国家加大了对生活困难群众的再分配力度。例如，针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对因疾病和其他原因遭遇特殊困难的群众发放临时救助；扩大失业补助金的发放范围等。据统计，今年一至四月共发放1560亿元人民币各类补助，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发放额。

对困难群众发放财政补贴是重要的惠民政策，这不仅有助于缓解群众的直接困难，同时也能扩大消费需求，有助于国民经济的稳定。然而，在国外疫情防控态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疫情仍然可能再次爆发，再次冲击群众生活。同时，疫情给国际市场带来了长期的不确定因素，国民经济的一部分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最脆弱、最不稳定的环节。一次性的、特事特办的财政补贴无法保障人民收入和消费需求的长期稳定。我们建议，在总结此次抗疫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同时借鉴国外经济学的一些新理念，在我国逐步建立并实行公民基本收入的制度。

公民基本收入是指国家无条件地向全体居民发放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是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提供给全体人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实行基本收入制度，一些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实行了试验性的基本收入政策。实行基本收入制度，可以保证全体公民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适度缓解市场经济中难以避免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稳定有效需求，防止社会矛盾极端化尖锐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政治动荡。对于那些因为不合理的性别分工而难以获得合理报酬的女性为主的家庭劳动者，这个制度也有有助于提高其经济地位。实行公民基本收入以后，政府原来实行的失业补贴、低收入补贴、贫困扶助款等财政补贴项目可以逐步退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以相对简单化，并节约相应的行政管理成本。

在此次新冠疫情中，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实行了一些类似于公民基本收入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其中有些政策的力度相当大。据4月29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最近大大提高了给失业人员的补贴，平均的失业补助金的数额已经增加到相当于以往的三倍，超过了大约半数美国工人在正常年景的工资数额。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党在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奋斗目标。虽然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已经大大加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人均收入也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实行惠及全体人民的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现有18岁以上男女公民约11亿人。如果国家在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第一年向每个十八岁以上公民无条件发放1000元人民币，那么第一年的支出总额就是大约1.1万亿元。如果国家以后每年将基本收入的数额提高1000元，那么十年后，就可以保障每个公民每年得到一万元的基本收入；三十年后，即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全面现代化时，每个公民每年可以得到至少三万元的基本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农民工现在一年的收入）。实行这项制度以后，不仅有利于大大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基本消灭贫困，还有助于缓解现有的各种社会矛盾，大大提高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那么，我国现在是否具备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财政能力呢？中国现在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00万亿元。所以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第一年所需要的支出大约仅相当于中国经济总规模的1%。十年后，预计名义国内内生产总值可以增加到约200万亿元，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总支出将增加到11万亿元，相当于十年后经济规模的5.5%。

我国目前各级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约为3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不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财政支出也要水涨船高。假如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的增长，十年后国内生产总值会翻一番，社会保障和就业的财政支出可能也要翻一番到6万亿元。实行了公民基本收入制度以后，现有的失业补贴、低收入保障、扶助贫困款等可以逐步退出，十年后可以节约大约6万亿元。

另外的5万亿元缺口可以通过有利于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房产税和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碳排放税来补足。

中国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约40平方米，城市人口超过8亿，现有城市住房总面积约320亿平方米。如果每年新建住房约10亿平方米，那么十年后中国的城市住房总面积将达到420亿平方米。假如从现在开始向所有城市住房征收房产税，逐年增加，十年后增加到每平方米住宅每年征税100元（大约相当于目前三线城市平均房价的1%），那么十年后全国的房产税总额就可以达到4.2万亿元。实践中，可以实行累进的房产税制度，比如人均住房面积低于一定平方米数的可以免税，而高于一定平方米数的则按较大比例缴税。

我国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90亿吨，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已经影响到我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战略设想的顺利实施。此外，二氧化碳排放还与总的能源使用以及其他的各种空气污染物高度相关。中国现在的石油进口依赖度已经接近90%，又是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和煤炭进口国。长此以往，能源安全严重堪忧；一旦国际政治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使得我国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

