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向自由(中)

上帝為我開啟通向自由之門

到了一九八八年八月，終於等來了一封來自加拿大國家林業研究所的邀請信。信中說，第十屆森林氣象和林火會議，將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於渥太華舉行。會議決定邀請金繼忠和楊韻倩參加，並要求我們在會上作‘關於一九八七年大興安嶺特大林火氣候背景和天氣條件’的主旨演講。邀請信還承諾提供參加會議所需經費。接到信件，我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我終於等到了再訪加拿大的機會，而且是我與韻倩同時被邀；緊張的是我的計劃，看來是天方夜譚的計劃，終於要起動了，這是一條充滿艱辛而危險的路，一條看不到盡頭的漫漫長路。前途未卜，但只能在此一搏了！

奔向自由之路艱難跋涉

這年八月，正是小蕾高考發榜階段，為了爭取進入更好的學校，我找了我二姐夫的弟弟，在哈爾濱建築工程學院當副系主任，最後，他好不容易弄來一個哈爾濱電工學院工業自動化專業的名額。如果我和韻倩要去加拿大，至少她還是有地方吃住，在這方面，少了一項擔憂。

申請護照

接下來的準備工作卻是漫長的，一是我們夫妻兩人去加拿大參加國際會議，要逐級上報，逐級批准。從最低層我所工作的森林保護研究所往上有黑龍江林業科學院、黑龍江省林業總局、黑龍江省科委、黑龍江政府辦公廳。我從一九八八年8月份起申請的提出，到最高一級領導批准，竟用了七個月時間，到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七日才最後獲准，發給護照。此時，離我們出國日期只剩下二十天了，這二十天時間內還要送護照到北京，把護照送入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送入後還不知能否給簽證。一路走下來，到處托人，求爺爺告奶奶，給各級領導機關辦事人員叩頭作揖、受盡屈辱。一個代表國家出席林火國際會議的科研人員，在國外都被稱為 “科學家” ，人們可曾想到，他們卻要在中國經歷這麼一種磨難才可以出國的！

三篇英文論文

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是為參加會議準備論文。接到會議邀請信時，除了主旨演講的內容已確定外，還沒想好寫哪些方面的論文。之後，我和韻倩商議，決定向大會提交三篇論文。它們是《一九八七年中國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的氣候背景和天氣條件》、《森林可燃物含水量在白天各時段中的訂正》和《利用遙感圖像對一九八七年大興安嶺特大林火的監視和火後調查》。

三篇文章從收集資料、分析、撰寫到譯成英文稿，要在一九八九年三月底參加會議出發前，七個月內完成，幾乎是不可能的。為此我調動了所有可能幫助我的人，一個在大興安嶺防火辦的朋友，他曾在加拿大援助中國建立大興安嶺林火管理中心時做過中加之間的英文翻譯，請他擔任最後一篇論文翻譯。韻倩作為《一九八七年中國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的氣候背景和天氣條件》主要作者，寫了三分之二的論文，我寫了三分之一，並負責譯成英文。在最後的七個月中，除了要趕寫和翻譯論文之外，作為研究室主任，還有日常的科研活動、行政事務要處理，並裝着出國回來還要給所里干一輩子的樣子，把這次兩人出國，當做好象一次出差任務一樣。有二個月時間，我乾脆在所內辦公室住着，趁晚上安靜，埋頭撰寫和翻譯論文。

計劃初抵加拿大的生活安排

我必須在出發到加拿大前幾個月，就安排好到加拿大後最初幾周以至幾個月的生活。我去信Els那裡，落實了抵加的頭幾天就住在她家，距渥太華還有二百多公里，但靠近國家林業研究所所址附近地區，以便到那裡後，還有時間為參加會議作最後的準備。我去信Jim Harrington博士，一個從事氣象的研究科學家，在我第一次訪加時就認識，以後成了好朋友，還到他家和他的別墅住過好幾次。他也是會議的參加者，也要到兩百公里外的渥太華開會。我們在信中談好坐他的車，一起去渥太華，並且住在他太太在渥太華的家。這些後來的安排對我們十分重要，可以在抵達加拿大的頭幾周生活有了落實，儘可能地省下了大量的開支，這在當時幾乎身無分文的我們，有了最初的生存可能保障。

