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台實行鴉片官賣的意圖及影響

鴉片成了日本人的生物武器，成了毒化民族、滅絕民族的工具。

原文：

1898年日本在台灣實行鴉片專賣制度的意圖及影響

時間：2014-08-04 來源：未知 作者：小韓 本文字數：1097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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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據初期，為了攫取台灣殖民地經濟利益，擺脫統治危機，日本政府不顧國際上嚴禁鴉片的潮流，利用台灣人民吸食鴉片的陋習，採用了後藤新平提出的“鴉片漸禁政策”。1898 年，後藤新平赴台擔任總督府民政局長後，利用嚴酷的警察制度，實行鴉片專賣制度。本文擬對這一問題做一細緻的考察，探究這一政策的真正目的和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一、後藤新平及其殖民擴張思想

　　後藤新平( 1857 －1929) ，日本岩手縣水澤市人，出身於下級武士家庭，是跨越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個時期的官僚、維新政治家、殖民擴張主義頭目。後藤新平是日本在開拓和治理殖民地歷史上的關鍵人物，也是台灣日據時期各項政經建設的基礎肇始者。1895 年 11 月，後藤因向伊藤內閣策劃在台實施鴉片漸禁政策，引導日本政府對台的施政方向，從此與台灣結緣。1898 －1906 年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輔佐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

　　兒玉源太郎與後藤新平在台灣推行特別統治主義，對台灣實行軟硬兼施的殖民地政策。

　　後藤新平曾於 1890 －1892 年自費赴德留學，對德國首相俾斯麥及其“鐵血政策”有深入研究，故也醉心於德國式科學殖民主義。加上其專業特長，後藤新平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他吸取法國殖民地統治失敗的經驗，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認同原敬提出的“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採取內地延長主義”，亦即台灣是分離於內地之外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法律，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後藤提出獨特的“生物學統治原理”的殖民地經營理論。即“比目魚的眼晴不能變成鯛魚的眼晴。鯛魚的眼晴對稱地長在頭的兩邊，而比目魚的眼晴則長在頭的一邊。不能因其形狀古怪，而要把它的眼晴像鯛魚那樣改裝在頭的兩邊。比目魚的兩隻眼晴長在一邊，在生物學上是因為有其必要，才會這樣……”。“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規律，釐清人群生活習性舊慣，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實施改革措施”，“政治上這一點很重要……首先把該島的舊慣制度好好做了一番科學調查，然後順應民情施政……不了解這道理而想把日本國內的法制輸入台灣實施的那些傢伙，也就是等於要把比目魚的眼晴突然改變成鯛魚的眼晴，根本是不懂真正政治的傢伙! ”後藤赴台後，運用“生物學原理”首先對台灣的舊有風俗習慣進行科學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應對政策，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全面為實現日本帝國殖民侵略的目的嘔心瀝血、奉獻聰明才智。早在 1889 年後藤出版的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着作《國家衛生原理》一書中，就提出了具有強烈殖民侵略思想的“國家人體論”，即“國家不僅是至高的有機體，也是至高的人體。……在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激烈競爭中，有“生理的動機”及“生理的圓滿”兩個方面要求，因此爭奪主權就變得必要了。

　　①生物界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在人類世界裡、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這是後藤新平思想深層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侵略觀點。強者霸者為王，國力強盛的國家為了自己國家的“生理滿足”，可以大肆侵略他國，殖民奴役弱國民眾。在後來從事殖民地經營時，他有句口頭禪: “殖民政策就是生物學。”這個霸者理論為日本帝國主義國家進行侵略擴張和爭奪殖民地的不正當化行徑做出了“合理解釋”。後藤新平在《日本膨脹論》一書中，甚至狂妄自大地認為: “日本是一個同化進取的國家，在世界上沒有任何民族可以與日本大和民族匹敵”，認為“成為世界強國的日本必須占有殖民地，而且必須重視殖民地的經營”。

