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塊零一碗粥

Sat 2/10/2021 11:55 PM

1973年2月至1978年2月，我在北京讀中學。時值文革時期，學工，學農，學商是教學的一部分。特別是學工和學農，幾乎每年都有。學校在校園裡建了兩個校辦工廠，並在北京郊區順義縣（已改成區）建有農村分校。所以學工學農有時是在校辦工廠，農村分校，有時則直接去工廠，農村生產隊。

大約是1975年，到北京某工廠的機械加工車間學工。其中的一個校辦工廠，實際上是這個車間的一部分。用幾台車床，象C616，C618等加工據說是北京212吉普車用的軸。工廠的這個車間要比校辦工廠大很多。除了車床，還有很多其他設備象銑床，磨床，沖床等。來此工廠之前的上一年，我已在校辦工廠鍛煉過，小小年紀，可以單獨操作C618車床生產產品。

此次下廠學工，我們要和工人師傅們一樣，早班和中班兩班倒。同學們都是兩三個人一組，被分配到具體的設備，跟隨操作設備的工人勞動鍛煉。我原本希望能被分配到除車床以外的其他設備，開開眼界，長長見識。誰知，正式開始之前，老師和車間的團支書找我談話，把我分配到其中一台C618車床。這倒不是因為我曾經操作過這種設備，而是操作這台車床的兩位師傅都是問題人物。據介紹，一位是有“男女作風”問題，而另一位則是“三隻手”。學工最初的目的，是通過勞動鍛煉向工人階級學習。天吶！分配給我的兩位學習榜樣，竟然一個是流氓，一個是小偷！

之所以把我分配給這兩位師傅，因為我是班上的團幹部，是“積極要求上進”的學生，相信我會“拒腐蝕，永不沾”，不會向兩位師傅學習，變成問題學生。我那時是真“紅”，不是現在的“粉紅”，真的相信美好的共產主義會實現。別看文化課本沒看多少，但馬恩列的書倒讀了一些，毛的語錄就更不用提了。相信每一位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有體會。只是讀後總覺得現實和書中說的不一樣，也找不到答案什麼地方不一樣和為什麼不一樣。

兩位師傅的尊姓大名，我早已忘了。為方便敘事起見，用“氓”師傅和“偷”師傅稱呼二位，但這絕不意味着他們真是流氓和小偷。在那個年代，隨便安個罪名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例如，因某種原因，你正在拉稀跑肚，內急，隨便撕了張報紙去廁所，如果這張做手紙的報紙上有偉大領袖的語錄或者照片，有人看見並檢舉揭發你，你就可能因此而獲得罪名，被批判甚至被下獄。所以，那個年代的罪名是萬萬不可輕信的。

聽完了介紹，對“偷”師傅沒什麼反應，因為我們都是靠父母養活的窮中學生，身上除了乘公交車的學生月票，沒有值得偷的東西。倒是“氓”師傅讓我產生了警惕，班裡有好多女同學呀，中班下班晚，是耍流氓的好時機。我迅速在心中制定了“絕不能讓他得逞”的計劃。

初次見面，“氓”師傅身材高挑，皮膚白淨，留了個中分，不像做體力活的工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帥哥！俊男靚女的周圍能少了異性的追求者嗎？哪個年代都一樣，那是人性。“偷”師傅看上去要比“氓”師傅年青幾歲，是個小個頭，但短小精悍，不知道是不是有是飛檐走壁的本領。

“氓”師傅很安靜。大多數的情況下，都是坐在車床旁邊沉思。不知道他是在回憶前一天晚上幹過的美事還是盤算着今天下班後將要做什麼好事。總之，我從未看見他耍流氓。讓我英雄救美的計劃落空，化為泡影。

“偷”師傅正好和“氓”師傅相反。很少呆在車床旁邊，幹完了定額就離開了，不知道他是順東西去了，還是踩點去了。下班之前才回來，收拾收拾東西，打個招呼回家了。我在工廠學工的幾周，從未聽說過車間裡有誰丟了東西或者公家丟了什麼東西。看來小偷的名字也不名副其實。當然也沒準兒他專在外邊干大的。

兩位師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完成了產品定額後，就停工了，絕不多車一根。忘了當時定額的準確數據，好象是80根。活很好干，把毛坏軸卡在車床上，用三爪扳子卡緊，調好尺寸，自動走刀，很短的時間就完成一根。他們每天只需要干4個小時左右就能完成定額。我總躍躍欲試，想多車幾根軸，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但均被兩位師傅阻止。

那是強調“共同富裕”的時代，當時整個工廠那一茬工人的工資都一樣，沒區別，月工資是四十塊零一毛。被工人們戲稱為四十塊零一大毛。事實上，全中國那撥工人的工資全都是那個檔次，只是行業和地區差別而己。

某天，跟“偷”師傅一塊兒上中班。幹完定額後，“偷”師傅沒走，也許他不滿意我總想多車幾根的想法，留下來教育我。他給我算了一筆帳：工廠一根車軸賣8塊錢，一天定額80根，共640塊。我們的工資一個月四十塊零一碗粥，這麼多年了，從沒漲過。我插嘴問道，不是四十塊零大毛嗎？一碗粥什麼意思？他問：你沒在食堂買過粥嗎？一毛錢一碗。噢，原來如此。我天生不愛喝粥，從沒買過粥。而且我主要是自己帶飯，不具備經濟條件每天在食堂吃飯。換了點兒食堂的飯票，是為了應急。我後來也聽其他工人用四十塊零一碗粥描述他們的工資。他接着說道：一個月30天，除去四個星期天休息，按26天算，40.01/26=1.54，每天的工資就是15碗粥，要按30天算，都買不了15碗粥。1.54/640=0.0024，你說這差哪兒去了？那錢都哪兒去了？你看看這車間裡有多少人不幹活兒？你再看看廠裡邊有多少當官的不幹活兒？你再往大了看，北京市，全中國有多少當官的不用幹活兒？而且我就是多幹了，一碗粥也不會多給我，都是白白的為別人干。

“偷”師傅算的這筆賬，沒有一點水份，讓我着實一驚。按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中對剝削描述，這不就是掌握權力的少數人對廣大的普普通通的勞動者的剝削嗎？只不過“公有制”掩蓋和美化了這種剝削。依我看，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上是權力所有制，掌握權利的人，控制了所有權和分配權，可以以各種名義豪奪巧取，諸如以革命及為人民服務的的名義享受各種特供，高級免費醫療，住房，汽車，各種津貼和補貼等等，甚至用手中的權力，以犯罪的手段攫取財富。一旦他們失去了手中的權利，也就意味着他們失去了一切，包括已經得到的財富。有太多官方公布的案例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官方公布的這些權利擁有者的貪腐數額，也間接回答了“偷”師傅當時問的“這些錢去哪兒了”的問題，毫無疑問，錢去了權力擁有者的私人腰包。

在我15歲的年紀，“偷”師傅如此簡單明了的思考方法，讓我學會並開始了依據客觀事實，用常識和自己的腦袋思考問題。這對我後來的思索和認識中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1977年發生的大小官員們利用手中的權利，公開的，明目張胆的，大規模的讓自己的子女逃避上山下鄉，走後門當兵的事件（其中不乏真正的地痞流氓，社會混混，搖身一變成為解放軍一員），讓我明白了什麼叫“掛着羊頭賣狗肉”，徹底的認清了當政者只是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一切都是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後代着想。什麼“理想”，“主義”那不過是操控，馴服的你手段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