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自述】歲月流沙

https://www./gb/11/4/23/n3236476.htm

【按】

經歷過“文革”全過程的人們，清華大學的蒯大富這個名字可說是如雷貫耳，其名聲響徹全中國。

近來閱讀楊繼繩的巨著《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2冊），其腳註中有蒯大富的這篇自述。

網上找到了，一口氣看完。

蒯大富文章的最後講述了他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的想法，以及他對毛、周以及“中央文革”成員的一些看法。本人認為基本上是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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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幾段蒯大富文章結尾的幾段：

【塵埃落定看文革】

關於毛澤東發動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動因是什麼？一個就是劉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經把持了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那麼大的權力，他們有時候反對毛澤東的決策主張也是很堅決，也很激烈的。比如彭真說姚文元的文章《海瑞罷官》，北京一個字不許發，那一個字不許發就是不許發。這是毛澤東所不能容忍的。更主要的在於，當時毛澤東提出來，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理論，以後呢，又提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實際認為共產黨內形成了一個特權階級，或者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這與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們覺得毛澤東當時思想的精華就是這個，所以就死追這個。我大一的時候就給中央寫信反映農村幹部的腐敗，所以對此深有體會。我自認為對毛澤東的這條吃得很透了，堅決相信毛澤東搞文革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產黨搞成清正廉潔的政府。

今天用“全盤否定文革”這一句簡單的話來總結文革，這顯然是不夠科學的。這樣一個偉大領袖發動領導的，八億人口參加的，搞了十年的運動，一句話就全盤否定不符合事實。應該採取一種科學的態度，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揚棄的態度，應該否定的否定，不應該否定的就不能否定。文化革命的目的還是很真誠的，毛澤東的意思是想動員人民起來監督政府，不腐敗。但是這個方式錯了，所謂大民主的方式，沒有法制的保障，不僅根本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結果要麼就是暴政，要麼就是暴民。這兩個極端，都不能長治久安。但是如果因為害怕暴民，就把“四大”這些大民主的手段全部否定掉，又不建立法制監督，那麼人民就失去了監督政府的手段，像現在的情況，那就放任當官的腐敗下去。為什麼總會有突發性事件，就是人民失去了監督的權利。

沒有力量能把共產黨打垮，如果共產黨將來垮台那一定是自己內部腐爛透頂，導致自己的滅亡。而當前這種嚴重的大面積腐敗，恰恰就是不科學地全盤否定文化革命的後果，這是我的一個重要的反思。如果真是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呢，文革中很多東西可以經過科學的改造加以利用，八億人口，這麼大的黨，這麼偉大的領袖，搞了十年時間，說這裡面沒有一點好東西，那是不對的。好多人懷念毛澤東，實際是懷念那個時代幹部的廉潔，人民有說話的機會。現在幾乎完全沒有，最後導致鄧玉嬌把幹部捅死了，或者通化鋼廠的工人把一個領導打死了，這是很惡性的。由於缺乏渠道，要不就沒地方說話，要不就惡性爆發。怎麼能搞出一套讓人民充分實行當家作主權利的、在法律保障下有序參加的，能監督公僕們讓他沒有可能腐敗，而且讓他腐敗了以後能受到嚴厲懲罰，以至於他不敢腐敗。這樣一套制度的建立，就應當吸取文革正反兩方面的東西，那才是國家長治久安之路。這是總結文革教訓需要真正認識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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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當年就想在他的領導下，建立一個長期的讓政府不腐敗的辦法，就是能創造這麼一種制度。但是，毛澤東理論上陷入了自己的悖論，他想創造這種全民的清正廉明的社會制度，而這種社會卻維繫在他的領導之下，一旦沒有他的領導，這個制度也就不存在了。再有，他這個制度下面是極端的大民主，上層卻是極端的集權專制，這兩個極端存在於一個共同體當中。在文化革命中，我們有時候也感到迷惘，或者說覺得毛澤東的做法有道理嗎？因為毛澤東的理論再往前走，他本人也做不到了。他的理論是一種很不徹底的理論。比如說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為標準，那誰的反都應該可以造的啊。但我們那時反康生，後來也反陳伯達，他都不答應，更別說反林彪、反他本人了。這就是個悖論，就是對有的人可以造反，對有的人不能造反。他這個劃分是以他自己為標準，而不是以客觀為標準。結果呢，真理是對別人的，而不是對自己的。當時我也很難理解這一點。

文革當中群眾蜂擁而起，這個發動的深度廣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毛澤東這點上又有一大失誤。你把群眾從基層發動起來攻擊政府，攻擊黨的各級幹部，如果不在一個很嚴密的法制範圍來控制的話，那肯定就會出現暴民政治。這實際上就和武鬥一樣，他搞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問題也就在這上面。

再者，毛澤東得罪的人，得罪的太多了。就是在文化革命當時，我們也感到很恐懼。心裡也在想，主席怎麼打倒這麼多幹部呀？幾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縣都沒什麼好人了，簡直太厲害了。如果這些人團結起來，向你反撲，你肯定擋不住。我們也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順着他的這個路子走的。幾乎毛澤東指到哪，我們就打到哪；我們打到哪，哪就垮了。為此我們曾經也特得意。

文革中，我們覺得全國這個力量對比，基本上我們這邊的人，屬於我這個觀點和立場的，也就是比較符合文革思想主流的造反派，占三成，所以我們是光榮孤立；保守派能占到四、五成，保守派和我們差不多是五比三的勢力對比；另外兩成是出身不好的或逍遙派，就基本不參加運動了。當時我們也真感到心虛，有可能會失敗。就是覺得我們能真正依靠的人太少了。儘管如此，我當時認為，即使毛主席領導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們也會跟着毛主席一起上山打游擊。當時就有心理準備，覺得文革可能失敗。當時在我們很猖狂的時候，心裡也覺得沒底。毛澤東當時依靠和信任的那一部分人，也都因為各種原因而被打倒了。像我們這樣的，應該說是他比較信任的，最後在其他勢力的壓迫下，他也不得不拋棄我們。我從1968年開始就這麼理解，我們下台雖然是犧牲品，但是在右派壓迫下，毛澤東沒有辦法。包括王力、戚本禹都是一樣，毛澤東其實很欣賞他們，但是為了平息右派的憤怒，就把他們拿下了了。回頭看自己這一生，是一種什麼心境？我不為自己在那個歷史環境下曾積極參與了文革這個“試驗過程”而後悔，但是也深有懺悔，特別對於由於個人錯誤導致的損失而內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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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對此博文的留言者言之有物，而不是用一句或幾句空話來表達自己的不滿或其他情緒。

那除了表示自己的淺陋，而不能表達出什麼來。

另外，重申一下，本人並非是“毛粉”。先說一下，免得誤解！

對毛、對文革進行充分的研究，才不會重蹈覆轍。

目前中國的現狀，正是對毛和文革研究和批判得不充分的後遺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