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的權力遊戲——羅點點回憶錄

羅點點

  羅點點，是原解放軍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的小女兒，寫了若干關於羅的回憶文字，下面這篇是曾發表於《當代》1998年第4、5期的《點點記憶》（摘編）。

1、

  決定羅瑞卿的下台是1965年12月8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此時“文革”已醞釀就緒，為了爭取林彪的支持，羅必須下台。

  60年代中期的中國共產黨，雖然已被不斷升級的“階級鬥爭理論”左右，但畢竟是一個掌握着國家政權，代表國家政體的執政黨。這個黨變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作為組織原則還是寫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澤東還是不得不召開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會議，使黨的其他主要領導人相信羅反黨反林彪反對突出政治。

  這個會議談不上有什麼民主：事先知道會議內容的人極少，毛、林、周三人而外，只有葉劍英和楊成武（他們在會後分別接任了羅的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之職），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和軍委第二副主席賀龍都不知道；被整的羅一到上海就被軟禁，根本沒有權利參加會議，更談不上解釋和聲辯；以政治局名義召開的會議，實際上卻是由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唱主角，她在會上作了三次共約10個小時的主題發言；儘管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都不以葉群的發言為真，卻絲毫不妨礙會議通過事先定下的結論。

  “擴大會議”早就是政治策略之一。1931年4月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會議上，毛反對項英等人將紅軍轉移到根據地以外的主張，但只有朱德、譚震林等少數人支持他。為此毛建議擴大會議範圍，讓他指揮下的一些軍事將領與會，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的8月18日，中央書記處委託軍委辦公廳和總政治部承辦軍委擴大會議以肅清彭德懷的影響，很多人不願意發言，發言的也只限於“淺表態”性質。8月20日，柯慶施、陳伯達、康生等向毛反映“會議開得糟糕透了”、彭“根本不服廬山的氣”等等。毛於是決定會議延長，與會範圍擴大到全軍師以上單位的正職幹部，由原來的140人擴大到1070人，再加50人列席。

  22日，再次擴大了的擴大會議開幕，分懷仁堂主會場和紫光閣分會場，林彪主持，毛、劉親自作了定調性講話。如此加強火力後，不但彭德懷被徹底批判，還真的揪出了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等“反黨俱樂部”成員，批彭不力的朱德也作了檢討。會議完滿地達到了目的。“擴大”使組織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確定與會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會議中去。

  “擴大”會議的巨大效能，在於被擴大進來的人或者是會議組織者的贊同者，或者是地位較低沒有與會資格的人，他們對上層鬥爭的來龍去脈並不清楚，把應邀與會看作是一種榮譽，一切聽從領導上的吩咐。1968年10月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屆中委只有40人到會，不到總人數的一半，“而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卻達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百分之五十七。後來發現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產黨員。”要在這樣的會議上開除劉少奇的黨籍還不是易如反掌？實際上，有“擴大”就有“縮小”，“縮小”就是不通知本應到會的人，比如政治局會議可以不讓與組織者意見相左的政治局委員與會，“文革”期間一些紅衛兵領袖反倒可以參加中央全會，黨代會選出來的正式中委卻無法與會。這就強化了個人獨裁，他可以根據需要自由決定讓誰參加會議，以收“一致通過”之效。

  每次會議都有其特定的目的，要達到目的關鍵是選擇好開會的人。高崗等人在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批薄（一波）射劉（少奇）”，調子越來越高，時間越來越長，毛希望會議早點結束，要周恩來做結論，但周很難作結論，“他是會議的主持者，話說輕了，會上已是那種氣氛，不大好通過，且有開脫、庇護之嫌；話說重了，就會為高、饒利用。最後還是毛主席出主意，他對周總理說：“結論做不下來，可以‘搬兵’嘛！把陳雲、鄧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陳、鄧明白自己要充當的角色，在會上既批評薄的錯誤，又強調不是路線錯誤，把使會議的調子降了下來，持續兩個多月的會議終於結束了。

