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九年孔有德在桂林兵敗自殺，同年十一月尼堪在衡陽陣亡，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之後，清廷滿洲貴族集團經過縝密商議，決定任命大學士洪承疇為五省經略，“選調堪戰將兵以期剿撫奏效”。清廷賦予洪承疇很大的權力：“巡撫，提督，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兵馬糧餉悉聽調發，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將以下有違命者聽以軍法從事。一應撫剿事宜，不從中制，事後具疏報聞。”清廷的再次啟用洪承疇是在滿洲遼東將領遭到嚴重挫折的情況下，為了征服南明而採取的重大措施。這次抽調的兵將大體上是清軍入關以後投降的明朝和大順軍舊部。洪承疇在調兵遣將準備就緒後，又以識途老馬的姿態上路了。

1651年至1652年（順治八至九年，永曆五至六年），鄭成功在福建沿海地區多次擊敗清軍，成長為一股強而有力的武裝力量。原大西軍出滇抗清，占領貴州全省，在廣西，湖南，四川各地屢敗清廷，大顯聲威。清廷自進關以來從未受到如此大的挫折，他們在軍事上的弱點暴露得越來越明顯。於是，為了繼續推行其民族征服政策，不得不採用“以漢制漢”策略。利用控制在手的鄭芝龍招降其子鄭成功是清廷的策略之一。

清廷讓鄭芝龍出面寫信，動以父子之情，由浙閩總督劉清泰派人向鄭成功轉達朝廷招撫密旨，中心意思只要他剃髮歸順，就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仍舊鎮守福建沿海，不必進京，以此解除鄭成功擔心重蹈父親覆轍的疑慮。清廷對鄭成功所做的讓步實際上是在兵力不敷分配的情況下企圖姑且先穩定住東南沿海鄭成功部，以便集中力量摧毀西南的永曆朝廷，然後再迫使鄭成功完全就範。鄭成功從自身利益出發，既要考慮父親的安全，又想趁機擴展兵力和勢力範圍。因此對鄭芝龍派家人李德送來的勸降書信迅速作了回答，這樣，雙方各自懷着自己的打算，開始了“清，鄭和談”。

1653年 五月，清廷頒發敕書給鄭成功，封他為海澄公，許諾給他泉州一府地方供其安插和供養軍隊。除了封爵授官之外，特遣鄭芝龍表弟黃征明為使者專程赴閩傳達諭旨，以取得鄭成功信任。鄭成功給鄭芝龍寫了一封模稜兩可的回信，實際上是作為對清廷的答覆。信中反覆表示他不相信清廷的誠意，因為有鄭芝龍的前車之鑑。但是，他也不把和談的大門關死，暗示如果清廷能把1643年勾引鄭芝龍歸降時候許諾下的三省（浙江，福建，廣東）交給自己管轄，還是可以談判的。清廷研究了鄭成功的回信後，判斷鄭成功有歸降之意，決定做出讓步，引誘鄭成功入彀。清廷給鄭成功開出新的條件：其一，許諾給他漳州，潮州，惠州並泉州四府駐紮兵馬，撥給兵餉。文武官員由其任免。其二，為解決爵，職不相應，特命鄭成功“掛靖海將軍印”。清廷急於招降鄭成功，以便集中力量對付孫可望，李定國等西南抗清力量。

鄭成功並不打算真投降清朝，他趁和談機會，派兵前往福建，廣東沿海地區招兵買馬，征取糧餉。

1654年正月十三日，清廷派出使者攜帶封鄭成功為海澄公的敕印到達福州，十六日抵達泉州後去往安海公館。二十日，鄭成功設香案拜受敕印，清使堅持要他先剃髮然後開讀詔書，被鄭成功拒絕。雙方相持不下，無法開讀詔書。清使者離開安海回往福州，和談陷於僵局。

鄭成功對清廷的招撫正如他自己所說不過是“將計就計，權借糧餉”，虛與委蛇而已。他表面上鄭重其事接待來使，“三跪九叩頭”領受清朝所封海澄公敕印，卻拒絕剃髮，仍然使用明朝永曆年號；同時又藉口已受清廷封爵，堂而皇之派人到閩，粵沿海地區徵收糧餉，甚至在清廷允許駐兵的四府以外又提出新的土地要求。他給清廷寫信，要求把福建全省，廣東惠州，潮州二府，浙江溫州，台州，寧波，紹興，處州五府都交給他屯兵籌糧，說只有這樣才算是“朝廷委用得人”，實現“海無楊波”，“地方寧靜”；否則就是“大材小用”，會“海寇”四起，“禍不可測”。清廷許多官員先後看出鄭成功並無歸順誠意，紛紛上疏朝廷希望不要為鄭成功所愚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