但是這兩處安排，僅解決了我抵加後，最初二十多天的食宿。在參加了會議之後，理應儘速返回中國，最多再多逗留幾天，作一些觀光旅遊。為了儘可能多的延長時間，在加拿大找機會留下來，我必須找到另一個藉口，合理合法地留在加拿大。於是，我與大湖林業中心的研究室主任Brian Stocks，一位在第一次訪加時就認得的林火研究科學家，進行了聯繫。

大湖林業中心在Sault Ste. Marie，位於五大湖之一的蘇必利湖畔，在我於一九八六到一九八八年初做訪問學者時，先後在大湖林業中心，學習進修了半年之久，並多次參加了他們森林處方火燒的野外工作。想不到的是，後來定居加拿大，Sault Ste. Marie成了我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城市。我寫信給Brian Stocks，他同意我與韻倩在那裡再訪問逗留三個月，並且，事先還幫我還聯繫好了住處，安排在技術員Tom Blake 家，當時他還是一個獨身，有一幢較小的住房。我們在Sault Ste Marie逗留期間，將暫住他的家裡。

政治避難作為一個選項

在加拿大這一邊，齊放實際為我做了許多訪加前的準備工作，他和Golden Ramsey 一直保持聯繫，當得知有國際會議之後，又與會議主席Mike Flannigan 聯繫，並提出要在邀請信上寫明加方提供參加會議的經費，而實際上私下達成一致，加方僅提供五百加元的補助，其它一切費用，包括二人來回機票、抵達後的食宿和飲食，都由我們自行解決。但信上寫明的卻是提供參加會議的費用，這是給國內領導看的，他們以為既然加方提供如此優厚條件，我方幾乎不花分文，於是所內和院裡的黨委，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我們出國。在一次全體林科院職工大會上，院長還在講話上提到，金繼忠和楊韻倩夫婦主動展開對外學術交流，受到加拿大一個國際會議的邀請，我們支持這樣的交流，希望全院同志，多多想辦法開展這方面活動，活躍學術領域的國際交流。

但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即使到了加拿大，如何留下來，而又有合法身份，這個問題，可能從一開始就會困擾我們。這時侯，遠在加拿大的齊放在給我落實參加國際會議邀請的同時，一直也為我們思考着這個問題。一九八八年年末隆冬時節，他通過在香港的三姐，給我帶了一封信，三姐就把信交給了他兒子王奕，王奕正要帶一幫女同學來北京、哈爾濱旅遊，我出差去了北京，還接了他。記得當時北京旅館難找，出租車把我們拉到北京南郊的小旅館，王奕把信交給了我，王奕並不知道信的內容。等到王奕睡覺後，我打開信一看，不禁使我大大地吃了一驚，信中着重談了我們到加拿大後，為永久留下而作的各種選擇，其中，也就是在萬不得已時，要我們選擇政治避難。

這封信如不小心落在安全人員手中，不僅王奕（那時雖已是香港的永久居民），而主要是給我會帶來不可估量的麻煩，我至少將不可避免的會有牢獄之災，刑期可能會很長，一旦入獄，無論外面形勢如何變化，很少再有機會對已判的囚犯給予豁免，更不用說無罪釋放，所以，我看完信後，也不跟王奕說什麼，就把信消毀了。王奕回到香港後，對她媽媽說信已親手交給舅舅了，而他直到今天，還不知信的內容。

無論是以何種方式移民，非法的還是合法的，政治避難還是其它既不得罪中共，又能以人道的原因留在加拿大，都還在不定之天，實際上是沒法在中國作出決定的。但是，不管前途是多麼艱險和捉摸不定，我奔向自由的決心，已經是越來越不可動搖的了！

