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坦福統計學博士，原谷歌風投（GV）技術合伙人 張拓木

編者按：弗洛伊德之死已過去一個多月，但其引發的示威狂潮席捲全美；目前有示威人士將老羅斯福雕像移走，將華盛頓雕像砍頭，被國內觀察者評價為“破四舊”。那麼是否可以如此類比呢？美國社會的真正問題是什麼？美國正處在分裂的邊緣嗎？本文作者藉由“警醒文化”對美國“政治正確”、種族問題的命運進行了剖析與預言。

▎哥倫布雕像被“砍頭”

核心提要：

1. “警醒文化”與消除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社會不公問題有關；對其讚揚和批評同時存在；“警醒”（Woke）一詞的政治含義起源於2008年，並與“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交織，迅速擴散到整個社會

2. 警醒人士決大部分屬於左派/自由派/民主黨支持者，屬於左派的子集，年輕人中有更多信徒；警醒文化認為美國社會對有色人種具有系統性歧視，支持警察改革的核心訴求和點名文化

3. 警醒文化對主流媒體和人們的歷史評價具有相應影響；警醒人士的安全主義（safetyism）和老一代的公民自由主義（civil libertarianism）具有本質衝突；警醒文化產生的原因是多元的，包括新生世代對種族批判主義的欣賞、技術的發展等

4. 反對聲音也認為大企業和政客參與黑命攸關運動是一種廉價的表演，使人忽視真正的政治經濟問題，攫取政治資源

5. 不過，警醒文化不太會產生巨大正面影響，因其缺乏深度普世理念且拒絕多樣化，沒有實力承擔起改變世界的重任

“警醒（woke）文化”，指在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社會不公問題上保持警醒、並積極參與旨在根除這些不公的社會活動的一種文化。它在短短數年間席捲歐美社會，但在中文世界尚未廣為人知。尤其是自五月底美國爆發大規模反種族歧視與警察暴力的抗議示威以來，警醒文化更是被推向社會衝突的中心。一方面，警醒文化極大的提高了社會對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的意識；另一方面，它也遭詬病“破壞言論自由”、“逆向種族歧視”。本文試圖對警醒文化及它對歐美社會的影響做一個介紹。

Woke一詞，是wake（醒來）的過去式；“stay woke”是黑人俚語，意指保持清醒狀態、保持警覺。中文裡對woke有不同的翻譯，比如“覺醒文化”、“喚醒文化”。但筆者認為譯為“警醒文化”更恰當。除形容詞外，woke也可做名詞指那些信奉警醒文化的人。

▎靈魂樂歌手艾瑞卡·巴杜2008年專輯《新亞美利加 — 第一部（第四次世界大戰）》

Woke一詞與種族不公等政治意義聯繫起來，起始於美國靈魂樂歌手艾瑞卡·巴杜2008年專輯《新亞美利加 — 第一部（第四次世界大戰）》中的一首歌《Master Teacher》。在這首歌里，“我保持警醒”（“I stay woke”）在主歌與副歌里不斷重複。

Woke一詞進入美國社會主流是與“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緊密交織在一起的。2012年2月，佛羅里達州17歲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馬丁被殺。2013年7月，殺人者喬治·茲莫曼（白人與西裔混血）被陪審團裁定為正當防衛而無罪開釋，十多個城市出現小規模抗議，主題標籤#BlackLivesMatter在推特上開始出現。2014年7月，紐約市黑人小販埃里克·加納被警察執法時鎖喉導致窒息死亡；緊接着在8月，密蘇里州弗格森市又發生18歲黑人少年邁克·布朗被警察槍殺案，導致大規模抗議。黑命攸關運動興起，成為美國社會與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巨大力量。與此同時，警醒文化也迅速從黑人群體擴散到整個社會。woke一詞在2017年被牛津詞典收錄。

在美國，警醒人士決大部分屬於左派/自由派/民主黨支持者。在Z世代（Generation Z，1997年至2012年出生），以及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1年至1996年出生）中較年輕的那一部分中有更高的比例信奉警醒文化；警醒一代（The Woke Generation）一詞即是起源於這種代際現象。黑命攸關運動的支持者與左派高度重疊，大致可以認為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黑命攸關運動；而警醒一代是左派的一個子集，但是在輿論與社會活動里的聲音比他們真實人數比例要大得多。

警醒本身並沒有清晰的定義。一個人是否“警醒”，往往取決於當事人對自己的判斷或標榜。從警醒一詞出現逐漸流行，它既是一套價值觀，更是一個時髦的標籤。隨着警醒文化進入主流，反對警醒文化的保守派人士開始大量嘲諷取笑警醒一詞並把它作為一個負面標籤，這使得部分認同警醒文化的人對這個詞產生牴觸情緒，不願被扣上警醒的帽子。

不過，警醒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趨同性。對很多具體現實問題，警醒人士往往會快速達成一致。要想理解警醒文化，通過實例是比理論定義更好的方法。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例子。

