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所就讀的徐匯中學 高中篇 我的高中 高中三年還是在徐匯中學就讀，主要原因是從那時起徐匯中學已改為市立，即公立中學。這一改學費從私立時的每一學期的130元，降低到16元，這一降就吸引大批學生前來報考，入學競爭率約為1/3。那時並不是所有私立學校100%的都能改市立的，優先考慮規模較大，各項設施和師資力量較雄厚的學校，先收歸市立。徐匯中學1955年學年改的第二項是從此開始招收女生，這是徐匯中學105年以來首度男女同校，不過第一學年敢於報考的女生僅佔總學生數的5%，集中安排在一個班裡。那年我的個頭從166厘米長到176厘米，雖然已經是高中生，但情竇未開，對男子中學改為男女同校的變化沒有一點興趣。畢業後有傳聞說，那一群花樣少女中竟有一位成了電影明星，出演《苦菜花》的女二號，芳名卻忘了。還有二位本班同學同電影有關，一位叫羅拯生，這同學家大概北方人，平時也是一口北京腔，成績中等，高考時也沒大注意他，結果發榜時他竟考上電影學院（或戲劇學院，不詳），後來我發現他在“文革”後的一部科幻片中擔任導演，這部電影叫《㻚瑚島上的死光》，後來再也沒有看他有什麼作品出現過。另一位叫李冰如，平時既說普通話也說地道的上海話，同學關係不錯，田徑項目特別是短跑成績很棒，曾組織我們班同學練田徑與外校同類班級搞田徑對抗賽。高考時他考上北京大學化學糸。直到二年級暑假結束時，他再也沒回到北大上課。原來他父親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知名導演，他把兒子放在上海讀書，委託也是電影界的著名女演員舒繡文作為李冰如的監護人。大饑荒開始後大概忍受不了飢餓的大陸生話，放棄北大優良的學習環境，逃回香港，以後就銷聲匿跡了。 紅衣主教龔品梅的反革命集團案 同是1955年的某一天，中共上海市當局宣布，破獲龔品梅反革命集團案，(天主教內稱“九八教難”，即“上海教難”)，是中共政府在1950年代對時任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的龔品梅等180多名天主教神職人員、修道人員和教友，作為反革命集團進行鎮壓的政治案件。“首犯”龔品梅被指控從事反革命活動，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79年6月秘密冊封仍在獄中的龔品梅為司鐸級樞機。1985年7月3日，龔品梅在被關押30年後，獲得假釋。1988年5月11日，龔品梅被批准去美國治病探親。1989年赴羅馬教廷與教宗會面。1991年6月29日，教宗在羅馬接見了龔品梅主教，並授予樞機紅冠。2000年龔品梅主教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史坦佛市去世。徐匯中學緊鄰是母心修道院亦有多名神職人員同日被捕，並將“首犯集團”全數逮捕。而當時羅馬教廷認可的中國上海主教龔品梅是為數不多的德高望重的主教，中共從此徹底斷絕了同梵蒂岡教廷的外交關係，震驚了國際社會。同時無神論的中共成立了三自愛國教會，是指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可的“自治、自養、自傳”的中國基督教教會。中國內地的新教、天主教、東正教三大教派三自愛國教會各有一套組織體系。中國大陸境內拒絕接受中國政府領導的基督新教教會被稱為家庭教會。1955年，反對三自教會的宗教領袖陸續被捕入獄，剩下的基督徒有些加入三自教會，有些轉入地下。 中蘇關係的蜜月及裂痕 五十年代直到我國“高舉三面偉大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之前，中國和蘇聯進入蜜月期，上海在哈同花園的舊址上興建了中蘇友好大廈，蘇聯軍艦訪問上海，上海市民上艦參觀，水兵足球隊與上誨市隊舉行了友誼賽。蘇聯國家芭蕾舞劇團來上海，我還看了“吉賽爾”一劇，蘇聯馬戱團隊在上海演出我還觀看演出，對其中小丑的演岀十分痴迷，還學了許多動作以後在家人前耍寶。有一個莫斯科廣播電台的短波中文節目我經常收聽，我參加了廣播電台舉辦的有關中蘇關係的智力測驗，還到上海圖書館去查資料，並把答案寄給莫斯科電台，寄出的地址用的是學校的地址，結果傳達室里有莫斯科給我寄來的信，一個大大信封內有一張A4大小的畫，算我參加智力競賽的獎品。1956年蘇聯全國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到中國訪問，他來上海時由劉少奇付主席陪同乘敞篷汽車接受群眾歡迎，我和徐匯中學同學也在歡迎隊伍之中。 蘇共領導集團內鬥那時聞所未聞即使知道也不明理由，1956年蘇共20大時任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在二三十年代肅反時槍決許多共產黨員一事，到1957年才作有限度的披露，斯大林的光輝形象直到很多年後才轉変過來看法。 