　　②這個思想繼而發展為“國家膨脹論”，為明治政府積極擴軍備戰、躋身世界強國、謀取殖民地的侵略行徑找到了藉口。他是個狂妄的殖民擴張主義頭目，也是“日本膨脹論”的鼓吹者，堅決支持日本國家的侵略方針政策，其思想的核心內容就是極力倡導“生物學”理念，他將自己早年學習的醫學知識融入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之中，為他的政治主張服務，在從政之後提出“國家人體論”、“國家膨脹論”、“殖民地經營理論”等一系列理論，為日本的殖民擴張行徑提供理論依據，對日本、台灣的歷史進程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尤其是他最着名的明禁暗縱的“鴉片漸禁論”與販毒模式在日本殖民統治中國台灣、東北乃至全面侵華時期都得到了運用和實踐。

　　二、“鴉片漸禁論”的提出

　　日據初期，台灣民眾吸食鴉片的陋習和頑強抗日的問題成為總督府難以平定治安的兩大難題。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上任後，頒布《台灣居民刑罰令》，嚴禁吸食鴉片，但收效甚微。

　　基於“生物學統治原理”，1895 年 11 月，時任衛生局局長的後藤新平向首相兼台灣事務局總裁伊藤博文提出《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 第一案) 。後藤認為，如果對鴉片實行嚴禁政策，必然會遭到吸食鴉片的台灣民眾的抵制，對日本在台灣的統治秩序造成衝擊。與其如此，不如對台灣民眾吸食鴉片的行為採取放任態度，只要此陋習不波及在台日本國民即可。之後，後藤根據《阿片事項調查書》，向內閣提交了體現其真正意圖的《關於台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 第二案，簡稱“鴉片漸禁論”) 。

　　“鴉片漸進論”的主要內容包括: 建議日本政府在台灣實行鴉片專賣制度。由政府指定藥鋪以進口稅的三倍價格販賣鴉片，所得收入“可充作殖民衛生之用”。建立衛生警察制度，保證“鴉片漸進論”的實施。後藤認為“鴉片漸進論”是“物競天擇、以毒攻毒的自然原理”。後藤估計“鴉片專賣可使日本每年達到 240 萬日元以上收入”。由於鎮壓台灣人的抗日活動所需要的巨額軍費開支已經讓日本財政承受沉重的負擔，這一提議很快得到內閣的批准，首相伊藤博文下令台灣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見機執行此方針。

　　③接着後藤詳細設計了鴉片專賣的施政內容，包括設立獨立的鴉片事務管理機構、建立鴉片行政警察，並精心設計好“吸食鴉片特許執照”的封面、背面、表記號碼、謄寫內容等。

　　④1897 年 1 月，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依照後藤的建議頒布了《台灣鴉片令》，並制定了《台灣鴉片令施行規則》、《鴉片令施行手續》、《鴉片癮者證明手續》、《鴉片取締規則》等附屬法規，開始建立世界獨有的鴉片專賣制度。

　　⑤擬訂該年 4 月《台灣鴉片令》先在台北施行，12 月擴及全島。但是由於島內抗日活動方熾，根本無法真正執行。

　　三、鴉片專賣的強行實施

　　( 一) 廣置鴉片人脈
　　1895 年底鴉片大王二反長音藏( 原名川端音二郎) 在後藤的許可下，於大阪府三島郡福井村大面積種植罌粟，並將此園命名為“台灣總督府罌粟栽培試驗園”，積極準備向台灣出口。

　　第二任總督桂太郎應後藤的建議，於 1896 年 3 月在台北設立“製藥所”，這個毒梟總部實際上就是鴉片煙膏製造所。同時後藤還推薦手下加藤尚志擔任總督府衛生課課長兼製藥所所長，並讓自己的恩師阿川光裕擔任製藥所技師兼任總督府衛生課事務官，以及派遣衛生局的技師山田寅之助、鷹崎仙三與渡邊學之等人就任總督府民政部衛生課職員。其後又繼續派遣手下山口五郎太、川島浪速、石本鏆太郎、青木喬、佐佐木安五郎、羽田五郎等人為巡察員，監督管理台灣各地鴉片專賣及吸食情況。

　　⑥這說明在後藤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之前，他的人脈已經控制了總督府製藥所。這些人是後藤鴉片政策的有力支持者，後期把在台積累的豐富鴉片專賣經驗，移植到中國滿洲等地，繼續為殖民母國謀取暴利。