女兒找人託管

一九八八年十月韻倩的母親在哈爾濱呆了兩年之後，要回上海去了，她在兩年中對我們的照顧真是終身難忘，特別是對小蕾的愛。最後，走前還為小蕾支付了部分大學自費的學費，臨走前韻倩向她透露了我們去加拿大後想定居加拿大的打算，以及對小蕾今後的安排。我護送她回上海，在長達近四十小時的火車旅程中，她幾次問我去加拿大的事，我都以其他藉口敷言過去了。這是我一生中最守口如瓶的一件事，因為這畢竟涉及我的生死存亡。

最後，要落實到小蕾處，其時，她才十八歲，既單純又反叛，是女孩子一生中最危險的年齡，也是最需要家長細心照顧、精心教育的時候，這時候我們離開她，確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但為了我們一家人能在自由的國度里生活，為了小蕾將來有更好的發展環境，作這種犧牲還是值得的。我二姐夫的弟弟，比我年齡稍小，和他妻子在哈爾濱某學院分別任副系主任和實驗中心主任。一九八八年底時，我向他們提出了我去加拿大後的計劃，委託他們代為看管小蕾，他們欣然接受。我說可能我們這一去就不回了，直到小蕾也能獲准去加。實際上，我們當時想該是一去不返了。我們把我們的家用電器和家俱，也找他們代為保管，如果不回就送給他們用了。我現在要感謝這對夫婦對小蕾的無微不至的關愛，由於他們的照顧，小蕾得以兩年後順利地來來到加拿大與我們團聚。

通過六道審批終於拿到護照

經過長達七個多月、六道審批關口之後，我們兩人的護照終於在一九八九年3月十七日發放了，接下來就要持加方發來的邀請信和護照去北京加拿大駐中國的大使館取得簽證。由於時間緊迫，這本來是由黑龍江外事辦駐京辦事處辦理的事，還是由韻倩親自把護照送往北京，再由駐京辦送加使館，韻倩先於三月十八日去京，送了護照後，馬上回哈爾濱，做離別中國前的最後準備。然後馬不停蹄地於四月一日再去上海，與家人告別，並在上海買些相應的生活用品並添置適當的衣物，然後，再去廣州同我會合，乘香港-溫哥華-多倫多-渥太華的航班。這航班選擇和購票都是齊放在加拿大給我辦的，以加拿大會議的名義，把機票寄到了上海，並來電哈爾濱，通知了我們，航班日期訂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九日。

等韻倩去北京送護照一走，我也開始了臨行前作會議的最後準備，把三篇英文論文最後定稿。那時，還很少有現在的英文文字處理器，像Microsoft Word，既能拼音糾錯，又能改正確語法，而英文打印的字符和格式也沒有一定的標準，編輯定稿花了大量的時間，而始終有許多錯誤。此外，三篇中有兩篇論文是在會議上以張貼形式發表的，張貼用的大量圖表和文字敘述又花了許多時間，勉勉強強總算在臨行前完成了三篇文稿。

行前同領導告別都很隨便，給人的印象是，開十幾天會後就會回來的。在這之前，我已有二次出國和二次按時返回的信譽，所以，人們根本沒有絲毫懷疑，我會就此一去不返了。

三月三十日，我乘18次特快去京，韻倩和小蕾以及二姐夫的弟弟和弟媳來車站送行，小蕾很輕鬆地和我告別，雖然，我們告訴她，此去不一定再回來，能見到她可能會在幾年後的加拿大，她似乎並不相信此事是認真的，對我們去留好象無所謂。

離登機前五天終獲簽證

在去京的途中，路過天津，在我二姐處逗留了一個晚上，就是她的兒子齊放在加拿大，為我們到達加拿大後做了許多準備。我和二姐的感情很深，共同經歷過許多苦難，由於解放前她參加過一個體育俱樂部，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美國特務。後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我正好在天津，曾同她一家度過震後地獄般生活的二個多月。我們依依惜別，此一別直到一九九四年在加拿大才見面。一九九九年年末，她走完了多災多難而又幸福的人生歷程，完成了從共產黨員向基督教徒轉變的一生。

