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開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就是說，所謂“人性”離不開當時的“社會制度”，離開社會妄談“人性”。不過有人喜歡追究、研究社會制度對“人性”的影響，及什麼不同“人性”在“社會制度”中的演變。可以。但這種所謂的“研究”、“探討”應該把“黨和國家領導人”排除在外，死了的也不例外！

古語有云：少年啟蒙有三字，安身立命靠瓊林，為人處事閒言廣，勤學苦讀君子身。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朝鯉魚躍龍門，諸子百家都讀遍，天下第一大聖人。

不過這是古代“讀書人”的“人性。要是不讀書、不學問，其它行業、也有各自的“人性”變化。即使是強盜，也講究“盜亦有道”。所謂“龍騰飛雲起，呼嘯震山林，貓竄房梁低，鼠打地洞深。”各行各業“人性”翩翩，那才有“研究”、“探討”意思。研究生死“黨國領導的人性”，說好聽點兒，吃飽了撐的，說句不好聽的，如蠅逐臭、如蛆啖糞。說簡單點兒是“盲人摸象”，說複雜點兒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下面是一段“黨國”建立之初“延安時期，共黨泯滅天良、扼殺“人性”的“史料”。就是說，共黨、黨國從來就是“人性”的天然大敵，“黨國”與“人性”勢不兩立、水火不容。

介紹

《野百合花》是1942年3月13日，3月23日發表在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一組雜文。

在《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的文章中，作者是當時中研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文藝專欄”中最具影響力，注意僅僅是“文藝專欄”！下面是“野百合花”內容概述：

“前記”中作者深情地回憶起他在北大時那個“聖潔的影子”——李芬，一個在北京大學入黨的女共產黨員，1928年春天她在故鄉湖南被自己的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穿着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從容赴死。

作者寫道一生都忘不了這個“聖潔的女殉道者”，並從她的影子裡汲取生活、戰鬥的力量，促使他寫下這些文字的也是這一力量。作者由李芬想起了一切倒在血泊中的同志，所以他才批評延安“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一片昇平氣象。這篇文章共四個小標題，分別為“我們生活里缺少什麼？”、“碰《碰壁》”、“‘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作者批評“革命聖地”缺乏人際之間的溫暖，多少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就是為了尋求“美麗與溫暖”，所以對“醜惡與冷淡”忍不住要“發牢騷”。他說：“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里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他反對以“必然性”、“天塌不下來”、“小事情”為藉口推卸每個人（尤其是“大人物”）的責任，認為那是“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製造黑暗！”

作者直言不諱地反對等級制度——“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它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有所謂‘捕耗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當時他是特別研究員，穿着和領袖一樣，津貼比邊區主席林伯渠還多，和王若飛一樣吃中灶，在延安文化人里算是有地位的。但他無法容忍那些不如人意的現象，並提出語無遮攔的批評，他的立足點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他倡導的是愛和溫暖，他之所以參加革命說穿了也就是追求人性，他說青年們來延安是為了“美麗與溫暖”，無疑是他自己內心的真實寫照。

緣起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經毛澤東修改，由胡喬木撰寫的社論《教條和褲子》。文中，毛澤東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大師們”能否自覺“脫褲子”並不抱奢望，他決定採取一項重大措施，即動員青年知識分子幫助「紅色教授」和老幹部「脫褲子」。

3月中下旬，毛澤東的言論向更“開明”的方向發屐，《解放日報》連續發表反宗派主義的社論。於是，各機關、學校紛紛辦起壁報，人們踴躍着文，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向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烈的攻擊。

1942年3月9日，就在《教條和褲子》社論問世的當天，《解放日報》刊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緊接着，由丁玲任主編、陳企霞副主編的《解放日報》文藝欄又先後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經毛澤東親筆潤色、作了修改的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以及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這些文章一經刊出，立即轟動了延安。

影響

《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實味大膽地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漸趨破滅後產生的沮喪和失望的情緒，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示了嚴重的憂慮。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與的》壁報上的其它言論一經問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轟動，一時間各學校、機關紛紛仿效中研院，也辦起了各種類似《矢與的》的壁報，至1942年3月底，4月初，各大單位創辦或計劃創辦的壁報有：西北局的《西北風》；延安自然科學院的《整風》、《向日葵》、《心裡話》；民族學院的《脫報》（脫者，“脫褲子”也）；中央醫院的《顯微鏡》（擬創辦）；延安學生療養院的《整風》。與此同時，各學校、機關“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濤正洶湧澎湃：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員同情、支持王實味的觀點，研究院領導羅邁和張茹新等成為眾矢之的。延安大學也出現了民主“一邊倒”的局勢。

在3月26日全體黨員大會上，與會者控訴了“個別領導同志，以主觀武斷的態度處理問題，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組織’‘尊重領導人的威信’等為藉口變相地壓制民主，以致於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講話和不願講話的現象”，會議“打破了過去大家畏縮不敢發言的空氣，充分發揚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議，”應以清算的方式，明確責任問題，是非屬誰。責任屬誰,根究到底,必須得出正確的結論“。

後果

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向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發出嚴厲警告：

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毛澤東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報》的頭版，但是在1942年春天，延安大多數青年幹部還未練就從報紙上觀察政治風向的本領，竟然將毛的警告置之腦後，繼續我行我素，“鼓譟”民主。

1942年4月3日，也就是《解放日報》刊登毛澤東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即《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決定》明確申明：

整風必須在各部門的領導機關負責人領導下進行，不得以群眾選舉的方式，組織領導整風的檢查委員會；在檢查工作時，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和各個側面的；每人都必須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

王實味此時並不知風向已變，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詞，繼續發表情緒激昂的演說，殊不知他已被毛澤東選中，即將被當作活祭推上燃燒着的火台，成為警嚇眾“猴”的一隻待宰之“雞”

1942年4月7日，在前一階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評壓力，暫時退避一旁的羅邁遵循毛澤東的“反擊”部署，從容躍入前台。具有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且十分熟悉毛澤東個性的羅邁，為了向毛顯示自己的忠心，先將中研院出現的“自由化”與王明、張聞天掛起鈎來，再有條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實味鬥爭。

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幹部，被驟然降臨的風暴嚇得不知所措，隨即為求自保，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作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的模樣，要求組織上嚴懲王實味。在這種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斷升級，到了1942年6月，王實味的頭上已有三項”鐵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

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6月初,王實味突發書呆子“異想”，宣布退出中共，以為就此可以擺脫一切。但是，王實味又大錯特錯了，羅邁等絕不會允許王實味退黨，而是要將其開除出黨。他承認或不承認“錯誤”，更是無關緊要，他的歸宿早已由“上級”作了安排，作為一個難得的“壞人”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人獄，即使王實味痛哭流悌，收回退黨聲明，承認自己的言論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於事。

1942年11月後，王實味已處於隔離狀態，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從此成了活死人，除了偶而被帶出來向來延安的外國或國統區記者發表一番自唾自棄的說辭外，王實味的日常“工作”就是寫交待材料，直到1947年7月1日在山西省興縣被康生下令砍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