　　( 二) 培植“御用紳士”
　　後藤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根據當時效力日本殖民者的辜顯榮的建議，決定利用鴉片販毒利益生態鏈來培植親日“御用紳士”，變成“利益共同體”，不但可以共同謀取販毒暴利，主要還可利用其作線民鎮壓抗日義軍，平定治安。

　　《台灣鴉片令》明文規定，鴉片癮者必須向有牌照的零售商購買鴉片，任何不符合《關於鴉片取締之通牒》的人均屬於犯罪，必處以重罰或死刑。對鴉片走私進行嚴厲打擊，因而若能經營鴉片銷售便可獲得巨額利潤。

　　⑦根據《鴉片令實行規則》，申請販賣鴉片煙膏的人分為中盤商與零售商兩種。與煙膏相關的業務還有“鴉片煙吸食器具製造商”、“鴉片煙吸食器具銷售商”、“鴉片煙吸食所營業商”，這些特殊業務都必須向地方官廳申請取得“特許札”即營業執照，繳納特許費才能營業。但並非任何人都可申請、繳費做鴉片生意。總督府原來是“限於從前的營業者”為中盤商或零售商，後藤為了更有力地對付抗日游擊隊，以鴉片利益為誘餌，將此厚利特權犒賞給為總督府提供抗日情報的“御用紳士”。

　　⑧因此部分台人為了“特許銷售”謀取利益，不惜手段“競爭御用”，互相出賣情報，努力和當局配合協助共同鎮壓抗日分子。

　　據統計，台灣總督府利用“販毒利餌”施行鴉片專賣“特許”制，驅使過的“御用紳士”人數高達 37，844 人，其中臭名昭着的有辜顯榮、楊吉臣等。

　　⑨根據“御用紳士”的諜報，總督府對抗日義軍進行“誘降騙殺”，僅 1898 －1902 這五年間，殺戮的抗日人數達 11950 人，至此抗日義軍大致瓦解崩潰。⑩
　　
　　( 三) 鴉片警察執法
　　1897 年 3 月 4 日，總督府成立了衛生課，由其下的保健掛( 注: “掛”相當於“系”) 掌管鴉片取締事項，隸屬民政局總務。隨後，衛生課又新設鴉片掛，主管鴉片業務。1901 年，後藤主導了官制改革，其重點是在總督府內設警察本署，衛生課改隸屬民政部的警察本署，固定設三掛，即鴉片掛、保健掛及醫務掛。而鴉片掛是由接受過專門鴉片業務培訓的衛生警察來管控島內的鴉片販賣與取締業務。

　　警察政治體制讓鴉片專賣制度合法化、組織化，達到了利益最大化。掌管鴉片相關事務的衛生警察被稱為“鴉片警察”，滲透到全島各個角落，嚴密監視着鴉片走私、嚴查銷售商身份、嚴格執行《台灣鴉片令》業務。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鴉片令》明文規定，所有鴉片營業人絕不可以提供給日本人鴉片煙、吸食器、吸食場所，任何違規行為皆得處以“死刑”。

　　再比照日本政府當時頒布的對日本國民徹底禁煙的《鴉片法》，顯見“鴉片漸進論”的偽善。並且，鴉片專賣所得的利潤，並沒有像後藤新平先前在“鴉片漸禁論”中提到的用在台灣人民的健康事業方面，而是多用於加強培養日本的“鴉片行政警察”，建設警察政治體制，加強嚴密的鴉片警察網用以鎮壓殺戮台灣人民的反抗，鞏固台灣的殖民統治。

　　( 四) 擴大鴉片生產與吸食人群
　　1896 年 6 月，總督府依從後藤的建議，編列了 173 萬日圓的預算來建設總督府的“製藥所”，以及購買新機器設備冶煉鴉片。“製藥所”工廠於 1896 年底動工至 1898 年 1 月大致建成，地址在台北小南門，主體以木質結構為主，占地433 坪( 約1428． 9 平方米) ，內置35 件銅質雙重大鍋及新型蒸汽機器、煉膏機、風氣筒、迴旋器等機器。為配合總督府 1896 年 10 月開始實施的鴉片專賣計劃，未待製藥所完工，就由大中太一郎負責投入鴉片煙膏生產，且苦心研究不斷調試，成功後大量生產。新制的鴉片煙膏為迎合中國人的傳統心態，達到增加吸食人數、麻痹吸食者精神的效果，分為三個等級且取了“吉祥如意”的名字: 一等福煙、二等祿煙、三等壽煙。三種等級代表三種不同質量、不同價格，同時也暗示好面子的台灣人這代表不同身份，形成“請客抽一等福煙是上流社會的一種時尚”的惡風氣。因此一等煙膏的需求逐年增加，1896 年生產總量只有 4850 千克，1897 年飆升為 147422 千克，逐年遞增，1899 年時最高達到218829 千克，平均每年達到 15 萬千克左右。

