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個人，攪亂七億民

打倒一個人，攪亂七億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通稱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是一場於一九六六年5月—一九七六年十月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發生的政治運動。文革是由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與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自上而下動員成千上萬紅衛兵在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發動的階級鬥爭。普遍認為官方鼓勵的批鬥、抄家及告密等過激行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整體經濟受嚴重影響，受害人數以千萬計，亦有人指不少文物都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破四舊中^[9]遭到紅衛兵的蹂躪。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的彭德懷和賀龍等領導人被迫害致死，鄧小平、陳雲等黨內高層亦在此期間被下放，習仲勛、薄一波等人更被打倒監禁。這場運動當時也影響了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埃塞俄比亞、荷蘭和智利等世界上一系列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

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盤否定文革，立場和態度是，將其定性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因其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故也隨後被稱為“十年動亂”或“十年浩劫”。不過在二零一八年，中國官方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大大淡化了文革對國家的負面影響和“偉大領袖”毛澤東的責任，引起外界關注中共對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變。

文革正式開始於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五一六通知”出台，是“偉大領袖”毛澤東在1958年前後的三面紅旗的挫敗後、以及在反蘇修、反美帝等口號的情況下，以革命名義攻擊溫和派（當時蔑稱走資派）並重回黨核心的嘗試，並在日後一兩年達到高潮，右派人物的影響力則多遭到剝奪，而當權派亦有內鬥並導致了原定接班人林彪的死亡。

  由於嫩江地處黑龍江省西部北大荒，我們又才從火場回來，對政治漩渦中心北京，偉大領袖的思想還不能理解，對“516”文件精神甚至毫無感覺。我祇是憑着想象認為是“偉大領袖”是發揚全社會的大民主，即所謂“四大”，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但是北京政壇上的鬥爭還是逐步擴展到地方，甚至到北大荒。“偉大領袖”先是讓劉少奇放手在農村搞“四清”，又在各高等院校按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的模式搞的，把不少後稱“造反派”的群眾鎮壓下去。此時中央絕大多數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本人，以及如張春橋、薄一波等都還不知道整的就是劉鄧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偉大領袖”在《炮打司令部-我的張大字報》中指出，“中央有另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林彪隨後在八月八日針對劉少奇發表了言詞激烈的批判。同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運動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攺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並做出了“敢字頭，放發動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此後至十一月期間，毛澤東又陸陸續續會見了超過一千一百萬紅衛兵，並且由紅衛兵代表為其佩戴紅色袖章，成為全面支持紅衛兵活動的最有力表示。從此全國便進入混亂狀態，紅衛兵四處串聯並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標語，開會演說辯論，對各地的事物進行改名活動，以“破四舊”的名義衝擊寺院、廟宇、教堂等，大肆砸毀文物，破壞古蹟，焚燒書籍、字畫。同時針對被視為“剝削階級”“反動派”的個人開始抄家，攻擊學術權威、知識分子，大批學者、知識份子被毆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殺。除了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外，全國紅衛兵還進行了大串聯。九月五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凡外地師生來京觀摩文革運動者，交通費與生活費由中央財政補助，這個通知使之前就已經開始的大串聯達到高潮。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

這一期間受到波及的人不計其數。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傳教士等被公開批鬥，學生當眾毆打、侮辱教師，還有教師遭到以糞淋頭等極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為有親戚在國外，被紅衛兵以有“海外關係”等罪名批鬥抄家…。

以上大部分內容摘自維基百科《文化大革命》。

  “偉大領袖”為了打倒一個對手，攪動全國人民的大混亂，這個大混亂導至他的皇朝最後終結。

開場羅鼓敲響了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即毛澤東一揮手要打倒劉少奇，做個權力一統天下的皇帝，下面各個單位就有樣學樣，以保衛“偉大領袖”毛澤東為名，成立了各自戰鬥團體，如號稱“誓死保衛毛主席革命造反司令部”等等派別，實際上是“誓死”打擊對立派，欲置於對立派死地而後快。嫩江東北部飛機場的東北航空護林局及森林保護研究所，一點都不走樣地緊跟“偉大領袖”的“文化大革命”，兩派內鬥死去活來，不把對方整倒和整死決不罷休。

