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我的“信仰崩塌”經歷（一）

作者：編程隨心

這是一篇寫於一年多以前的舊文，現在重新貼出來，紀念八九六四民主運動３４周年。

按照我的理解，“信仰崩塌”是指自己的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突然發生的事件中受到極度的衝擊或毀滅，由此產生了若干種負面情緒的過程。

我的“信仰崩塌”發生過幾次，基本都是對於這個國家、政黨、軍隊和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的破滅，故事有點兒長，我就慢慢回憶、按照時間順序慢慢寫幾個帖子吧。

１９８９年４月到６月，北京發生了學生為主體的公開抗議和被血腥鎮壓的事件，當時是北京某大學學生的我，自然也參加了這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我已經從天安門廣場返回家中，正在休整。從下午開始，局勢變得越來越緊張：所有的電台、電視台逐漸中斷了所有節目，只播放戒嚴公告，以及北京戒嚴指揮部勸導北京市民留在家中，不要上街的公告。我萬分擔心留在廣場的同學們，但什麼都做不了——家裡距離市區太遠，沒有交通工具。

所有人的心都懸了起來，不知道天安門廣場會發生什麼。那時候沒有什麼消息傳遞的渠道，雖然大家知道電台和電視台裡面說的都是假話和廢話，但有消息總比沒有消息強，哪怕是假的：在我的家裡，電視就這麼一直是開着的，只是沒有音量；收音機音量調到很小，放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晚飯以後，街坊鄰居在屋子外面的道路上三三兩兩地聚眾聊天，傳遞消息，但誰也沒有心情聊什麼，基本上就是說幾句話，然後就散開，把自己聽到的消息擴散出去，所有人都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們擔心不已。

晚上九點多鐘，爸爸的一個同事來到我家，在門口說了幾句話就匆匆走了，爸爸神情嚴肅地回來告訴我和媽媽：接到電話，消息確切——城裡開槍了！但是傳遞消息的人也不知道實際情況如何，只是住在長安街延長線附近，聽到了斷斷續續的槍聲。爸爸媽媽都是老“運動員”了，他們再三提醒我：不准離開家；不要打電話給同學們；不要和家庭以外的人討論這件事情——現在不知道這件事情如何定性，所有參與者（主要是大學生和其他上街遊行的北京市民，以及上街阻攔軍車的人們）會受到哪一種懲罰。現在回想起來，他們一定非常慶幸自己的兒子僥倖躲過了第一劫，沒有在廣場面對黑洞洞的槍口，而他們也不會夜不能寐地擔心我的安危。

我心中萬分焦急，呆在自己的房間裡面走來走去，不知道做些什麼：想寫點兒東西記錄一下自己的心情吧，但又不知道寫一些什麼。無奈之下，我翻出了大學班級的同學名單（通訊錄），在紙上一個一個地抄寫他們的名字：一張張熟悉的面龐浮現在腦海中，他們的笑容、動作、生活習慣，是如此地清晰地浮現。我所在的大學全體學生都住校，宿舍按照班級分配，都挨在一起（呃，女同學在女生宿舍樓），大家在一起學習、參加集體活動、晚上宿舍夜談，幾年的共同的生活下來，不知不覺中，我已經把他們當作了家庭成員。也不知道以後是否還能和他們再次相見？到時候會少了誰？——這次學生運動並沒有人組織，同學們在廣場上全憑熱情，呆不住了就回家休整，休息好了就回廣場繼續抗議，所以我也不知道哪幾位同學當時在廣場面對這生死考驗。抄着抄着，眼淚逐漸模糊了視野，劈里啪啦地落在紙上。

是誰，下了這個該死的開槍命令？怎麼可以用人民軍隊射殺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連國民黨都沒有做過的事情，共產黨怎麼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做？這個“人民政府”還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嗎？毛主席說過：“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北京大學學生在廣場拉的橫幅）。

人民子弟兵來自人民，怎麼可以把槍口對準老百姓？在受調進京的戒嚴部隊裡面，有若干和我們在軍訓中結成友誼的班長和排長們，在他們被北京市民圍堵在六里橋的時候，我們還曾經給他們送過水和食物（因為他們有命令，保持建制不能下軍用卡車）。那時候的北京市民素質可真高呀：他們知道這些士兵並不知道民眾抗議的真相，給這些被堵在軍車上的當兵的講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送水送吃的給他們。那今天晚上，在他們向人群射擊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槍口有沒有抬高一寸？

無數念頭紛至沓來，我一會兒想：也許事情沒有那麼糟糕，開槍只是對天鳴槍示警。一會兒又在想：廣場上面無遮無攔，這一發子彈過去能至少擊中兩人，武器彈藥充足的部隊射擊老百姓，現在廣場上還有活人嗎？