　　1897 年至 1901 年之間只占市場份額的 10% 左右，由於價格原因，從 1904 年開始二等煙膏竟停止生產，一等煙膏的市場占有率到 1926 年占99． 6% ，且一直保持至統治末期。

　　後藤為了從吸食鴉片的台灣人民身上榨取高額利潤，幾乎漠視對台人進行禁毒宣傳，聽任放縱，擴大吸食人群。任何人都可輕而易舉地憑醫師的診斷，獲得“許可證”，而且吸食年齡由原先規定 20 歲以上放寬至未滿 20 歲也可申領許可證，准予吸食，而且對女性煙癮者更是予以特殊方便。

　　結果導致自從台灣實施鴉片專賣制度後，吸食鴉片的人數不斷擴大，從 1897 年占總人口的比率 1． 9%的 50597 人增加至 1900 年占總人口的比率 6． 1% 的 165762 人，藥膏消耗量也從 13616 貫( 51060 公斤) 增加至 53446 貫( 200422． 5 公斤) 。( 1 貫相當於 3． 75 公斤)這當中還不包括那些不願意登記的密食者。

　　四、鴉片專賣制度的危害與影響

　　( 一) 危害台灣人民的健康與生命
　　醫者出身的後藤深知鴉片的危害所在，但為了日本帝國的殖民利益，在當時世界主要國家包括日本在內對鴉片都是採取嚴禁政策的背景下，無視台灣人民的健康，於 1895 年提出明令暗縱、靠鴉片貿易聚斂財富企圖的“鴉片漸禁論”。對日本與台灣民眾吸食鴉片所採取的雙重標準顯露了殖民者的真實意圖。後藤一手主導了鴉片專賣的實施，不但對台灣民眾不進行禁毒宣傳，還不遺餘力地推動着鴉片貿易的擴大化、積極擴大吸食人群，增加吸食人數，利慾薰心，毒害台灣民眾的身心健康，削弱台灣人民的反抗意志。

　　( 二) 鎮壓台灣抗日，穩固日本殖民統治
　　日據台灣初期的前三年，社會動亂不安，抗日烽火漫天，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岌岌可危，如若無法平息抗日，收攬人心，意味着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統治的失敗。總督府通過威權政治，頒布《台灣鴉片令》，將非法的鴉片貿易合法化、制度化。後藤新平再通過建立衛生警察制度，將台灣鴉片的製造及銷售都置於鴉片警察的嚴密監控之下。由於當時台灣吸食鴉片者眾多，衛生警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控制台灣社會秩序、麻痹民眾抗日意識的重要力量。

　　後藤又以鴉片暴利為誘餌，藉此控制鴉片銷售的中盤商和零售商，使他們成為“御用紳士”，為總督府提供抗日情報; 後藤然後再採取誘降政策鎮壓消滅抗日義軍，穩定了社會治安。

　　後藤通過鴉片製販網絡培植“御用紳士”的手段初步顯露出其“以華制華”的殖民統治方針。

　　這種卑劣手段不僅極大地破壞了台灣民眾的團結，瓦解了大量抗日力量，重創了台灣民眾的抗日活動，成為分化台灣民眾抗日意志、穩定台灣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更為重要的是，這種“以華制華”的殖民手段被日後的侵華日軍紛紛效仿。在數十年之後的抗日戰爭中，日本將這種手段移植於中國的日占區中，通過威逼利誘的方式扶植漢奸與偽政權，打擊抗日力量，給當地民眾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 三) 台灣總督府財政增長迅速，為日本積累大量侵略資本
　　鴉片專賣為總督府帶來了巨大的財富，成為台灣總督府的最大收入來源。日據台灣初期，為了鎮壓抗日，台灣總督府財務連年虧損，不得不靠日本國內的財政補助維持日常運轉。自1897 年實施鴉片專賣後，當年的鴉片專賣收入達 164 萬元，占當年度總歲入的 30． 9% 以上，1898 年鴉片收入達 46． 3% ，將近年度總歲入的一半。隨後，台灣總督府逐年減少日本國內的援助金，並於1905 年實現財政獨立，不再需要日本內閣的經濟援助，比預計的1910 年提早了6年。據統計，1897 至 1941 年合計鴉片收益為 195085147 日元。