  這個道理饒漱石也懂。1953年9月開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時，饒又想批薄，就說要請陳賡大將出席。“原來他聽說抗日戰爭初期，陳賡帶部隊在太行地區活動時，在後勤供應方面對薄一波有不滿；又知道陳講話‘沒遮攔’，以為陳如果到會，能放上一炮。”不過，會議有時只是形式。薄一波命運的改變，表面上是陳、鄧幫助說話，實際上取決於毛的態度，他完全可以聽任會議按照高、饒的意圖把薄整下去，也可以讓陳、鄧為薄解圍。事實上，毛當時對薄還是信任的。

  “開會”還有一個功能是逮捕人，羅是一例，而羅本人也借開會之機逮捕過潘漢年；此後還有周恩來逮捕黃永勝等人，華國鋒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開會的名義。後人也許難以設想當時一些高級領導人接到開會時的複雜心態：接不到通知顯然是失寵；參加了會議也許永遠就沒有會議開了。據傅崇碧回憶，毛去世後許世友就到醫院提醒幾個將軍，不要到中央開會，他說“去了可能把你們抓起來，要你們的命”。避災的最好辦法就是進醫院。蘭州軍區司令韓先楚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後，楞了一陣，說了聲“快走”就去了301醫院。“當時許多將軍、部長都往醫院跑。毛澤東逝世，政局肯定會有變化，萬一‘四人幫’抓人，對個病人多少總該講點人道吧？”

2、

  羅曾是政治局常委會的列席者，這是一個不可等困視之的榮譽。但有一陣不讓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婦的生活一直是由羅照應，“四清”運動時，韶華為了鍛煉而到農村搞四清，羅知道岸青要人照顧，就勸她不要去，後來韶華堅持，羅考慮再三將她安排在離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馬上回來。毛知道了這事很不高興，羅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會的資格了。

  過了一段時間，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的吳君旭護士長對毛澤東說，韶華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來的，根本不是羅總長要求她去的。這才解開了毛澤東的疙瘩。爸爸又能去列席常委會了。

  政治局常委會是決定幾億人命運的最高決策會議，在國人眼中是最神聖、也最神秘的會議，但決定羅是否列席，卻是由韶華下鄉引起的。更奇怪的是，當時一位知道內情的老同志來給羅打招呼：羅總長啊，知不知道常委會為什麼沒要你來啊？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來也會知道，但沒有誰覺得不正常。而改變毛的印象的，不是什麼組織原則、工作要求，也不是權威人士的說情或羅本人的解釋，而是一個護士。近侍影響力之大，此是一例。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後，毛用他特有的口吻對周恩來等人說：“對聯合國，我的護士長（吳君旭）是專家。她對阿爾巴尼亞那些國家的提案有研究。這些日子她常對我說：聯合國能通過；我說，通不過；她說：能；我說：不能。你們看，還不是她說對了。”這也許是毛的幽默之詞。但在1971年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時，吳確實表現出她的審慎精明。4月6日，毛已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關於不邀請美國隊訪華的報告中畫了圈，吳君旭回憶：“主席讓我看完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辦完這件事後我覺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點多鐘，他突然間說話了，嘟嘟囔囔的，聽不清說什麼。聽了半天，我才聽出來，他要我去給王海容同志打電話，當時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長，他說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的天啊，我一聽這話當時就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現在說的去辦，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總理和他都劃了圈的，那可能就會辦借了。再有，主席曾經跟我交代過，他說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那麼現在跟我交待的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藥以後講的，那算不算數呢？……我得想一個辦法來證實主席現在到底是清醒還是不清醒。用什麼辦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讓他主動講話。過了一會兒，主席勉強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你怎麼還坐在那兒吃呀？我叫你辦的事怎麼不去辦呢？’我想這下可對了，主席可說話了。我就很大聲地問他，我說：‘主席，你剛才都跟我說了什麼啦？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跟我說一遍。’不錯，他又斷斷續續一個字一個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剛才交待的事重新說了一遍。我就反問了一句，我說，‘你現在吃了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主席就這麼向我這麼揮了一下手，說：‘算數，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這就有了震驚世界的“乒乓外交”。