到達北京已是四月一日，距從香港起飛的班機，還有一個星期時間，而此時簽證還沒到手。由於已向加拿大使館遞交了護照，只能由黑龍江外事外駐京辦事處的人去取，這幫人根本不關心你是否緊急，巴不得簽證辦不成，你加拿大之行去不了才好。時逢加拿大（西方）的復活節長假，簽證也就停辦，真是把人急死了，只能聽天由命！而如果四月九日趕不到香港，所有一切努力和計劃都將化為烏有了。

上帝保佑，四月四日早晨，我終於從駐京辦人員手中，拿到了二人的護照和簽證，高興的心情無法形容。原計劃我還要去上海與父親告別，因時間實在不容許只能放棄了。當天馬上去車站買了晚上發往去廣州的火車票，乘臥鋪是不可能了，即使坐着去廣州，也已是萬幸了。去北京車站，齊放妻子的兄嫂為我送行，兩年後，倆口子分別去了加拿大和美國，卻由於一方既不能得到美國的簽證，而另一方又不能得到加拿大簽證，只能又同時回國。

那時通訊用長途電話根本不可能，家庭沒有私人電話，個人更沒有手機，唯一的聯繫方式只能靠電報。在離京前，我給在上海的韻倩發電報告訴簽證已到，請她於四日動身在6日前到廣州，在林業招待所會合。我亦在6日到了廣州。廣州給我印象極差，不僅喧鬧，對外地人歧視，而且犯罪率高，在到達後第一天就被人割了提包，令我十分沮喪。好不容易在林業招待所等到了韻倩，我們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準備次日乘廣州到深圳的火車，從羅湖過關到香港三姐家住幾天，再搭機去加拿大。事情似乎離目標又前進了一大步。

深圳出境被阻

第二天即四月七日，我們帶了二大箱行李、隨身背包及有輪的拖包若干，艱難地登上廣州—深圳的火車。中午時，抵達鄰近羅湖的火車站，沒顧得上吃飯，就直奔羅湖海關。我們排着長隊到達邊防檢查口，頗為緊張地提交了護照、及由香港登機的機票，不料邊防檢查人員示意要我們出列，等我們走出隊伍，對我們說，你們沒有去香港的簽證，不能進入香港。一九八九年的香港還屬於在英國管轄下的殖民地，要去香港，就得要英國發放的簽證。在廣州有英國的總領事館可以辦理簽證，但短短一二天時間是絕對辦不成的，更何況是否能拿得到簽證，還是個問題。我說，“可我們有從香港機場起飛的機票，還不能過港乘機嗎？”回答還是不行。一時間，我們差點要崩潰，又一次面臨絕境，這使得我們七個月的努力，下半生改變命運的企圖將要前功盡棄了！

三姐自香港來救急

去香港唯一的可能就是從廣州飛到香港機場，因為屬於機場區域，不入境香港。可飛經“境外”的香港，這不需要簽證，但是機票須用外匯購買，我們根本就沒有外匯。這時，已是下午二點鐘左右，就在附近一小店內打長途電話給三姐，打到她工作處，三姐接到電話後，二話沒說，就直奔深圳而來，僅是隨手買了些點心帶上，等我們在深圳站接到她時，已是下午四點，立即乘當日的火車又回到了廣州，以便趕上第二天一早在廣州民航售票處，買到再下一天即四月九日去香港的機票，以便九日準時乘坐從香港飛往加拿大的班機。

幾乎一整天未進飲食，我們餓壞了，韻倩還能忍，我卻在三姐面前大口的吃起她帶來的點心，這是我一生中吃過的最美味的點心，大概吃相也是一生中最難看的一次吧。傍晚到達廣州後，三姐又請我們到中國大酒店吃了一頓晚飯，花了一百多元，相當於我當時半個月的工資。當晚我們就住在民航售票處樓上的招待所，因為客滿只能睡走廊，好在第二天一大清早就要排隊買票，就這樣在噪雜、髒亂的走廊里，我們三人象難民一樣蜷縮着過了一夜。

