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基辛格》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偽君子基辛格》，作者Ben Rhodes（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認為，在全球事務上的冷血思維讓基辛格在對與美國實力接近的專制國家打交道時取得了重大突破——對蘇聯的“緩和政策”給軍備競賽升級降溫；對中國的開放則加劇了中蘇矛盾，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融入全球秩序，並開啟讓數億人民擺脫貧困的改革。這場改革的發起人正是下令鎮壓天安門抗議者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這一事實本身也體現了基辛格遺產模糊黑白的本質。一方面，中美恢復邦交是“冷戰”的決定因素之一，也提升了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成了美國最大的地緣政治對手和全球政治的威權主義領頭羊，將百萬維吾爾人關進集中營，並威脅入侵台灣，而台灣的地位之所以懸而未決，正是因為基辛格的政策。

文章說，就像人際關係一樣，誰也不期望國家事務的處理能盡善盡美。但美國已為其偽善付出了代價，儘管這代價比戰爭或談判的結果更難衡量。幾十年來，美國講述的民主故事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已經變得空洞，而“民主”一詞聽起來就是美國利益的遮羞布。這一切並不能歸咎於亨利·基辛格一人。從很多方面看，他既是美國國家安全權力體制的締造者，也是這一體制的產物。但他同樣是一則警世故事。作者說，儘管如此不完美，但美國的存在離不開美國的故事，是它讓美國成為了一個多種族民主國家，並與俄羅斯和中國涇渭分明。

近日有一對中國鄭州網紅小夫妻“亮亮麗君”成為微博熱議話題。“亮亮麗君”是典型中國打拼的小夫妻，近期他們買的樓房變成爛尾樓，完工遙遙無期，要求地產商退款，卻遭對方毆打。台灣“上報”發表文章《“亮亮麗君”的爛尾樓　預告中國經濟失速》，作者洪耀南指出， 其實“亮亮麗君”不是個案更不是特例，根據日本野村證券調查，截至2022年底中國有二千萬戶的爛尾樓，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預估要“保交樓”（保證交屋）2000萬套需要3.2兆人民幣，大約台灣政府六年的總預算。無論預算是杯水車薪或進度完成比率偏低，地方政府也都陷入債務危機，尚無法自救，還需要中央來救，保交樓政策在地方政府只能敷衍。日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要求，中國準備列出50家“白名單”大型房地產商幾乎都是國企，提供這50家信貸、債券、股權的融資，在房地產商的骨牌效應下，中國政府準備只“救”這50家，其他都要斷尾。

文章說，中國上層是按權力分配、中層是按資本分配、底層是按勞分配。中共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用權力來決定“誰”可以生存，哪一些企業可以無條件被注入無限的資金，而地產商是按資本分配，一家恆大可以欠債2.4兆人民幣，現在被劃入白名單的50家都有可能是一下一家的恆大，甚至是一個更大的泡沬。而像亮亮麗君一樣的底層人民，他們按勞分配，勞動所得還被減薪，維權還被打，目前只能離開鄭州回鄉下。

一部以中國第一所免費女子高中校長張桂梅為主角的電影《我本是高山》在中國大陸上映，並引起多重爭議。新加坡“端傳媒”發表文章《<我本是高山>與爭奪張桂梅：“黨性”、“人性”與女權主義的較量》，作者詹時指出，儘管處境艱難，但女性視角既然打開，就難以被關上。這些年，輿論場對中國的電影、電視劇、綜藝節目、新聞報道性別意識缺失的批評仍然是越來越多。不談主義，但可以談問題。由於張桂梅是被黨國以最高規格嘉獎的，所以她成為少有的不可被男性冒犯的女權象徵。這使得通過張桂梅來伸張女性權利的視角，是在惡劣的輿論環境中少有的可以對抗厭女力量的方式。但這也意味着，女性視角的一方只能全盤接受張桂梅，而不能提出批評。

文章指出，當下輿論場對《我本是高山》的批評，最多的已經不是“男鍋女背”，而是指責電影淡化了張桂梅的黨員身份（比如沒有戴黨徽），指責電影把張桂梅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矮化成了小情小愛。有些評論雖然批判電影缺乏“黨性”，但落點仍然是親西方的女權分子，為了迎合西方，淡化黨的作用。也就是說，論證的邏輯仍然是：女權在淡化黨的存在。這使得雖然對《我本是高山》的批判已經成為輿論主流，但女性議題在其中的空間是少之又少，而張桂梅的形象也從某種女權象徵，變成絕對的共產黨員。

作者認為，這番輿論風波之後，留下的是一種新的反女權方法論，也是對以愛國為護身符的“粉紅女權”的進一步打壓：從共產黨的歷史和思想中尋找女權的思想資源，得到的是共產黨，丟棄掉的是女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