征收碳排放税，有利于鼓励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并改善我国的能源安全形势。假如十年后将碳排放税增加到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90元（大约相当于每吨煤炭市场价增加180元、每度电加价0.08元），就可以征到8100亿元。

可见，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了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财政条件。如果现在即开始实行公民基本收入制度，逐年增加每年发放的基本收入数额，通过退出现有的多项社会保障支出，结合征收房产税和碳排放税，完全可以保障到2030年左右为每名男女公民每年提供一万元的基本收入。2030年以后，如果每人每年的基本收入继续按照每年1000元的幅度增加，增长速度则会随着基本收入基数的扩大而下降，每年新增财政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下降到0.5%以下，这个增量完全可以通过从每年新增财政收入中酌量调剂而得到解决。

三、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在紧张的抗疫过程中，我国的公立医疗系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占我国医院总数36%的公立医院，收治了超过95%的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与一些疫情刚刚爆发就纷纷关门歇业或者“升级改造”的私营医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抗疫的其他战线上，国有企业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有企业的组织下，我国仅用十天就建成了火神山医院，不仅大大缓解了重症患者的收治压力，也充分凝聚了士气民心。国有企业第一时间抢通医疗物资的生产和运输链，用战时方式强力推进医疗物资生产。据统计，疫情期间，国有企业向湖北地区每天运送米面油超过800吨，共输送汽油20万吨、柴油6.4万吨、天然气5.9亿立方米，煤150.9万吨，保障了疫区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供应不辍（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国有企业顶梁柱作用”，《求是》）。本次抗疫工作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不仅承担起了保障抗疫工作和人民生活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显示出了强大的生产力、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都显示了非公有制经济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这次抗疫斗争的胜利一方面体现了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目前经济改革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长期以来，在我国主流经济学界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一提起公有制经济，就是大锅饭、养懒汉，一提起计划经济，就是僵化保守、效率低下。但是，在这次抗疫工作中，我国能够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取得巨大成功，显然不是因为我国经济中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都有的那些共性，比如非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绝大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而是因为我们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经济成分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后一个优点实际上就是特殊条件下的计划经济办法）。当然，在中国，一切成功都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如果没有公有制经济，如果没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能力，党的领导就失去了领导经济的有效抓手，在全民抗疫中就无法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

虽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出指示，要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但是在实际经济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和有些具体经济工作部门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一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积极性高涨，要为私营企业家保驾护航，甚至还要限制公有成分发展，为非公有制腾出空间；一说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要取消国有股“一股独大”，改变国有控股的经济性质，变公有制成分为非公有制成分。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娘家人，公有制企业反倒成了私生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工作理不直气不壮。

实事求是地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是我国各项工作的重心，提高经济效率、加快经济增长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主要任务。在那个时候，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并且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其历史地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而，随着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的宏观稳定性不足和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逐步凸显。这次新冠疫情及其在全球范围的蔓延进一步证明，稳定性问题和公平性问题已经取代效率问题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如果这两个主要的问题解决不好，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我国经济在将来遭遇新的“黑天鹅”、“灰犀牛”时将面临十分被动的局面，甚至于遭遇严重挫折，将过去的经济增长成就一笔勾销。这两个主要的问题是不能靠一味地、片面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来解决的，而只能靠积极发展公有制经济、重新树立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才能解决。

非公有制经济的逐利性决定了其对价格信号过分敏感，一旦市场价格出现意外波动，极易出现躁进或恐慌，引发投资水平和就业水平的剧烈震荡。在新冠疫情引起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局势波谲云诡的今天，非公有制经济的上述根本缺陷可能成为国民经济宏观稳定性的致命短板。相反，公有制经济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追求的是稳定投资和就业这样的全局目标。它不仅不受价格信号偶然波动的影响，还能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平抑价格，为非公有制经济和人民群众提供稳定的市场和生活秩序。

