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性：普遍且帶着罪性

關於人性，其實就是人的本質。這裡，我想先“潑點冷水”。從基督信仰來看，人性最大的特點就是具有普遍性，無論中外、古今，都是“一樣的配方、一樣的罪性”。聖經說得很直白：“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3:23）。罪性的性，就是自私、驕傲、貪婪，總想着不勞而獲、操控他人、追逐權力。《商君書》其實就是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它利用人性，通過制度設計去“馴服”人，讓每個人都被利益和利害收拾得服服帖帖，最終實現“把人民裝進籠子裡”的專制國家的目標。

當然，這種“馴服”本質上並沒有解決人性深處的問題。罪性不會因為制度而消失，所以我們會看到，儘管《商君書》試圖塑造出服從型的“國民性”，但底層的罪性依然在暗處伺機反撲。這種反撲，使中國社會在不斷上演的“治亂循環”中，表現得更加分裂、更加冷酷，缺乏宗教社會中那種溫情與信任。

2. 國民性：文化影響的產物

國民性和人性不同，它更像是文化和歷史環境的“沉澱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托克維爾說的“民情”。這是一種集體性的習慣、氣質和精神狀態。比如中國的“國民性”很大程度上就受儒家、法家文化的塑造：一方面重視秩序、權威，表現出奴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種靈活的務實主義和功利主義，表現出不可捉摸的變化性。久而久之，這種文化影響塑造了中國人對權力、規則的獨特態度。

有意思的是，國民性雖然是文化的結果，卻又反過來塑造文化和制度。這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像你提到的“官員性”和“臣民性”，其實就是這種文化互動的產物。托克維爾在美國看到的是自由與宗教的平衡，而在《商君書》的邏輯下，卻是權力與人性的博弈。

3. 罪性與文化：誰決定誰？

這裡要強調一點，人性中的罪性是更深層、更普遍的“底色”，國民性只是這底色上的“花紋”。無論是商君書式的嚴刑峻法，還是儒家的教化倫理，其實都是在“管理”人性，而不能“改變”人性。

聖經中指出，人心才是罪惡的源頭（耶17:9）。所以如果罪性不變，無論文化怎麼設計，制度怎麼調整，國民性都難免淪為罪性的“延伸”。《商君書》作為專為統治者服務的“秘笈”，試圖用制度馴服國人，但最終只是強化了國人人性中的利己和冷漠而已。這也是為什麼它在短期內奏效，長期卻讓中國社會陷入無休止的權鬥以及災難性的底層反抗。

4. 文化的出路：從罪性到更新

最後，說說出路。國民性可以被文化塑造，但文化本身要想“變好”，得先解決人性的救贖問題。換句話說，國民性要更新，人性必須被超驗地救贖。從基督信仰來看，這更新的出路，沒有別的，就是福音的力量——只有當人從罪中被釋放，與上帝和好，才能真正塑造出健康的文化和國民性。

托克維爾為什麼說宗教是美國民情的基石？因為他看到，當人敬畏上帝，文化中就會自然湧現出愛、責任和自由這些美好的品質。相比之下，《商君書》這種對人性悲觀到極致，又被權力加以利用的文化與制度設計，註定缺乏持久的生機，只會像邪派武功一樣，把社會帶向深淵。

總結一下，人性決定國民性的“底線”，文化塑造國民性的“細節”。但罪性的普遍性提醒我們，任何國民性都不能脫離罪的現實。真正的更新，始終要回到生命的源頭——與真理和福音連接。一個國家和社會，只有透過基督信仰將罪惡的人性裝進籠子裡，繼而將罪惡的權力也裝進籠子裡，才能告別“人吃人”的傳統文化，進入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