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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110周年有感：莫道購得假共和，畢竟碧血未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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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日。武昌首義一聲槍響，兩千年帝制隨之崩塌。剛看完張朋園先生的《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一書，有幾點感想。

一、革命之成功，有諸多因素促成。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沒有長時間的組織建設、輿論宣揚和一次次行動，不可能有水到渠成之日；然而沒有某一偶發事件的引爆，瓜熟蒂落不知要到何時。我想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此前一次次舉義失敗，犧牲無數烈士，特別是1911年4月廣州起義，用孫文的話來說，“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為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然而中山先生筆調一轉，言：“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廣州起義由孫、黃所領導，而武昌起義時，孫、黃都不在境內，由一群新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發起，卻成功了。作為革命教父的孫先生，亦是文章高手，他巧妙地將廣州起義和武昌起義的聯繫在一起。二者有時間先後的順序，但是否有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對後世學者而言，乃見仁見智之事。

因為清廷對日本政府交涉，孫文不能呆在同盟會的總部所在地東京，東京革命黨人呈群龍無首之狀。原光復會、華興會的部分同志，主張改變思路，把運作革命的重點放在長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會。但這一舉動遭到胡漢民為代表的粵籍同志的反對。1911年陰曆一月，在東京的譚人鳳（湖南新化人）與胡漢民發生衝突，幾乎拳腳相加，被趙聲（江蘇丹徒人）擋住，勸譚鬍子，“各行其是，理他何為！”第二天，譚人鳳與趙聲、胡漢民餞別，他向胡漢民舉杯敬酒時說：“勸君放開眼界，天下事斷非珠江流域所能成。余往返香港三四次矣。請從此別。”此時，廣州起義尚未發動。當夜譚人鳳乘船離開日本，先到達香港，再經上海抵達武漢，與兩湖人士為主的共進會同志見面，進行策劃與鼓動。陰曆五月，譚人鳳再次到漢口，先與焦達峰、楊晉康、謝介僧、劉承烈、鄒永成、李安甫、曾伯興及其次子等同鄉譚二式見面。次日，由孫武召集，又與居正、蔡濟民、高尚志、鄧玉麟、蔡漢卿等人開會商議。蔡漢卿是台灣歌星蔡琴的祖父，新軍炮營士兵。武昌起義那夜，他在煤油鋪燃燒的火光照耀下，向湖廣總督衙署連開三炮，一炮擊中籤押房（辦公室），嚇得總督瑞澄鑿牆洞逃往停在長江的軍艦上，蔡漢卿遂以“蔡一炮”之號名世。

武昌起義，事出倉促，因起義計劃暴露，彭楚藩、劉復基、楊洪勝三人被捕殺，再延遲下去會有更多的人頭落地，於是不得不提前發動起義。整個行動事前沒有細緻全面的規劃和布置，帶頭暴動的是數位排、班長級軍士（蔡濟民、吳醒漢是排長，熊秉坤是正目即班長），然而，事卻成了。若無此前長時間的準備，斷難有此效果。

二是各方力量匯合才確保了革命成功，光靠那些不怕死的暴動軍人和職業革命家，很可能結果和廣州起義一樣。其中立憲派人拋棄清廷與革命黨人合作，是關鍵因素。

清廷發布立憲時間表後，在中央成立了資政院（國家議會），各省成立諮議局（省議會），選出了國會議員和省議會議員。立憲派人組織三次請願團赴京請願，要求清廷儘快立憲（這其實是與革命賽跑），清廷拒絕並諭令解散組織、請願代表離京返鄉，深深地刺痛了立憲派人士。張朋園在《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中分析：

總而言之。請願失望之後，立憲派人的君憲美夢已經覺醒，他們在心理上變了。但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使他們還不能公然拋棄原來的理想，仍舊要繼續掙扎。然而終因受心理的左右，此後的行動，已不如請願時的心平氣和，而往往公然與清廷對抗。在資政院中，參加過請願的民選議員，藉故猛烈抨擊政府，毫不留情地彈劾軍機，甚至於不惜提議解散。此種種做法，雖不能使清廷有所警覺，卻發泄了他們的鬱悶情緒。到了宣統三年四月間，所謂的責任內閣變成了皇族內閣，立憲派兩度要求罷斥，發表“告全國父老書”痛詆政府，諸種做法，已不是一個和平運動所當遵循的軌跡。當他們組成憲友會時，宣稱所以結成政黨，是“對於時勢有一種緊急自衛之意”。益見其離心之由來，已非一朝一夕。