  即使不具備吳這樣的判斷力，但只要是毛身邊的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對之禮貌有加。1975年3月20日，周恩來在就自己的病情給毛寫信的同時，又給毛的秘書張玉鳳寫信，語氣非常客氣：“請你看後斟酌”，“一切托你斟辦”。

3、

  建國後政治整肅不斷，開國元勛和高層領導不斷被打入囚牢，最具諷刺意義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羅瑞卿和彭德懷被關在同一監獄，周揚與胡風一度處境相同，這使人們幾乎諒解了羅、周的當年過火行動，但兩種人的命運其實是不同的。

  爸爸在1974年年初回到家裡，我們一家團聚了。彭老總則在這一年11月因腸癌不治，逝世在301醫院14病室的那間與爸爸同得一個走廊的病房裡。

  在黨內生活尚有規範時，整誰不整誰還有個影子、有點根據；比如彭德懷在大躍進問題上確實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遠感謝彭德懷是真實的，但毛永遠不能饒恕彭也是真實的。當然，羅從來以毛的“大警衛員”自居。以至當他和彭德懷關在一起時，還感到委屈：“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作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麼來和他比？”毛對此也很清楚，但當時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羅。對毛來說，彭、羅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對手，羅則是他和林彪結盟的代價，事過境遷後可以放他一馬。1974年7月21日，當羅與家人團聚時，彭德懷在監中疼痛難忍，只能哀求看管的戰士：“警衛戰士，疼得我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我實在忍受不了了，你幫我打一槍吧。”

  “文革”時天下大亂，很多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許多昔日的親信。但即使在混亂的環境中，對“走資派”採取什麼樣的處罰方式，開幾次批鬥會，是留在北京還是趕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廣線上還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都是有嚴格區別和掌握的。這就是鄧小平說的：“雖然誰不聽他的話，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麼程度，他還是有考慮的。”辯證法最重要一條，叫做區分不同性質的矛盾。一般而言，“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時代基本上是萬劫不復；而在“文革”中被炮轟的人，到7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復原職。比如賀龍，1959年後賀曾是彭德懷專案組的組長，彭德懷的事情尚未了結，他自己也被捉了進去。但1975年毛親自下令為賀平反，彭德懷卻始終處於監擴狀態。這也是周揚和胡風的區別。

4、

  郭沫若文名遠播，但49年後在上層並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當場一位將軍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得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

  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輕佻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里。對我的判斷力起着潛移默化的影響。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

  開玩笑還是小事。郭的二兒子郭世英，因在中國人民大學組織哲學小組討論問題，經人告密後被拘捕；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裡的錄音機欣賞西方音樂，同樣有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兒子如此命運，是否說明郭沫若已無多大用處？49年以前的黨要求這位著名詩人向國民政府爭民主要自由，49年以後使命只是不斷寫作“應制詩”和“新華頌”歌頌黨和領袖。一個頌詩人很難向被頌的對象要求什麼權利。

  1968年4月19日，郭氏夫婦得知郭世英被人綁架，生死難卜。晚上郭剛好要陪周恩來參加一個宴會，行前，於立群要郭趁便請求周恩來關心一下。然而，儘管郭一個晚上都在周的旁邊，卻最終也沒有開口向周提出任何要求。郭世英終於死於非命。

  49年以後郭步步緊跟，不敢有半點閃失。1965年2月《光明日報》登出毛的《清平樂蔣桂戰爭》的墨跡後，郭即著文頌揚：“主席並無心成為詩家或詞家，但他的詩詞卻成為詩詞的頂峰；主席無心成為書家，但他的墨跡卻是書法中的頂峰。”郭甘當神權時代的弄臣卻總是討好不得好。1967年6月郭沫若詩頌揚江青，但他得到不是江青“欽賜”他什麼“御物”，而是1974年1月25日江青一夥兒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點名批判，兩次叫82歲的郭沫若低頭站起來接受江青一夥兒的羞辱。原因在郭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統一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一分為二”的毛澤東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要郭為幾十年前的觀點付出代價。