　　而且平定抗日，進一步順利掠奪台灣資源，逐步把台灣納入日本殖民版圖為殖民母國積累大量的國家資本，並為之後的日俄戰爭、進一步侵華及“南進政策”做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後藤在職期間，極盡利用對台灣的絕對統治權力，壟斷鴉片的製造、供應及銷售，即使1906 年後藤離開台灣後，其勢力仍操縱着專賣局。其與星製藥會社之間特殊的政商關係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星製藥在後藤一手扶植下在台灣壟斷嗎啡的提煉的，且不提他在位時，就是他離開台灣後，後藤還能讓總督府專賣局為星製藥提供生產嗎啡的原料，據統計，1915 －1918 的四年中由總督府“處理”給星製藥的粗製嗎啡高達 9200 磅，加上星製藥在日本國內精製的約 1萬磅( 即 16 萬盎司) 嗎啡，一起被送上運往中國的走私線路，據保守估計，星製藥會社因這一批嗎啡所獲得利潤，至少超過 280 萬日元。

　　當然，星製藥自然也成為後藤在政界活動的小金庫。這些都為殖民母國獲得了巨大利益，以達成資本主義化的目標。

　　後藤新平在台灣鴉片專賣政策中扮演了極其重要、醜陋的角色。在他執政的八年多里，鴉片專賣制度實現了其既謀求暴利又籠絡台灣民心且欺騙國際社會的真實意圖，在鴉片的收與放之間，後藤新平拿捏得非常到位，借着專賣制度，賺取可觀的黑心財，鴉片專賣制度既讓總督府擺脫財政困境，又為殖民統治掃清了障礙。從此，這一制度就一直被延續到殖民統治結束。

　　所以我們不難理解，台灣民眾在政治高壓與嚴密的警察網絡掌控之下，卻仍然無法杜絕鴉片泛濫的局面。冠冕堂皇的“鴉片漸禁”政策執行了五十年還無法完全根除台灣的鴉片痼疾。究其根源，就是販賣毒品鴉片讓日本獲利甚豐的緣故。

　　( 四) 對日本在中國大陸的殖民與侵略起了“示範”作用
　　鴉片、嗎啡在日本侵略者手中是侵略軍的急先鋒，是一種配合軍事侵略的特種武器。這種後藤設計的販毒模式首先征服了台灣，而後在中國的東北、內蒙古、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也效行後藤新平的毒化政策，直到二戰結束。

　　1905 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控制遼東半島，設置軍事管制機構———關東州都督府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對中國實施毒化政策。1906 年後藤轉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在關東州都督府的縱容和支持下，大膽移植台灣的販毒經驗，逐漸形成以大連為日本毒品走私中心的最原始基地，向天津、青島、濟南、瀋陽等中國東北、華北大城市輻射，進行猖狂的販毒活動; 同時也頻繁地向華中地區滲透。最初都督府只把鴉片販賣權給持有特許證的毒品商人，官方坐收漁翁之利。後來以官方名義設立“慈善機構”———大連宏濟善堂壟斷毒品的業務。

　　雖然後藤在 1908 年回國任職，但是他創設的販毒模式對日本在中國大陸的殖民與侵略起了示範作用，被日本政府廣泛運用。在東北、蒙疆和華北，日本的毒化政策掌控在日本軍方手中，通過偽政權的禁煙機構貫徹和實施。日本侵略者在偽滿洲國設有“鴉片專賣總署”、蒙疆有鴉片生產基地、華北有“華北土藥業公會”、華中地區有“宏濟善堂”、華南地區有“福民堂”，這些縱毒機構都是採取後藤設計的中盤商和零售商的模式，層層掌控、剝削。無論是 1932 年傀儡政權滿洲國出台的《鴉片法》，還是 1937 年偽滿洲國務院出籠的《斷禁鴉片方策要綱》，或是 1940 年欺世盜名的《華中禁煙暫行辦法》，無不體現了後藤設計的偽政府嚴格控制下的鴉片特許制度。例如《華北禁煙暫行辦法施行細則》明文規定: 凡吸食鴉片都必須向禁煙機關繳納費用，領取“吸煙執照”，———“鴉片總批賣人、或零售鴉片人、吸煙器具製造人及吸煙期間總批發人或零售人，均由禁煙總局指定之，並發給營業執照、徵收照費”等等，與台灣的鴉片專賣制度如出一轍。