若無立憲派的領導，四川的“保路運動”難以開展起來。當武昌起義爆發後，早已厭棄清廷的立憲派的領袖之一、湖北諮議局局長湯化龍即與革命者合作，穩定局勢，通電全國爭取同情和支持，遊說在漢的外國勢力保持中立。而一開始還主張“剿滅”武昌革命者的另一位立憲派領袖張謇看到局勢大變，也贊成共和，拋棄了清廷。各省光復，立憲派和革命黨人合作成為常態，這對逼迫清廷遜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避免了大規模的流血。

三是革命成功後，那些在武昌起義和各省光復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位階較低的革命黨人，被邊緣化是必然的，若昧於此情勢，遭遇殺身之禍亦符合歷史的邏輯。

武昌起義成功和各省光復後，一些“關鍵的小人物”一下子成為名聞天下的英雄，他們的地位驟升。這與他們的資歷、經驗、人望和知識結構不匹配的，註定這些人是過渡人物。像蔡鍔這樣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官至協統（旅長）的人物在雲南獨立後擔任都督，才能壓得住陣腳。——嚴格地說，他的政治立場介於立憲派和革命黨人之間，立憲派精神教父梁啓超是其老師，眾多革命黨人是其同鄉和好友。其他一些在首義和光復的暴動中立下大功的中低級軍官或江湖會黨頭目，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如果對自身條件和局勢沒有清醒的認知，以“有大功必受大賞”的心態，硬生生地占據重要位置，等於害了自己。官方史學說辛亥革命不徹底，這種不徹底是必然的。因為有立憲派參加，促成了政權和平更替，社會結構沒有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昨天還是一個排長、班長，一夜之間就成了師長、軍長，或者治理數縣乃至一省，怎能服眾？其能力和威望以及人脈關係也不足以治軍或治民，對內紳民難以心悅誠服，對外其他省的大佬、中央政府和外國人不會把他當回事。立憲派的代表人士則更能整合資源、穩定秩序。

“武昌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三武”中兩人結局不好。張振武1912年8月在北京被殺害，年僅35歲；蔣翊武1913年9月在桂林被殺害，年僅28歲。二人之死，皆由袁世凱主使。這當然可見袁氏之陰險毒辣，但他們未能急流勇退亦是重要原因。年輕而居大位，又沒有自己掌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就如十歲小孩手持千金過鬧市一般危險。孫武在武昌起義後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部長，1912年3月自行引退，1915年任參政院參政這樣閒職，沒有威脅，也無人嫉妒，其於1939年病逝，算是得其善終。湖南光復的領導人焦達峰、陳作新做了十天的正、副都督，就被刺殺。——這兩位會黨頭頭掌握湘省政局，能量極大的湖南紳士群體怎能放心？又怎能善罷甘休？

辛亥革命成功後，袁氏當政，一些立下大功的年輕革命黨人對自己被邊緣化憤憤不平。1913年4月鄒永成在上海留下一首遺詩：“轟轟革命十餘年，驅逐胡虜着祖鞭。不料猿猴筋斗出，共和成夢我歸天。”然後投黃浦江自殺，幸而被人發現救了出來，活到1955年。蔡濟民有兩句詩曰：“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這樣的憤怒於公則嘆惜民國建立並沒有給百姓帶來和平與富足，社會秩序甚至更糟糕；於私則不無自己被邊緣化而發牢騷。他1919年1月28日在湖北利川被川軍方化南殺害，時年32歲。

民主與共和不可能通過一場革命就能大功告成，在舊秩序被打破、新秩序還未建立的過渡階段，世道很可能會顯得更亂，這是中外歷史上常有的事，民國初年亦不免於此。當然，鄒永成、蔡濟民等革命黨人的失望完全可以理解，但若將歷史的鏡頭拉得更遠一些，就會看到辛亥革命眾多烈士的血並沒有白流。至少帝制完蛋了，後世的政治人物手握再大的權力、無比強勢也不敢公然恢復帝制坐上龍椅，袁世凱就是教訓。共和、民主深入人心，或許會有人會想辦法曲解其意旨為我所用，但終究不敢公然拋棄這四個用無數烈士鮮血浸染過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