  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決於他的用處。1957年，北京人藝的最大難題是劃不劃焦菊隱為右派。“北京市委宣傳部、統戰部幾次專門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後彭真發話：你們認為焦今後在人藝有沒有用？如果有用，就保護過關；如果沒用，就劃為右派。”這當然不是彭真箇人的主意，1957年9月8日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中就規定，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斗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這也就是從57到76這一政治動盪的時期，中國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之一。

  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1946年7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一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一系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49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年批《武訓傳》時，輿論界翻臉不認5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斗，《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當然少不了郭沫若。

  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社會賢達、知名人士，其價值只有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只有兩種：一種是像郭沫若一樣批武訓、寫檢討；一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5、

  羅自殺後，旨在批判他的“三月會議”停開了。但是參加會議的人餘興未盡，余怒未消，他們說爸爸是自絕黨自絕於人民，他們用最難聽的話說爸爸，說：“羅長子跳了冰棍”，也有人不說難聽話，他們詩意大發。當年“三月會議”後，被我體察到的這種“愉悅”，不是從迫害別人中得到，會是從何而來？不是縱慾後的滿足，又是什麼？

  內部鬥爭的嚴厲性，非身臨其境者不能領略。毛澤東之所以能縱橫捭闔、無所顧忌，是因為一些“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也很歡迎這種此起彼伏的鬥爭方式。

  1945年的“華北工作會議”和1959年的廬山會議，羅不也是從迫害彭德懷的鬥爭中獲得“縱慾後的滿足”？權力和資源是有限的，權力欲與占有欲卻是無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斷的鬥爭，不斷的重新分配，鬥爭的哲學勢在必行。在一切都取決於個人意願的氛圍中，很多問題並非原則之分、主義之爭，核心是權力轉移。林彪在“文革”初說得明白：“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一個全面的調整。”所以幾十年的“革命友誼”並不會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時猶豫一下。對普通人而言，政治原則無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於權力角逐的人卻可以充分伸張自己的欲望，在風吹浪打中信步閒庭。被剝奪和被滿足同時完成。

6、

  1928年，饒漱石在上海總工會工作時，楊尚昆是他的上級，習慣地稱饒為“小饒”。“皖南事變”後，饒在劉少奇的提攜下榮任新四軍政委、東南局書記。1946年饒從北京到延安，位置已不再顯赫的楊尚昆機場接他，楊說：“招呼他‘小饒’，他就像沒有聽見一樣。我追上前喊一聲‘饒政委’，他才答應。”價值和尊嚴來自權力，如果毛澤東或劉少奇喊他“小饒”。饒漱石斷不敢“像沒有聽見一樣”。

  成功的革命奪取了控制一切的權力，勝利者擁有了樂園，他們壓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護革命的成果。作為一個集體，黨內任何派別、任何個人對任何反黨行為都嚴懲不貸；只有江山穩固，個人才可能層次清晰地擁有自己的小樂園。毛對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後，點點去找時任中聯部長的耿飈，回來的路上：

我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剛才見到的所有事情：內部電影，出入有專車，哨兵向汽車行禮，室內潔淨溫暖，空氣清香，燈光柔和，甚至踩着腳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覺還留在我的十趾之間。這一切我們原來都熟悉，身處其中的時候我們沒有特殊注意過，現在，這些久違的東西怎麼使我如此不平靜？我的心裡一下子升上來非常強烈的世態炎涼之感。權力和地位在我的心裡有了非常實際的意義。

