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和五四

余東海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歷史課本都是嚴格按照鄧派《決議》，將文革定性為“內亂”曰：“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前兩年，高中歷史課本里關於文革的這段話突然去掉了。而新學期高一最新版歷史課本，又把這句話恢復了。從去掉到恢復，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不得而知。

改回來固然值得肯定，但必須指出，馬幫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決議》都可以悄悄改變，這就是人治的特徵。其實文革是馬路左道實踐的必然結果，具有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馬學不去，馬路不改，為文革翻案的可能就永遠存在。

關於文革的定性，鄧派《決議》仍是膚淺而有所美化的。文革是極權主義與民粹主義相輔相成的運動。由暴君發動、各級酷吏推動，廣大人民踴躍參與。暴君與暴民、暴政與多數人的暴政得到了有史以來最完全的結合。

文革時有“好人打壞人”“好人打好人”“壞人打好人”“壞人打壞人”之說。其實當時無論打人者還是被打的，所有人都姓馬，絕大多數又信毛，都是毛左，惻隱、是非、羞惡、辭讓之四心都已喪失殆盡。如果說還有好人，那也不是正人君子的好，只是少數良知尚未滅絕者，還沒有完全豺狼化而已。

要深入理解文革，就不能不把目光投向五四。蓋兩者具有緊密的因果關係：五四是文革的預演，文革是五四的高潮。

五四是典型的現代民粹主義運動。自五四始，民國的民粹主義有六個面相：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科學主義、虵蜖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六個主義各有特性和特色，都屬於現代民粹主義範疇。

古今中西所有邪說都有巧言令色的一面，民粹主義特別巧言令色足恭，馬家又將民粹主義這一面發揮到了巔峰狀態，對三民社會特別富有迷惑性和煽動性。反孔反儒的文化顛倒，導致道德顛倒、社會顛倒一切顛倒，愚民刁民暴民越來越主流化。民國社會若不反常到一定程度，毛幫根本成不了氣候。不過必須說明，論罪責，民眾無責，罪在菁英。沒有五四就沒有馬幫，沒有蒙啟派就沒有大災星！

若在儒家社會，毛幫無論怎麼折騰，成不了氣候也。螞思想、毛式話語泛濫不起來，自然就沒有成災的機會。有了五四，毛幫自然如魚得水如虎添翼，想不成功都不可能。馬幫自稱五四之子，名副其實。

最為可悲可恥的是，民國知識分子普遍民粹化，將干民之譽、逢民之惡、訕君賣直、犯上導亂的民粹特色表現得淋漓盡致。我說過，民國文化群體是有史以來最沒文化、最為蒙昧的群體。至於四九以後，知識群體更加變本加厲，不僅沒文化而蒙昧，而且詐力化而邪惡，將逢民之惡與逢君之惡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一起，導致罪惡空前泛濫，造成了史無前例的人道主義災難。至矣盡矣，蔑以加矣。天理不容，鬼神憎憤。幾乎群體滅絕，實屬天誅天滅！

民國知識人中，胡適相對好一點。很喜歡胡適的兩句名言：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認真的做事，嚴肅的做人。”二、“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非常正確，遺憾他自己卻做不到。

胡適對儒家的大量評論批判，只有大膽之假，隨意歪讀曲解；毫無小心之求，沒有證據也敢說十分話，其學術態度是不老實，不認真，假嚴肅。如果不好好學習儒家經典，僅僅讀他的著作文章，欲不被誤導，不可能也。被他帶到溝里去的徒子徒孫無數無量。

不僅胡適，不老實、不認真、假嚴肅堪稱民國多數學者的通病，或有其一二，或三病俱全。不過要說明，相對而言，胡適之病還是輕的，胡適派傾向西方、倡導自由亦不無可取。有學者斥胡適為騙子，未免過重，可判為學術庸人。以魯迅為代表的赤化和赤化傾向者，病得特別重，文品人品皆不堪，可判為文化奸人。

赤化派和西化派，文化政治立場大異，但在反孔反儒方面不約而同。不論有意無意，西化派都幫了馬幫的大忙，為馬學的泛濫、赤化的成功掃除了文化障礙。如果說赤化派是政治主凶，西化派就是文化幫凶。當然有些人是有意的，有些人是無意的。

或謂應該將新文化運動是五四運動區別對待。殊不知，新文化運動就是五四運動的思想準備，五四運動以新文化運動為行動基礎，並促進新文化運動發展與繼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都是民粹主義運動，既與儒家文化背道而馳，也與自由主義格格不入，唯與螞主義、虵蜖主義一拍即合。

或說：“五四中人的根本錯誤是把中西文化看成兩個對立的實體，同時以西方文化為典範，於是採取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鬥爭方式來解決。”這麼說太膚淺。五四三大錯，一錯認中華文化為邪，認父作賊，文化弒父；二錯認北狄思想為正，認賊作父，信邪拜魔；三錯認民主主義、平等主義、科學主義為西方文化和文明。

不必怨天尤地。百餘年來，國人內憂外患、天災人禍不斷，始而遭到日寇侵凌，後而遭受極權暴政，百年浩劫空前，其實自有原因，符合因果鐵律。五四開始，既反孔反儒又崇馬崇毛，罪孽比誣文武、崇桀紂有過之而無不及。罪及四世，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弘儒反馬是最好的贖罪立功和改良命運的方式。

南山同道說得好：“文革之禍易去，五四之毒難消。”對文革的危害和罪惡，自由派和馬家右派都能有所批判，但對於五四之毒，他們就無能為力了。只有儒家，才能深入揭發五四的精神反常和思想反動，徹底清洗其流毒，重建華夏之國的偉大，恢復民族之魂的健美。

馬學馬制之下，儒文化會受到種種排斥、阻撓和摧殘，甚至被連根拔起，學絕道喪，毛鑒不遠也。批判馬主義，弘揚儒文化，建設好制度，三者相輔相成，不可或缺也。唯有儒文化在憲，才能建設最好的制度，新禮制。

最後破除三個頗為流行的五四迷思。

或說：“儒家是影響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大的惡！”這是典型的五四遺毒，五四遺孽。如此正邪善惡顛倒，無論貧富貴賤和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都有摧正助邪、助力極權暴政之效。反孔反儒是最大的文化反華、思想反常和政治反動，是對極權主義最好的支持幫助。五四以來，無數知識分子就這樣無意中充當了馬路的開路先鋒和護路工人。知識分子之可恥可悲，莫甚於此。

或說：“儒家義理易理天理沒有標準和可操作性”雲。答：當然有。儒家內聖外王一體，內聖學即道德學，外王學即政治學。所以儒家義理落實到政治領域，就是王道和禮制。禮制精神萬古不易，禮制形式則因時而異，與時偕宜。現代禮制完全可以汲取古代禪讓制和西方民主制的優勢而超越之。對此東海有大量闡述。

或說：“從故紙堆里要是能找出現代文明，中國也不是現在這德性了。”故紙堆里有些東西是永遠不會過時的，如儒家經典所闡述的義理、易理、天理，如仁義禮智信，具有至高無上的普適性，適用於過現未所有時代，可以開出傳統文明也可以現代文明和未來文明。2020-9-6

首發於2020年09月12日台灣上報

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95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