四月八日一大早，我在廣州民航售票處排了第一名，順利地買到了四月九日上午三張廣州-香港的機票，三姐不但出了機票錢，還為我們在白雲賓館訂了房間，讓我們好好休息，在祖國大陸渡過最後的一夜。

廣州候機室最後的掙扎

一九八九年的廣州機場實際上小得可憐，同幾百萬人的城市規模根本不相稱。四月九日清晨飛往香港的候機室早早被旅客擠得水泄不通。送行者和登機的旅客擠在候機室內，直到放客上機。候機室出口又沒有登機橋連接飛機，一出候機室還要在平地上跑上數百米，才由舷梯登機。

那天在最後出中國國境前，我因為在擁擠中，在穿越檢票的過道時，說了一句，“為什麼你們不早點放，害得大家擠成這樣”，結果有兩三個工作人員，對我吼叫起來，做出一付不讓我走的樣子。我見狀，連忙作賠禮道歉狀，生怕最後關頭耽誤了出境。當時，三姐在一旁氣得要命，但只能逆來順受着。此時，有一幫人馬簇擁着一位高官，前呼後擁，拼命往前擠，人們看到這人多勢眾的一幫人，雖然怒目相視，但卻不敢抗議，只能讓他們在自己前強行擠了過去。

好不容易擠過了檢票口，一行人都以近似百米衝刺的速度，向停機坪奔去。此時，三姐氣憤至極，要把已擠壞的二輪載行李小車扔掉，韻倩覺得還能帶着用，兩人一個要扔，一個要拿，發生了拉據的一幕。三姐說，‘把它扔了，表示對共產黨的不滿’。最終，還是堅決地把它扔掉了。

飛機離地的瞬間

飛機終於帶着我們起飛了，在飛機輪子離開地面的那一刻，坐在我右邊的三姐，用左手緊緊地拉着我的右手，我們終於走成了。祖國啊！不是我不愛你，是你不愛我啊！記得一九八五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曾批判過劇作家白樺的一部電影《苦戀》，就曾說過類似的話，“是我要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自從我一九六三年大學畢業後，一直是忠心耿耿地做着工作，從來就不知道偷奸耍滑，說自己想說的大實話，雖然不是全對，卻是誠實的。我不拉幫結派，不趨炎附勢，同情弱者，幫助需要幫助的人，對社會上尤其是官場上的種種醜聞，我深惡痛絕。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批鬥、毆打、遊街和勞改。文革後，一度平反，以為從此就能夠走上事業發展的道路，不料，由於某些人妒賢嫉能，遭到一些在學術上有權勢者的封殺，在我這次臨走前，連象樣的課題都沒得到，韻倩跟着我受到牽連，最後連高級職稱都沒讓參加評選。這一幕幕、這一樁樁事，使我萬念俱灰。祖國啊，黨啊！對不起了，我不得不走了！

大陸香港二重天

飛機很快降落在香港九龍機場，飛機幾乎在高樓群之間穿行下降，高樓林立是香港的一大特色。我沒有感窒息，我這一次呼吸到的是自由世界的空氣。一出國環境什麼都變了，機場設施、交通道路、服務態度、人們素質等等，幾乎所有方面都變得人人文明禮貌，處處秩序井然，與國內形成鮮明的對照。為什麼兩種制度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差別？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雖然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每年GDP都以兩位數字百分比在增長，但這“改革開放”的成果究竟誰在分享着？國內貧富懸殊越來越大，貧富分化嚴重，官民衝突不止，群體事件此起彼伏,城鄉差別越來越不平衡，竭澤而漁式的開發，資源遭到破壞，環境尤其是空氣嚴重污染，以後的幾代人將為今天的“發展”付出沉重的代價。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不是民選的政府，政府不受民眾監督，成了錢權交易的平台和腐敗的溫床。中國的體制是共產黨一黨獨大，無人能就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問題，挑戰共產黨，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在哪裡？香港回歸二十年了，至今，還沒兌現直選的承諾。我找不到答案。而國內連討論這樣的問題都是禁止的，我們只能等待歷史的裁決！