　　( 五) 無視國際公約，日本軍國主義橫行
　　後藤新平的這種販毒模式及販毒暴利給了日本政府很大的啟示，因此日本政府雖然簽署了 1912 年的《海牙禁煙公約》、1925 年的《日內瓦禁煙協定》以及 1931 年的《限制製造及調節分配麻醉藥品公約》，但是卻敢無視國際公約，軍國主義肆意橫行，破壞中國的禁煙禁毒法令，在中國的占領區大肆推行毒化政策。究其原因，這種毒化政策是由日本國家決策機關———興亞院專門討論制定的，興亞院是以首相為總裁，外務、大藏、陸海軍大臣為副總裁組成的日本政府決策機關。通過一年一度的鴉片供需會議，不斷調整其在華鴉片政策，並通過張家口、北平、上海和廈門聯絡處，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毒化政策的。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國家機關犯罪。

　　這是違反國際法的犯罪! 日本在華推行的毒化政策的目的是想摧殘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和抵抗意志。通過販毒大肆搜刮社會財富、籌集軍費、以戰養戰，欲毒殺中國人，想亡國滅種，維持占領區的殖民統治。其隱性徵服的破壞力永遠大於戰場上的血腥屠殺，日本在中國的毒化政策嚴重削弱了中國戰鬥力量的聚集，嚴重摧殘了中國的勞動生產力。

　　( 六) 後藤新平封官受爵，飛黃騰達
　　1902 年 12 月，由於後藤新平提議與推行的鴉片政策“功績顯赫”，獲得日本天皇頒發的勛二等旭日獎章。

　　兒玉源太郎為後藤新平申請獎章時，遭到日本賞勛局橫田香苗書記官的質疑，怎麼有“販毒”還能得到勳章的奇聞呢? 兒玉源太郎如此解釋: “我們總督府製藥所把鴉片毒藥變成良藥，這是後藤發明的，台灣患者吸食叫鴉片煙膏的東西後身體不但不會變壞，相反還會增強體質。這就是因為此事為後藤上奏受賞的。”

　　在後藤獲得勳章的 1902 年，台灣總督府的鴉片專賣收入增加 300 萬日元，占稅收的 25． 3%，雖然比重比前年降低了點，但是由於絕對金額幾乎增加了一倍，日本中央的財政補助金也大為減少。1903 年，後藤還成為貴族院議員。鴉片專賣的成功為後藤日後仕途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可謂是後藤新平的登龍術。

　　五、結 論
　　
　　後藤新平實施鴉片專賣具有很大的欺騙性，通過一系列改革，開拓了新局面，成就其治台期間的耀眼政績，從而得以封官受爵。他在國際上打着“漸禁”的幌子，還美其名曰“文明的仁政”。直至今天，在日本和台灣仍有人為後藤歌功頌德，稱讚其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誠然，現代台灣的發展確有得益於後藤當年在台灣所進行的經濟文化建設之處，然而，後藤所做的一切都是實施其殖民擴張思想的產物，其目的是為了鞏固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是出於日本的利益而對台灣進行的掠奪。如果他知道台灣日後會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他根本不會去推動台灣的現代化。片面稱道後藤在台灣的建樹，是無視後藤大肆掠奪台灣經濟、鎮壓台灣民眾的事實，是對台灣先人抗日行為的不尊重。

　　最後，單從鴉片專賣給日本帶來的巨大利益來看，與其說後藤推動了台灣的發展，倒不如說台灣在後藤的操縱下被迫成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後盾和對外侵略擴張的重要補給站。因此，我們有必要澄清歷史，給世人以清醒的認識和有益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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