白人的玻璃心（White Fragility）

▎暢銷書《白人的玻璃心：為什麼和白人談種族主義這麼難》

《白人的玻璃心》（《White Fragility》）一書出版於2018年6月，可以說是警醒文化對種族心理最權威的解讀。目前它在亞馬遜書籍銷售排行榜與紐約時報暢銷書榜的非虛構類都排名第一，並且自出版以來就沒有離開過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大致可以說，認同此書論點的基本上就是認同警醒文化，反之亦然。

《白人的玻璃心》一書作者羅賓·迪安吉洛，多元文化教育學博士、教授，經常為各種機構舉辦反種族偏見培訓。“White Fragility”一詞也是為她所創，在2017年入選牛津年度詞語短名單。迪安吉洛此書的主題是：

撤減警費/廢除警局運動（Defund the Police / Abolish the Police）

▎紐約時報觀點欄目文章：是的，我們就是要廢除警局；因為改革沒戲

黑命攸關運動起始於警察暴力，因此警察改革是一項核心訴求。自2013年黑命攸關運動開始以來，美國執法機構的確做了一些改進。比如，據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的數據，警察執法時佩戴隨身攝像頭的警局比例，從2013年的25%增加到2018年的58%。但是，由於美國的種族問題與警察暴力問題根深蒂固，這些改革被認為太少、太慢或無效。今年五月開始的抗議弗洛伊德被殺的示威中，“撤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成為一個主要訴求，激進標語比如“ACAB”（All Cops Are Bastards，“所有的警察都是雜種”）隨處可見。

美國大眾更多的是支持警察改革，對完全撤減警費的支持度並不高，早期有不少提出此標語的運動家解釋“撤減警費”並非是指字面意義上的撤減警費，而是指減少警察局的職權範圍，把非暴力事件交由別的機構處理，把相關的經費投入到其它更有效的機構中。然而，隨着運動日趨深入，越來越多的人的立場變得更堅決，不再願意採用之前的弱化版訴求，6月12日紐約時報觀點欄目發表廢警活動家瑪麗安姆·卡巴（Mariame Kaba）的文章，將訴求絕對化，文章標題《是的，我們就是要廢除警局（Abolish the Police）》，主要觀點是：

取消文化與點名文化（Cancel Culture / Callout Culture）

警醒文化的另一個很大的爭議點就是所謂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些發表過種族歧視言論，或者被視為發表過冒犯性言論的人，被警醒人士在社交媒體上指責為種族主義者並廣為傳播，其結果往往是當事人被迫道歉、辭職、或遭解僱。這樣的事情數不勝數，下面是最近的幾個例子：

目前警醒文化的一個受不少人詬病的流行口號是“沉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鼓動並在一定程度上脅迫其他人站隊表態。在保守派人士看來，這與威權主義無異。

警醒文化對傳統媒體的衝擊有一個逐漸加劇的過程。本月初多家媒體的主編或高管因文本問題被迫辭職，尤其是紐約時報高管辭職，被視為美國主流媒體代際更替的分水嶺。

6月3日，紐約時報op-ed（觀點欄目）版發表參議員湯姆·科頓《派軍隊來》的文章，文章倡議出動軍隊鎮壓抗議活動中的騷亂和搶掠分子，引發紐約時報編輯部內外的巨大抗議。在紐約時報廣大員工的壓力下，時報老闆亞瑟·G·蘇茲伯格將時報評論版主編、資深新聞人詹姆斯·貝內特解職。在過去，觀點欄目發表對立面的激進文章被視為“平衡報道”和“給讀者提供不一樣的視角”，但這不再被警醒一代的新聞工作者所認同。

同一周，《費城詢問報》6月2日發表一篇專欄文章，標題是《建築也重要》（Buildings Matter, Too）。文章作者茵嘉·薩弗朗是一位建築批評家，曾於2014年獲得普利策獎。文章標題引發報社內外巨大抗議。次日，詢問報網站將文章標題改為《破壞建築對抗議者想要幫助的群體傷害更大》，發表長篇文章解釋整個事件的發生並公開道歉：“費城詢問報在星期二發表了一個深具冒犯性的標題。... 這個標題試圖取巧於‘黑命攸關’運動，很有冒犯性；它暗示建築物的損失與黑人生命的損失能相提並論。這是不可接受的。”報紙執行主編維希諾維斯基隨即辭職。

紐約時報一位專欄作者巴莉·魏斯在爭議高峰發表了一系列推文，闡述她對紐約時報“內戰”的看法。她認為，各個媒體機構里都在上演“內戰”，內戰的雙方一邊是以年輕人為主的警醒一代，另一邊是年齡偏長的自由主義者。老一代立命處事基於一系列大致稱為公民自由主義（civil libertarianism）的準則。警醒一代遵從的則是“安全主義”（safetyism），也就是一個人情緒與心理上感覺安全的權利比從前被視為核心自由理念的價值，比如言論自由都更重要。比如，紐約時報員工反對發表科頓文章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該文章會損害報社裡有色人種員工的人身安全，這個危險比向時報讀者介紹對立面觀點要重要得多。