依依惜別親愛的三姐

三姐就要離開我們了，我們是“過境”，沒有簽證不能出香港機場。同三姐告別的那瞬間，我想了很多，三姐對我們兄弟姐妹的關心幫助真是數不勝數。她在當時，還屬移民香港的初期，生活比較艱苦，自己又找不到專業工作（在大陸時，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從事屬於前沿的激光方面的研究開發），還要提供自己兩個孩子上大學和中學。但當你需要時，她會儘其所有（金錢和精力）去幫助你，她是我們這次出走國外的導演，又是我們經濟和道義上堅強的後盾。三姐臨走前要我們好好放鬆一下，瀏覽一下機場琳琅滿目的商店，並要我們到達加拿大後，儘快與她聯繫。看着她離去的背影，直到淹沒在茫茫人群中，我心中充滿了無比的酸楚。

在機場內，雖然離登機還有很長時間，但我們都無心閒逛商店，更沒有捨得花一分錢，去機場的快餐店買一份午飯，三姐給我們留下的港幣，緊緊摞在手上，以後還有許多地方要花錢呢。上飛機已是下午三點多了，登機後被告之，因飛機有機械故障待修，我們在機上又等了二個多小時，飛機才開始滑行在跑道上，飛機在加速加速終於飛上了藍天。至此，我們實現了計劃中的第一階段，離開了祖國。我們急切地等待着機上提供的晚餐，因為又有近十二小時沒有進餐了，實在是飢餓至極了。

飛機經過近十二小時的飛行，在當地時間四月九日中午時分，降落在溫哥華機場，對韻倩來說，是第一次踏上異國的土地，在機上一夜似睡非睡，但到溫哥華還是相當興奮。辦了入關手續，也不敢出機場，就在機場內等候下一個去多倫多的班機。溫哥華到多倫多飛行了五個多小時，抵達時已是晚上九點了（有三小時時差）。雖然已是四月九日，天空竟下起了鵝毛大雪，我們感到十分茫然，不知道前面是什麼命運在等待我們。心理上的擔憂，加上近二十小時飛行而引起的疲倦，兩人變得十分萎靡。最後的航程是多倫多到渥太華，一個多小時飛行中我們倆竟然乎乎地睡着了。飛機降落時，輪子着地震動的一刻，我們醒了，那時已近午夜十二點了。

重返加拿大,林火和氣象會議會議前前後後

Els和她的丈夫在渥太華機場迎接了我們，車子開了兩個多小時，到Chalk river她的住所，我們就在那兒住下。接下來的一個星期中，會見了許多老朋友，都是在我前二次訪問時結識的。有Golden Ramsey，Peter Kourtz，Jim Harrington，Susan Yatabe，以及原子能研究所的尹世澤博士。剩下時間我還在Petawawa國家林業研究所，就三篇英文論文的稿子，作最後的潤色。所里派了一位秘書，幫助我改錯，改文件格式，以及打印完整版的文稿。韻倩跟着我進行各種社交活動，雖然，我們還不太適應，但都受到了十分熱情和友好的接待。在國內為出席這次代表中國林火科研的國際會議，好象完全是個人行為，一路上走來，困難重重，孤立無援，從論文的準備到護照的層層批准，歷盡了磨難。到了加拿大，則一路綠燈，大家都在幫助你，把開會前的準備做好，一方面是大家把我們看作代表中國第一次參加林火國際會議，寄予厚望，尤其是中國一九八七年才經歷過一場燒毀原始森林面積達一百二十萬公頃的特大林火，都想知道這樣林火的起因、氣候背景、天氣條件、林火後的損失估計；另一方面，對我們來自共產黨中國而夫婦二人同時出席會議，充滿了好奇和疑慮。

一星期後，Jim Harrington開車帶着我們又到了渥太華，住在他妻子Kathleen家裡，趁會議開始前幾天，他帶我們遊覽了渥太華，但是，我們都無心欣賞美景，一心想着開會和會上作主題演講的事，所以，當時的情景，現在的記憶已變得依稀了。但四月十日那天，偶然從電視新聞中傳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以及其後幾天在北京有日益發展的悼念活動。電視台報導似乎強調這些活動正在造成北京政府的麻煩。