《達爾文主義》課程 在高中二年級時，開了一門全新的課程《達爾文主義》，課本從蘇聯引進和翻譯的，這個課程長達一個學年，可見此課程的重要性。講課的是一位年輕的女老師，而且看得出她也是第一次教這門課，甚至第一次接觸課程的內容，而她的授課採用開放式，經常採用課堂討論，使我們有深刻的記憶，並對達爾文主義這門難懂的課有比較深刻的理介。 當時上大學入學考試分三類，數理化及工程一類，農林生物一類，以及文史法經濟一類，我是報考理工類，達爾文主義課程對考大學沒有幫助，但以後對形成我的宗教觀，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即我一直相信科學的進化論，而不相信萬物皆由神造的創造論，儘管我尊敬基督徒，傳播福音，把愛傳遍人類。 現將現代進化(演化)論的發展和要點介紹如下：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年2月12日－1882年4月19日)，英國地理學家、生物學家，其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天擇演化，解釋了適應的來源，並指出他認為所有物種都是從少數共同祖先演化而來的。到了19世紀30年代，達爾文的理論成為對演化機制的主要詮釋，並成為現代演化思想的基礎，在科學上可對生物多樣性進行一致且合理的解釋，是現今生物學的基石。 在愛丁堡大學研讀醫學期間，達爾文對自然史逐漸產生興趣。而他後來又到劍橋大學學習神學。達爾文在參與小獵犬號的五年航行後，成為一位地質學家。他進行觀察並提出理論來支持查理斯·萊爾的均變思想。由於在航行期間對所見生物與化石的地理分佈感到困惑，達爾文開始對物種轉變進行研究，並且在1838年得出了他的自然選擇理論。由於這類思想在當時被視為異端，因此達爾文剛開始只對親近的朋友透露這些想法，並持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以應付可能遭遇的反對。到了1858年，華萊士寄給他一篇含有相似理論的論文，促使達爾文決定與其共同發表這項理論。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使起源於共同祖先的演化，成為對自然界多樣性的一項重要科學解釋。之後達爾文《人類與動物的情感表達》以及《人類由來與性擇》中，闡釋人類的演化與性擇演化的作用。他也針對植物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的書籍，在最後一本著作中，達爾文討論了蚯蚓對土壤的影響。 目前達爾文的演化論已經獲得壓倒性的事實做支持，而演化的真實性，及其作為物種起源和人類起源解釋的科學性，也成了學界共識，目前對於演化論的真確性，存在有強烈的科學共識，演化以外任何關於物種起源或人類起源的學說，目前都不獲支持。絕大多數的科學社群和學術團體，都認為演化論是唯一能完全滿足在生物學、古生物學、分子生物學、遺傳學、人類學及其他各領域中所觀察到的現象的理論。一項在1991年所作的蓋洛普民調顯示，只有大約5%的科學家（包括生物學領域以外的其他科學家）認為自己是創造論者。截至目前為止，沒有任何反對演化論且經過科學方面同行審查的論文，名列科學與醫學期刊搜尋引擎PubMed當中，儘管演化在學術界中獲得了強烈的支持，作為現代演化論開山鼻祖的達爾文，經常受到反對演化論的團體及宗教人士的攻擊。 五十年代在徐匯中學的“素質教育” 五十年代那個時候，還不象現在在應試教育的指引下，通常被視為一種以提升學生應試能力為主要目的且十分看重於考試成績，背誦與解題的教育制度。我們在當時接受的教育成年後逐漸體驗，就是一種所謂“素質教育”，這是在遵循人的自身發展、客觀規律，和人與社會需求之間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展開的教育活動。它是一種以提高受教育者諸方面素質為目標的教育模式，它重視人的思想道德素質、能力培養、個性發展、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現在回想起當年雖然還不是全面的素質教育，整個的課程設計和道德教育還是向素質教育靠近的。例如到初三以內的三年，仍設有音樂課，水平不低，如老師用鋼琴弾一個曲子，要求同學用五線譜記錄曲子全部的音符。中學六年都有體育課，許多老師畢業於的體育學院，越往高年級體育教的內容就越複雜，如教百米跑的前中後段的不同身體傾斜姿勢，以及呼吸。有教擊劍課，用藤條做的劍身，小皮球套住劍尖以防止傷及學生。學校可借到拳擊手套自己練西洋拳。體育課還教疊球，我們班就有一夥同學常年練疊球。我當年撐桿跳高達到2.28米，就是在體育課上學會的。校際足球賽在大操場進行，足球場外圍滿觀球的同學。校籃球隊每年都進入全市決賽圏，許多同學晚上就到上海市體育舘去加油助威。