  權力就是樂園。1959年後，羅達到一生的巔峰，身占黨政軍十多個要職：在黨內，是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對台工作小組負責人；在政府，是國務院副總理；在軍隊，是軍委常委、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員會主任；在國防工業戰線，是國防工辦主任，十一人專門委員會和中央專委成員兼辦公室主任。在人大，是全國人大常委。他理所當然地享有既大又美麗的房子和院子和一大堆秘書、參謀、警衛員、管理員、司機、保育員、廚師的服務，“院子裡還有齊刷刷五個漂亮年輕的女人”。

  羅失去權力後，人去樓空，羅點點說：“媽媽開始自己做飯，剩下來的工作人員日益與我們為敵。”要是羅瑞卿在位，借他們100個膽也不敢。這還算客氣的。陸定一與羅一起下台之前，他的夫人嚴慰冰1966年4月28日上午在風景如畫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誘捕到一個秘密拘留所，“幾個人一擁而上，七手八腳，幾下子就把嚴慰冰從頭到腳。剝得幾乎‘暴露無遺’了，僅剩下三角褲衩、汗背心。……那個漢子又喝道：‘你還擺什麼臭架子？現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失去了權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臭架子”。

  朱德去世後，康克清的日子過得冷清。朱德的在與不在對康是大不一樣的。嫁夫隨夫，在政治生活中，夫榮妻貴，夫損妻辱。張聞天的妻子劉英本人也是老紅軍，但張一倒，劉也尾隨而去。1967年，康生派人要張聞天交代劉少奇在61人出獄問題上的罪責，鑑於張此前說過這是他當時代表中央決定的，來人特別警告他：“這個案子是劉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張聞天為什麼承認是你批準的？以後再瞎說，後果由你負責！你應該給子孫後代留條後路。”這種株連術令每個丈夫都要萬分小心，進退得失關繫到子孫後代、親朋故舊。賀龍出了事，二方面許多老將軍都跟着倒霉，處理王尚榮、許光達、黃新廷、廖漢生、楊秀山、成鈞、譚友林、郭林祥等人的“專案組”紛紛成立；林彪倒台後，賀龍的夫人被接到北京，1974年秋鄧穎超前來探望，消息傳出，正在被“掛起來”的二方面軍的老將軍當晚就喝了酒。

7、

  羅的遭遇可能並非因完美的人格，廬山會議上，他扮演的是猶大：一次是7月10日晚了，毛召見周小舟、李銳等人，周小舟講了“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之類直接批評毛的話，毛沒有見怪，並表示了反左的態度。事後周很興奮，就向羅講了，由此傳給“下必甚焉”的柯慶施等人，間接推動了廬山會議的轉向。7月23日上午，毛髮表批彭的講話，當天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銳等人氣不過，就到黃克誠處出氣。彭德懷進來後他們幾個告辭出來，路中遇見羅，羅當然向上告發，“二十三日事件”後來成為湖南集團和“反黨俱樂部”的證據之一。在廬山會議期間，羅是批彭“護神”的主力，幾十年後李銳還說：“我特別記得他對黃克誠疾言厲色的神情。”從彭德懷下台的1959年到1966年，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恰恰在此時飛黃騰達的羅脫不了干係。

8、

  1966年8月23日，中央文革在政治局會議上要劉少奇到清華大學檢討，毛澤東不說話，當時只有陳毅站起來說：少奇同志有什麼錯誤，可以在政治局這個範圍內來解決。要他到清華去，這種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到時讓他下不了台。當劉少奇表示願意去清華，並請王任重幫他起草講話時，陳毅又站起來，再次聲明他不贊成這樣做。以德報怨，這在當時中共領導者之間是很少見的。

9、

  “文革”把多年來左的路線發展到極端，空前的災難使得國人由此上溯向毛體制和思想質疑。但各人的思路不同。羅點點記的1970年冬天，他到劉少奇兒女家去，在一特別的氣氛中，劉園園點了幾支蠟燭，舉起酒杯說：“今天是爸爸的生日，讓我們祝爸爸平安。”點點動情了：