胡耀邦是在一九八六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而下台的，趙紫陽接過這個位子，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天安門事件，被指控對外（指對戈爾巴喬夫）泄漏黨和國家機密，成為又一個下台的總書記。實際上二人都是最高權力機關和黨內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人民對黨和政府不滿，卻沒有發泄的地方，只能藉助胡耀邦逝後的“合法”悼念活動，進行變相的遊行示威，以抗議當局的政策，以後事件迅速擴大到社會各個階層，到黨和各級政府各個層面。此時共產黨到了亡黨的邊緣，為此造成了舉世震驚的天安門廣場及其四周地區開槍大量傷亡事件。由於我們在Kathleen家作客，沒有連續關注事態發展，而這時，還只是事件的開端，並未引起我太多的關注。

第十屆林火和森林氣象會議正式開幕

四月十九日第十屆林火和森林氣象會議正式開始，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這以前的幾屆都是由美國和加拿大輪流主辦，也是當時國際上僅有的林火和氣象國際會議，直到九十年代後，才有許多其它林火會議在歐洲和澳洲召開。因此，當時這個會議稱得上是頂尖的林火學術會議。

會議第三天，也就是最後一天，最後一個大會主題演講，安排由我進行，我從來沒有在國際會議上發表過演講，更不用說用英文演講，其緊張是可想而知的了。韻倩在台下幫助我打幻燈，我們早已把必須展示的圖表數據製作成膠片，以便在投影機上放送。給我的時間是半小時，其中十五分鐘演講，十五分鐘聽眾提問和我回答。上了台，為了鎮靜自己，先放了幾張大興安嶺美麗景色的照片，接着我來了一點幽默，說中國的林業部付部長，因為這場特大火災而撤職，而黑龍江的對岸，雖然火情比中國還嚴重，火燒面積比中國還要大，卻沒有一個俄國林業部長因此而下台的，顯然，俄國人比我們幸運得多了，引起台下一陣鬨笑。但是，畢竟我沒有經驗，演講中羅列了過多數據細節，卻沒有把握時間，把整個報告的重點突出，很快15分鐘過去了。主持人沒有打斷我，到了二十分鐘時，主持人第一次打斷我發言，要我注意已過了時間，等到第三次也就是三十分鐘到的時刻，主持人很客氣的說，對不起，時間已到，因為會後許多人還要趕飛機，不得不中斷你的演說。隨即會上響起了掌聲，不知是為我發言鼓掌，還是為會議終於結束而鼓掌。此時，我真想找一個地洞專進去，太不好意思了。我悻悻地下了台，有幾個人還對我的演講表示祝賀，大概出於禮貌和友好的表示吧。

會議期間，還會見了一些朋友，其中安大略省林火與航空管理中心的Dick White，作為加拿大援助大興安嶺林區建立林火管理中心的專家，來過中國多次，在後來我合法留在加拿大後，是他給了我第一份正式工作。我們還出席了在國家展覽館舉行的會議正式宴會，比較隆重。我記得有一個美國人同我攀談，他第一句話就說，他很像美國總統老布什。我們也在會上認識了Tim Lynham的妻子，看上去十分漂亮的Kathie。後來在一九九八年初，還收養了一個可愛的中國女孩，起一個英文名字叫Peri，我們同他們保持非常好的個人關係，Tim後來幾乎為我們二人成功地介紹了許多的工作。可是，他們夫妻倆人最後還是以分手告終，這是二零零八年的事了。

會議結束後，Jim Harrington和 Kathleen又請我們到渥太華河對岸的 Hall 市的Gatineau 國家公園去玩。在附近的小飯店吃的午飯，記得當時還點了飯後的甜食，有一種叫奶酪蛋糕(Cheese cake)，我對Jim說，這是我們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吃這種奶酪蛋糕吧。這件事我記憶猶新，因為當移民成功後，總是買這種蛋糕，並向人們重複着這個故事，不同的是結局是我們從此可以無數次地品嘗這美味的奶酪蛋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