高中二年級的暑假我被派去黃浦江畔一個俱樂部學習海軍舢舨，這是海上救生的小船，六位划船的水手，一位指揮協調的船長。所有上述活動都是長年設制的，任何人都可參加的。 我買了一本如何練習足球守門員的書，本來我在中學六年以足球為主要愛好，而且由於我反應特快，作守門員特別適合，有了這本書就照貓畫虎的練起魚躍撲救等較高難度的動作，不但當時很管用，也無意中為將來成為南京大學校隊守門員打下了技術基礎。 進入高中後，我逐漸對天氣予報感起興趣來，我發現一刮東南風就會下雨，這就促使我做一個風向標。用一根立桿找正北方向，利用12時找立桿在地上的影子即為北方（後來才明白過來，12時的正北是在徑度120度的地方才是正北，上海市大約在121.5度，按12時找正北有誤差的）。我們家裡有一隻英制氣圧表並帶華氏溫度計和相對濕度計，是我父親從拍賣行里拍來的，我發現氣壓變化有向下趨勢時天氣會有雨。後來又買了一本氣象科普書，是從俄語翻譯過來的，稀里糊塗似懂非懂看了二遍，認為自己對氣象產生了興趣，這就造成以後報考氣象作為第一志願的原因。 春假期間部分同學去無錫春遊 反右派鬥爭 1957年，夏天隨着毛澤東的“陽謀”的興起，全國成千上萬的社會精英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敵人。徐匯中學有二勤雜工我們稱為校工，在1956年時他們的兒子分別考入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此消息一時在徐匯中學學生中傳為美談，校工的兒子祗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翻身作主人才能進北大和清華，兩人也有來信，表示一定要珍惜機會好好學習將來報效黨的培養。1957年“反對右派鬥爭”首先在北京開始，馬上在全國大張旗鼓開展，一個震動不小的消息在徐匯中學傳開，這兩位工人階級的兒子，不知觸犯了共產黨哪一條天條，在北京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一下子就成了敵我矛盾的階級敵人，很多人都難以置信，二位工友更是覺得無臉見人，好象是他們培養出這二個“階級敵人”似的。這件事對我影響也不小，但是懵懵懂懂地還是認為共產黨也許是對的。 徐匯中學裡也有相當比例的老師被打成右派分子，如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是復旦大學法律專業畢業，解放前在法院裡做了一年的法官，不幸就當了右派。有一位教世界歷史老師，講起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神采飛揚，原來是留法海歸，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看來毫無關係的體育教師陸老師，也成了右派分子之列。 大鳴大放辯論 1958年初為了給學生加強思想教育，實際上雖然中學生里不抓右派上海市各中學在全市範圍內展開大辯論，辯論題目由各校或各班級自定，我們班級有三個題目進行辯論，一是作為老大哥的蘇聯有沒有大國沙文主義？二是美蘇兩國都有了原子彈氫彈，都放了人造衛星，究竟誰的科技領先？三是班級里團支部領導下開展活動，那麼是否認為班裡是“團天下”呢？ 大辯論激起同學們的極大興趣，有幾天的辯論甚至通宵達旦，這些第一次當“辯論家”的高中生個個感覚良好，在慷慨激昂的激辯中，全然不知災禍就可能會臨頭。我與另一同學金滔負責出黑板報，平日裡每周最多出兩期，大辯論期間，有太多五花八門的觀點和意見，黑板報一天出一期甚至二期，我們也學着新聞自由的樣子去“辦報”了。 臨畢業時，看到班裡的團支部委員，有幾天聚在一起，似是開會在決定什麼似的，後來傳出消息，就是團支部委員這幫人，給每個同學做着可能決定命運的政治鑑定呢。徐匯中學畢業後的十年，1968年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時，我中學裡的一派言論，被翻了出來批判，才知道那時向黨的交心材料被放進個人檔案袋。所有一切都是團支部做的。而那些由於團支部所作的不宜錄取的結論，決定了這些人一生的命運。 高中班上共青團員畢業時留影 1958年夏秋季節，進入高考和發榜程序。出乎意外的是錄取根本不按常理出牌，我們班裡有些學霸沒有進清華北大，甚至最後沒有入選普通大學，這些同學中出身極其不好，三反五反父母雙雙自殺的，或在大辯論“站錯了隊”被當時班團支部定為不宜錄取的。有些成績一般的同學，但出身“純”產業工人，都進了象醫學院這樣的好學校。像我這樣芸芸眾生學生，才按考分和投考志願分配錄取。1958年也是大學入學人數的大躍進年代，真正招收人數都超出了畢業準備入大學的人數，在招生最後階段，沒有招滿人數的大學，衹好在沒有招進的學生里揀漏，差學校反而撈到好學生。這些“大學”往往是大躍進中由原來的中專跳進大學龍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