  自從三年前“文革”開始，我在作出那個寒冷的決定：與爸爸以及一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劃界限以來，我從沒有想走出這條思路。儘管身邊發生的“文革”事件已經越來越血腥，越來越滑稽，完全像一個恐怖笑話。但是我除了讓自己儘量去理解它們之外，沒有作過任何別的嘗試。園園的話使我如夢方醒，或者簡直是汗毛倒豎！我第一次想到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事情。

  羅點點是在樂園中長大的，她沒有經歷過諸如延安整風之類的洗禮，遭逢一個革命至上的時代，她知道樂園就是革命制度，她理所當然地聽從毛的號召，與爸爸劃清界限。只是樂園已失之後，劉園園的話才使她想起樂園其實是她爸爸的權力。

  羅點點說到父親：

  一直到坐了班房，他還在想這一切是毛主席和林彪對他產生這麼深的的誤會的時候，九大的消息傳到了這個臨時監獄。所有的犯人因此而被允許看報紙。爸爸說：“我看到葉群的名字寫在中央政治局的名單裡，我就想，這些人恐怕要完蛋。”說來奇怪，爸爸的恍然大悟沒有因為他的裂骨折筋而發生，沒有因為他被裝籮筐，受到慘無人道的批鬥而發生，沒有因為妻離子散而發生。而是看到黨章上，黨的政治局名單上出現林彪、葉群的名字的時候，他卻想到這些人要完蛋了。

  羅是久經考驗的革命者，他清楚地知道，黨給了他一切，他的一切就都屬於黨。羅的同鄉劉伯承元帥少小貧苦，“當他那麼幼小的時候，生活就那麼嚴酷地教育了他，教他懂得，像他們家那樣的，在那個社會永無出頭之日。”成為一方統帥之後，劉伯承深有體會地說：“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這是包括羅瑞卿在內的許多高級領導人的共識。他們因此可以接受加諸在任何一個人身上、包括他自己的殘暴和虐待，只要是以革命的名義。既革命永遠神聖，毛永遠正確，那麼對他們來說，極左路線、個人崇拜等等都不是問題，黨內民主、黨員權利、生命價值等等都被可以獻上革命的祭壇。無論發生多大的的悲劇，包括他個人的毀滅，都無損革命的合理與偉大。因1967年“7、20”事件被打倒的陳再道，“文革”後期在福州對韓先楚說：老韓哪，咱們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所以羅瑞卿只是在發現他曾極度鄙視的葉群也進了他一直認為神聖的最高機構時，才從不同角度審視“文革”。

10、

  羅點點轉述她母親的回憶，批羅時的一條罪狀是“擅自大比武”：

  瑞卿當然知道不是“擅自”寫了報告的。但是寫了那麼多報告，這個報告是在哪一天寫的？記不清了，讓秘書給查，秘書拒絕。想找一個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處於一種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的狀況。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認。

  像羅所遭遇的這種“說你是什麼，就是什麼”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險的。人們要警惕的，首先是這種制度。這種制度是羅幫助建立起來的，它凌架於任何個人之上而把毛高高聳立起來，除了毛，任何人都可能被它碾得粉碎。當劉少奇、羅瑞卿支持毛整彭德懷時，他們其實已經為自己挖好了墳場。象徵性的例子是李一氓提供的：1968年李被送進監獄，“這個監獄是解放以後新造的，造得非常堅固，但在生活條件上並不完備。原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正是這個建築的主持者，原財政部副部長胡立教，正是這個建築的財政預算的批准者。但竟有這樣的怪事情，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們兩個‘自作自受’，也都同時被子關在那裡。”

11、

  1988年春，林豆豆看了羅點點寫的《非凡的年代》後，托人轉告她：點點還小，她寫的很多事都是聽大人說的。不久，這兩個凋落家族的後人有了一次約會：

  我家的門上響起小心翼翼的敲門聲，門開處，黯淡的燈光下站着一個身材中等的男人。我微微有點吃驚，正待詢問，一個瘦削的身影從這人的身後閃出來。一個聲音說：“點點，還認識嗎？是我。”

