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仁本大旗，回归中华正统----关于修宪的呼吁

【旧作重发说明】《高举仁本大旗，回归中华正统----关于修宪的呼吁》写于2010年。当时主张儒家宪政、儒家民主，对新礼制如何借鉴和超越民主制的思考尚不够深入，然精神一以贯今。为尊重自己思想的“历史”，基本保持原作原貌，不作修改。当时的呼吁，至今仍然现实意义。故重发一下。2020-9-20于南宁

儒家强调，王道政治必须具备道统、传统、民意三重合法性。所谓中華正朔，强调的就是道统合法性。儒家的华夷之辨，辩的就是这个。

清末革命党所办报纸多采黃帝紀元，就是表明不承認清朝的合法性。其实，清朝虽为异族政权，但以儒家为意识形态，有相当的道统合法性。只是清朝在尊儒的同时又对儒家有所扭曲，故被视为偏统。中共血统上虽是同族，但传承的是亚西方的马列异端，不仅不是中华正统，连偏统都不是。

明朝对儒家的态度已很不端正，清朝更加偏离。日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比起现政权来，明清政权已经相当儒化、颇为中华了。

不论是以现代民主的标准衡量还是从传统儒家的角度考察，中共都属于三重非法----传统民意俱缺，更无道统可言。中共如果要取得道统合法性，成为中华正统政权，当务之急是以儒家仁本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地位。道统合法性问题解决了，民意合法性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

以仁本主义更新现存意识形态，重续儒家道统，是“正名”的需要。

儒家被称为名教，特别重视正名，认为正名是一切政治活动乃至理论建设的出发点，比各种具体政事政务更重要。《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子路关于“正名”的一段著名对话，深刻阐述了“正名”的重要性。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这正是中国现状的写照。马克思主义之“名”不行，理论上说不通，付诸实践又行不通，正是“名之不可言也，言之不可行也。”

名实有异，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有别，最中正的主义也可能在实践中出偏差。但是，只要主义中正，纵然出偏，终究有限，不至于一偏到底铸成大错，而且纠正起来比较容易。

儒家大中至正，又特别强调诚信，要求循名责实，名实合一，故有很高的自我纠偏功能。在儒家文化指导下，无论如何不会出现暴秦恶政，更不会发生文革浩劫。这类人类历史上的政治悲剧，只有在法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导向下才有可能上演。

董仲舒言：治囯之端在正名。名，名分也，招牌也，旗帜也，用现代政治概念讲，相当于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正名，首先要正主义之名，正宪法之名。

宪政是现代政治文明一大标志，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的必经之门必由之路。儒家宪政是现代社会最好的仁政。而实行宪政的基础、建设良制的前提是有一部好宪法。好宪法的标准，一要体现现普世价值，二要具有中华特色。以此标准衡量，当前的宪法无疑是反西方文明、反中华文明的“双反动”。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的恶性异端，名不正言不顺，道理上讲不通，实践上行不通。在它的指导下，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等等现象空前严重，这是国民人人身经、天下有目共睹的。

对此，体制内有识者也有所认识，邓小平实用主义的“猫论摸论不争论”就是因此出笼的。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等等都早已被抛弃，公有制也逐步在变。现政权既背弃中华文化又架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四不象。

这让我想起杨雄评价秦朝的一段话：“秦之有司负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负圣人之法度，秦弘违天地之道，而天地违秦亦弘矣。”（《法言寡见卷第七》）。秦朝的官吏违背了秦的法度，秦的法度已又背了“圣人之法度”（儒家学说），秦朝全面背离天地之道，天地也就全面违背秦朝的愿望，让它二世而亡了。

现在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马列毛之法度”违背了仁义之道、即天地之道，“今之有司”又违背了“马列毛之法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架空了。

当然，这种架空和虚置是好事，值得鼓励。相对于“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革时期，架空它们，进而提出改革开放“猫论摸论不争论”三代表论，进而局部借鉴、利用儒家，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论，都是政治进步的表现。

只是这种进步太缓慢了。这样做即使有那么一点效果，终究理不直气不壮。只要马克思主义占据宪法地位，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究是不行的。与其举着这么一幅外来的破旗东涂西抹艰难维持，何如干脆抛弃之，通过修宪，从意识形态上彻底去马列毛化，换上堂堂正正的中华大旗。这是根本性的“正名”。

至于自由主义，比马克思主义当然强多了，但与仁本主义相比，其“名正言顺”的程度颇有不及。道理有大小高低之别。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固是普世价值，不如仁义礼智信更具普适性。仁本主义可以统摄人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人本主义及自由主义却不能够反过来涵盖仁本主义。

政治如果违背了仁本，就会沦于邪恶黑暗之域，如果偏离了仁本，也不够正大光明。西方政治于仁本虽不全违（人本与仁本、民主与民本相通），却有偏离，没有内圣的基础，偏于王道的中正，故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和弊端。我们对之应该学习镜借，取其精华，却不宜照搬。

中国的民主应该是以仁义为原则精神和内在基础的民主，是以儒家为文化背景和指导思想而建设起来的民主，是以儒立宪、以仁立国、以德立官的民主，是具有德治追求、王道向往和大同理想的民主，是具备民意和传统双重合法性的民主。

这样的民主，才能汲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优势而去其弊端，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把“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才能让中华民族成为“真正强盛的、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 （刘亚洲语）。这样的民主，才能真正落实温家宝总理深圳讲话中提出的“四要”：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要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民主，才能儒化中国，化成天下，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导入太平世，将整个地球建设为良知国。

如果说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左，走自由主义道路为右，那么，在儒家仁本主义指导下汲取西方民主制度精华，则可谓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在意识形态上返儒家文化之本，在制度建设上开民主自由之新。反本开新，重塑民族尊严，重造中华辉煌，这是最适合中国社会、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希望之路，光明之路，理想之路。

优秀的制度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良好的道德又有助于优秀制度的建设并不断优化。因此，在仁本主义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吸取西方民主的优势而警惕其弊端；在普遍树立起仁义礼智信之价值观的社会，制度方面纵有不足也不至于造成太大流弊，并可以得到及时的修补和改正。

修宪为正名之始。对于中国的现行宪法，或没必要推倒重来，但其中不少东西已不符合时代和民意的要求，不符合道德原则和普适价值，根据“礼以义起”的原则，有加以修正的必要。

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已经严峻地摆在每一个有识有志之士面前。对于这一问题，自由派群体已经以他们的宪章行动作出了相当响亮的回答，反衬了儒家群体的道德无力和政治“无为”。

对于自由派的宪章，东海既有所认可又不尽认同。作为中华民族未来政治生活的宏纲大愿，除了依据普世原则体现制度文明，还应以儒家为纲，充分体现中华文化道德精神。而这一追求是无法苛求和寄望于自由派的。他们素抱偏见，未能认识到儒家根本处的优异性和先进性，未能认识到仁本主义的普适性。

中国向何处去？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都不容儒家继续回避这一问题。当代儒家应该秉承关心民众疾苦、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在这一千年不遇的大变革、大转型时代挺身而出，以中华文化导引政治，以道德精神示范社会，以高度的智慧为化解各种社会政治危机提供自己的文化方案和宪法方案。

推动修宪或重新制宪，为中华新宪贡献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为今后行宪作好前期准备、打下扎实基础，乃是体现儒家的社会关怀、制度关怀和政治立场的重要方式，是当代儒者责无旁岱的责任。东海儒者余樟法2010-9-18作于南宁，2011-7-2订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