警醒人士認為美國種族主義根深蒂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白人把控了歷史敘事。在白人版的這種敘事中，有色人種的貢獻和有色人種遭受的系統性歧視被忽略掩蓋。下面是幾方面的例子：

警醒文化何以能夠在短短幾年之內席捲歐美各國，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不同政治立場的人會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傳統自由主義的衰退、警醒主義本身的簡單明了、特朗普的刺激、大公司與左派政治家對警醒主義的擁抱，可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很多人認為，由於冷戰結束，傳統自由主義理念對年輕一代喪失了吸引力。美國學術界自1980年代開端的種族批判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提供了另一種思維框架，這個框架強調個人經驗與主觀感受，用基於種族的對抗取代傳統意識形態對抗，因此對追求生命意義的年輕人很有吸引力。格雷格·盧基諾夫與喬納森·海特合著《被溺愛的美國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認為，美國的社會、學校、家長對年輕人的身心過度保護，使得年輕人更容易感到被冒犯；維護心理安全需要犧牲言論自由，言論的過濾又進一步導致“心靈的脆弱”，並且也使得群體高度同質化。

同時，社交媒體與智能手機的普及，導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能夠準確地找到並跟隨群體風向，即時地滿足自身被認可的需求。警醒主義不需要一個人對高度複雜的社會問題進行深入學習與分析，只需要隨波逐流，認定種族主義是一切問題的根源，簡單地做鍵盤俠或者參加示威高呼口號，就能夠獲得道義上高人一等的良好自我感覺，這是年輕人對警醒文化成癮的原因。

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對警醒文化的擴張也是重大的刺激。左派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的當選是因為美國社會中的種族主義被嚴重低估，因此需要更加重視種族主義。特朗普不僅不致力於修復美國社會的割裂，反而刻意擴大這種對立，導致左派中很多人趨於極端，左派中的溫和派為了應對特朗普這個更嚴重的敵人，對極端派只能主動或被動地採取縱容的態度。

▎亞馬遜首頁插入的聲明：“黑命攸關，亞馬遜與黑人社區團結在一起”

警醒文化被大公司快速接受並推廣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方面，美國公司在員工組成方面欠缺多樣性，警醒文化推崇的激進方案能夠幫助公司在這方面取得改善；另一方面，大公司需要良好的公眾關係，參與相應的社會運動能夠加分，如果不參與則會承受被警醒人士點名（call out）的風險。但是，反方認為，大公司受益於不公正的資本主義結構，美國社會問題的本質在於這種經濟結構，而不是警醒文化痴迷的種族問題；對亞馬遜這樣的大公司來說，參與黑命攸關運動是一種廉價的表演，並讓人們不再去關注更根本的經濟體制問題。

美國民主黨與社會進步運動一向緊密結合。警醒文化對左派政治家的影響是巨大的。2016年舊金山49人隊四分衛科林·卡佩尼克開創奏國歌時單膝下跪抗議警察暴力，到今年6月8日民主黨領袖人物南希·佩洛西率多位議員在國會單膝下跪聲援黑命攸關運動，可以說是警醒文化對社會進步起到的正面作用。但同時，更激進的比如撤減警費/廢除警局的訴求，對民主黨政治家則是一種挑戰。為了穩住支持者中的溫和派，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不得不發表聲明表示不贊同撤減警費，但這導致警醒一代對他本來就不高的熱情進一步降低。同樣，反方認為，政客們擁抱警醒文化也是一種廉價作秀，因為解決更根本性的比如貧富差距這樣的問題，會讓政客們失去大公司這樣的利益集團的支持。

▎佩洛西聲援黑命攸關

警醒一代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容易評估。在網上，人們往往看到社交媒體被兩個陣營占據，警醒一代和與他們針鋒相對的保守派。2018年由More In Common組織進行的一項大型調查顯示，美國大約有25%的人屬於傳統保守派或忠誠的保守派，他們的觀點遠在社會主流以外，而大約與警醒人士類似的“進步主義活動家”（progressive activists）僅占人口的8%。該調查中80%的人認為“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是美國面臨的一個問題。這些都顯示，美國的確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

來到黑命攸關示威如火如荼的2020年夏天，我們沒有更新的民調數據，但是可以推測，警醒人士的比例應該大大超過兩年前的8%。但與此同時，由於本次黑命攸關運動中出現大量更激進的訴求，勢必引起更多中間派驅向保守。部分觀察家認為，如果沒有弗洛伊德慘死引發現在的黑命攸關大示威和警醒一代提出廢除警局這樣的激進訴求，拜登贏得大選沒有懸念，現在則增加了很大的不確定因素。

警醒文化會像1950-60年代的民權運動或1960-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那樣對世界造成翻天覆地的巨大正面影響嗎？筆者認為可能性不大。當下，淺薄的注意力經濟主導社交媒體，大利益集團掌控社會文化，警醒主義這種缺乏深度普世理念並且鉗制多樣化思維碰撞的文化，沒有實力承擔起改變世界的重任。警醒文化更有可能會像占領華爾街與茶黨運動那樣，在歷史長河中僅僅起到加劇社會分歧的作用，而不會留下太多有價值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