  原這就是林豆豆，紅色中國第二家庭的千金，寫過《根深才能葉茂》和《爸爸叫我寫文章的》的《解放軍報》記者。此刻，豆豆似乎還沒有從毛體制下的恐怖中走出。她向點點說明：林彪是好人，葉群是壞人，林彪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時更是個堅定的愛國者，他是被葉群和林立果挾持出走的。

  羅點點並不接受這一評價，但她對“九、一三”事件有自己的理解：毛林聯盟從組合到解體的複雜離奇的故事，總使我這個最直接的受害者的女兒，在深夜醒來之際感到擔心和害怕，我擔心在我們那麼匆忙地將歷史分出是非的時候，是不是遺漏或忘記了什麼？

  公開林彪事件的中央1971年第57號文件中有一段話：“在緊要關頭揭發林彪、葉群、林立果私調飛機、陰謀叛黨叛國投敵，為黨立功的，又正是林、葉的女兒林立衡。”但受到表揚的豆豆並沒有因此而少受審查。“文革”結束後，豆豆的一個主要工作，似乎就是為林彪“翻案”。她認為，在“九一三”事件上，至少有兩點遺漏了。

  １、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九大以後，毛反對林彪主張設國家主席，但林從未表示自己要當國家主席。事後認定這是林彪罪狀，依據是吳法憲揭發的葉群的一句話：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裡擺？但葉群不是林彪，他們之間的差異也是林豆豆強調的。點點由此想到九大期間在大會通過主席團名單的時候，毛澤東突然說：“我推舉林彪同志當主席。”林彪馬上驚慌地站起來大聲：“偉大領袖毛主席當主席。”毛澤東又說：“林彪同志當主席，我當副主席，好不好？”林彪連連擺手說：“不好，不好，毛主席當主席，大家同意請舉手。”於是，全場立即舉起手來，毛澤東看見大家舉手，就同意當主席，並提議林彪當副主席，周恩來當秘書長，會上一致通過。

  如果說在九大上，毛、林推推讓讓，爭着自己當副主席，要對方當主席，這就有了一個問題：“既然他們之間的類似遊戲如此隨便，為什麼這一次就一定反過來：林彪假心假意讓毛當國家主席，而真心真意自己要當呢？”

  ２、關於林彪的武裝政變。林立果在林彪的羽翼下組織聯合艦隊，試圖謀殺毛澤東，但林立果不是林彪。這位統率百萬雄兵橫掃中國的元帥，這位深諳中共體制及毛的謀略、又有劉少奇前車之鑑的二號人物，大概不會以為憑一紙“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手令就可以發動一場政變。所以點點總覺得，這整個事件中缺點什麼。

  羅、林兩家是蹺蹺板的兩極，羅跌入深淵而林躍上巔峰；林折戟沉沙而羅獲得自由。度盡劫波姐妹在，相逢總是論先人，兩個童年的朋友未能一笑泯恩仇，她們中間仍有障礙，林豆豆兩次都沒有直接回答羅點點對林彪的疑問。儘管如此，羅點點不但對林彪事件另有所思，對豆豆更有理解：

  燈光下，我看到一種堅定的神情在她眼睛裡閃爍。我再一次想到豆豆從小在這個陰暗的家庭中表現出來的倔強性格，想到葉群和她奇特的母女關係，以及由於她的報告導致“九一三”事件最後以機毀人亡告終。我想到這所有事件的悲劇性，再一次為豆豆竟然承擔起了這一切人世間最難以忍受的痛苦而震驚。她用什麼信念才能支持自己的生命？如果沒有一種非她存在不可的理由，如果她不是有意無意地進入以上這種認為林彪是個愛國者，是被迫踏上叛國之路的思維的話，她早就化成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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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整理了一下，仍顯得凌亂、冗長；不過讀者有心還是能領略到一些東西，可以加深對中共政權的本質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