睡不着覺的我，只好打開收音機，調到短波頻段，一點一點地搜索國外的電台：其實我當時不怎麼收聽“敵台”，因為當時的新聞管控沒有那麼嚴格：國內的事情自以為都知道；國外的大事情國內都有報道，CNN之類的外國新聞台以及HBO電影頻道在涉外的飯店裡面都能看到。可在當時的環境下，收聽國外電台成了我的唯一獨立獲取新聞的途徑。怎可惜共產黨比我更清楚這些，當晚的無線電干擾火力全開，沒有任何一個電台能清晰的收聽：美國的美國之音，蘇聯的塔斯社（記不清台名了），台灣的對大陸廣播，通通地被滋滋啦啦的噪聲所掩蓋。這幫狗日的！我只好氣哼哼地躺回床上，在床上胡思亂想，不知道過了多久，終於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早晨起來，戒嚴指揮部宣布：成功“收復”天安門廣場，期間沒有人員傷亡！這是騙誰呢？！爸爸媽媽出去上班（因為沒有接到停工通知）。我繼續守在家裡看電視，那時候大部分人家裡都沒有固定電話，手機更是天方夜譚。但是父母單位裡面有電話呀，雖然他們知道電話一定會被監聽，但傳遞個傷亡數字還是小意思：都是在文革期間的高壓統治下過來的，通話雙方心知肚明的暗號根本就不需要事先約定！中午回家吃飯的時候，爸爸媽媽開始交流：在北京海淀區的這個關聯單位有幾個人犧牲，有幾個人受傷，有幾個人失蹤；那個某某某單位有什麼多少多少人出狀況；誰誰誰的家裡死了人，可根本不敢聲張。

在吃飯的時候，雖然他們沒有流露出太多的情緒，但我知道他們心裡一定和我一樣，充滿了悲憤：這個國家這個黨，怎麼變成了這個鬼樣子？！對於我參加學生運動，父母從來沒有說過一個不字，我知道他們是支持我的——這個國家需要改變，社會不公需要被糾正，而我上街遊行，就是代表他們發出民眾的聲音。每次我出發去廣場，包里總是裝滿了吃的喝的——廣場上的戰友們非常辛苦，在抗議後期全靠市民送捐款送飯支持，我帶去的饅頭包子烙餅之類的都是媽媽做的。

晚上吃飯的時候，照例把電視調到六頻道看六點半的北京新聞，新聞中拍攝了“收復”後的天安們廣場的樣子，我睜大了眼睛，仔仔細細地尋找任何傷亡的證據，當然，電視畫面經過了仔細的審查，裡面沒有任何血跡。不過在鏡頭掃過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底座的時候，上面的幾個彈孔清晰可見！後來再看重播，這些彈孔的畫面就被刪除了，但是所有看電視的北京人都看到了這一幕！現在想來，應該是在北京電視台的某幾位義士特意放給大家看的，事後恐怕會受到處分。

在那個時候，整個北京的市民都充滿了憤懣的心情，大家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政府偏偏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把動亂和暴亂的帽子扣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頭上！這些支持學生的人，也包括在報紙、電台、電視台、公安甚至國安領域工作的北京人，我認識的一些人在當時憤而退出了共產黨。很多年以後，我看過某人寫的回憶文章，當時他為在京的外國媒體工作，幫助他們將拍攝六四的原版錄像帶在六四那天白天從北京飯店送到首都機場，然後隨便托一個面善但不相識的人將錄像帶帶往香港（他們內部術語叫“放信鴿”）。他在出北京飯店的時候受到了國安人員的目視檢查，但被放行了。從他描述的情況看，當時國安人員應該知道他可能是幹什麼的，但並沒有檢查他，而是放行，這其實這就是想讓全世界知道，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

從六四到複課的這一段時間，是我人生中非常灰暗的一段時間：雖然知道自己看不到共產主義實現的那一天，但從小被洗腦的我當時依然堅信自己是這個國家的主人和未來，需要獻出自己的一切讓這個國家和人民過得更加美好。但鐵一樣的事實教育了我——你為這個國家更加美好而上街奔走，迎接你的卻是撲面而來的子彈！從此我再也沒有了報效祖國的念頭，對“人民子弟兵”也是遠遠地避開。其實那時候的反思依然是單純和樸素的，由於沒有更多的信息和資料來源，我對共產黨本質和他們統治的國家的方式並沒有太多的了解。其實共產黨對掌握政權的決心是極度瘋狂的，只要有一丁點威脅到它政權的可能性，它就一定會把苗頭扼殺掉，即使搭上千萬條性命也在所不惜！之所以民眾和平示威能持續兩個月時間，那是因為中共在高層內鬥。所以和平示威的民眾的結局早已經註定，即使當時學生和市民在抗議中期撤出天安門廣場，他們依然會被共產黨秋後算賬，等待他們的恐怕依然是不怎麼好的結局。

多年以後，為了查找六四的資料，我通過谷歌找到了“編程隨想”的博客，並在此受到了更多的教育，了解了更多的有關國家、政黨、軍隊的知識，以及這幫紅色權貴統治中國的內幕。“編程隨想”已經把六四事件的過程梳理了一半，可惜未能及時完成，其他完整描述六四事件的來源，可以參考維基百科條目。

六四事件結束，大學複課以後，我終於知道全班近三十名同學都全須全影地活着，沒有人犧牲，沒有人受傷，後來也沒有人被因為暴亂而受到刑事處分，大家平平安安地一起走到了畢業的那一天。但是其中的幾名同學真的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延長線上接受了生死考驗，可惜他們的故事至少在系裡面廣為人知，如果我寫出來恐怕會暴露他們的身份，等有時間我給虛化一下，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給大家看。

共產黨一直在不遺餘力地抹除六四事件，試圖修改全體民眾的歷史記憶，當時的高層領導也不斷地出回憶錄試圖撇清自己的責任。但這段歷史不應該被忘記，總有一天六四會得到平反，共產黨和手上沾有和平示威民眾鮮血的殺人兇手也必然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第一部分結束　本文作者編程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