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效益在新时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出现重大灾难的非常时期，公有制经济可以暂时抛弃效益目标，不计成本地投入救灾抗疫物资的生产，极大地增强国家动员力。在平时，公有制经济维持的粮食、能源和其他物资的储备体系也是国家安全建设不可缺少的部分；公有制经济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科研事业、国防和军队保障中以低成本保质保量地提供了公共服务、智力资源，保证了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可以享受和平安宁的环境。这些是非公有制经济不愿做也做不到的。

虽然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公有制经济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但由于多年来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持续下降、部分部门的公有制成分过度萎缩，这次抗疫工作的组织、救灾物资的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困难。如果战胜疫情之后一切恢复原状，甚或任由公有制经济继续萎缩，那么我国将不仅不再具备抗击类似灾难的能力，甚至连本次抗疫的收尾工作也不能顺利完成，医护人员和全国人民的伟大牺牲就可能付诸东流。

虽然国家统计局并未公布目前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总的比例，但是，综合各方面资料，可以粗估，除政府部门以外的经营性公有制经济成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肯定已经低于五分之一，甚至于不到六分之一，并且还在继续下降。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情况。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如果现行经济政策不调整，几乎可以肯定会继续下去）。那么，十年后甚至不到十年，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将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多少差别，甚至低于某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比例。试想，如果到了那个地步，再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认为以后不会发生与此次新冠疫情类似或更加严重的疫情），或者其他的“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我国在应对这样的事件时还有什么制度优势可言？

即使在这次疫情中，已经有某些势力企图借疫情来煽动普通群众对“体制”的不满。这些势力得到了大批“主流”媒体的支持，这些“主流”媒体实际上是一些国内外私人资本的代言人。虽然这次抗疫斗争取得胜利，但是，不必讳言，由党直接领导的传统媒体在反击部分国内“主流”媒体、别有用心人士和国外敌对势力的造谣污蔑方面做得不够好、不够有力。如果国内疫情没有得到及时控制，而是发展到像美国那样严重，政治上出大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那种认为，不管公有制私有制，只要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就一好百好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幼稚的。公有制经济搞垮了，搞没了，党的领导就成了一句空话，最终领导的位子也要让出去。柏林墙倒塌的殷鉴不远，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经济上不坚持，或者表面上讲坚持，实际上把公有制搞垮，最终必然犯颠覆性的错误。

我们认为，从现在开始，必须要亡羊补牢，重申并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建议，用扩大公共投资、政策上向国有企业适当倾斜等办法逐步扩大公有制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同时，在社会保险、劳动法规、环境保护等方面要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认真贯彻现有的各项法律政策，而不能搞什么“可管可不管的，不管”、“可抓可不抓的，不抓”；要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的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还要适当补偿公有制经济多年来由于社会负担过重、政策法规执行不平衡等原因而蒙受的损失。

在总体目标上，可以考虑，力争从现在起每年将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提高大约一个百分点。这样，到本世纪中叶，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就可以达到或者超过一半，初步恢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使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冠疫情爆发和治理进一步印证了十九大报告的正确判断。具体而言，中国医疗体系公益性不充分发展，与人民“病有所医”的需要相矛盾；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现状，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贫困群众抵御风险的需要相矛盾；中国公有制经济成分的不充分发展，与宏观经济稳定和提供社会效益的目标相矛盾。要想解决这些矛盾，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必须全面推进以全民免费医疗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公民基本收入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以恢复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改革。

我们相信，如果党和政府能够重申并且坚定贯彻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通过实行上述的三项改革以及其他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策，将有利于解决我国在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有利于保持我国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长期稳定和安全，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只要我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就一定能够按照十九大所设想的远景，建设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环境优美、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人类的骄傲。

（作者：许准，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李钟瑾，美国密苏里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程瀚，美国富兰克林和马歇尔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李民骐，美国犹他大学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