  我在一九六三年南京大學氣象系畢業，分配在瀋陽中國科學院林業土壤研究所工作。一九六六年二月林業部以“黨的需要”為名，為建設一個集航空護林、空降滅火總隊、森林保護、森林病蟲害檢疫、森林防火研究的大拳頭，把我和二個從事森林防火研究的課題組，調到了設在嫩江縣東北十四公里處的一個機場，在林業部東北航空護林局下的森林保護研究所工作，實際上這是一個空殼單位。與我一批調去的還有中囯林科院林業所的航空化學滅火室，以及當年分配去嫩江的各類大學生，配備上了當地的幹部和少量工人，總共不到六十人。林業部領導欺騙國務院說，在嫩江已經具備森林保護研究的條件，而大批人員到達時卻祗見幾間平房，沒有辦公室，更沒有實驗室，甚至連水電都很難保證。一開始就引發了科技人員同所領導的矛盾。

   也許這祗是一種巧合，但是這種科研人員和所領導的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激烈爭鬥的社會環境下，逐步演變森林保護所的兩大派別的衝突，一派是地方以行政人員加上少數投機的科研人員，他們有些是根正苗紅，是當然的“左”派；另一派純是科技人員，這一派有一般知識分子的弱點，經不起一擊就潰散了。運動發展到一九六七年秋，地方駐軍支持“左”派，決定了運動的走向，“左”派中有位斗大字不識幾籮匤的貧下中農，就在解放軍的支持下掌權，於是開始了秋後算賬。

   一九六八年的春節前，我們在內地的一幫獨身的科研人員本是可以回南方休探親假，但那幫掌了權的傢伙硬是宣布停止休假，意為對我們這一派進行抓捕揪斗，特別對我已準備好了黑材料，已是箭在弦上了。我們就來個不辭而別，自己冒着北大荒冬季的嚴寒，徒步十四公里到嫩江火車站，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開始探親之旅。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過完探親假，就要離開上海返回北大荒。母親和韻倩去上海大連路碼頭送行。當巨輪緩緩地離開時，母親站在碼頭上久久不願離去，不斷地揮手，直到她在我視線中變成一個小點，最後消失。這是她在有生之年最後一次親自給我送行，一年半後，她病癱於中風，臥床十六年後才離開人世。

    我出生在一個民族資本家家庭，企業不大，卻是三十年代初國內第一家生產鞋帶的工廠，而以前靠日本進口。到“文革”時我父親作為“公私合營”私方人員巳退休，但還是未逃過抄家的厄運。一九六六年被抄財物先是就地封存，直到一九六八年春才被全部弄走。韻倩與我在上海經歷了非法抄家的全過程，見證了“造反派”來一件件地把家俱衣什搬走，我要下了屬於我的皮箱，內有一九六六年我們結婚時的衣飾和紀念品，我們默默地看着這些暴行，大姐卻撕心裂肺地哭着，她一生做會計，由於受到作為資方代理人我姐夫的株連，眼看着她一生的辛勞積蓄就這樣被剝奪了。一九六八年全國各地武鬥正頻，我也擔心着回單位後，對立派會對我施加迫害，好不容易盼來的一年一度探親假，就在惶惶不可終日中度過了。   

  返回我工作地，黑龍江省嫩江北大荒的東北航空護林局後，韻倩也隨後回到了湖南省零陵地區氣象台工作，我們又過起牛郎織女式的生活。那時別說是有“伊妹兒”、手機，就連長途電話也是極少使用的。我們都是通過寫信，表達彼此的思念。信又寫得十分小心，就怕一旦這些信件落入別人手中，找出政治上的問題來加害於我們，就連當年談情說愛這類詞句，都怕被作為資產思想來批判，所以，這些信讀起來象是兩個清教徒之間對話。可惜就這些信也定期被我們銷毀，以免將來引來天外橫禍。記得“文革”中我時常讀魯迅的作品，其中的《兩地書》令我印象特別深刻，是他老人家與他學生許廣平師生戀的交流。韻倩和我雖然都是小人物，但如果我們當初保存了全部信件，如今能挑選整理成冊，也會成“文革”版的《兩地書》，可惜這批信早已“紙船明燭照天燒”了。即使這種費時又費心思的通信，也因為我在一九六八年四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而被剝奪了。

     我的“罪行”很有“普偏性”，有不少“現行反革命分子”因在喊口號時，或寫大字報時，該用“毛”卻陰差陽錯地用了“劉”，遭到揪斗。我回到北大荒嫩江後，遭到卑鄙小人韓某的告發，事實是我在打鬧玩笑之中，說了三個字一句“毛個屁”，就成了辱罵偉大領袖毛主席，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又加上以莫須有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資本家孝子賢孫…”言行,連一九五八年中學畢業前夕，向黨交心的材料也作為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證。欲加於罪，何患無詞，這收羅的一大堆罪行，足以拉出去槍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