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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倆,到底誰吹牛?
送交者: 雜花生樹 2008月11月23日14:20:21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回  答: 潘涌:情商《1-2》潘涌 於 2008-11-21 09:38:12
上回你說你爸爸的那個情報部很強,破譯了蔣匪特務要炸周恩來去參加亞非會議的座機的密電,周恩來沒上那架飛機,得以不死。
前天我偶然看見《王芳回憶錄》,王芳說那份電報是他們浙江省公安廳破譯的,我該信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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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芳回憶錄》:截獲暗害周總理的重要情報
《王芳回憶錄》 王芳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2006年11月27日14:28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國民黨特務機關從大陸撤逃時,一片混亂,通聯指揮只能使用原班人馬,運用原套工作方法。而已經起義的“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員大都與他們本來是同學、同事或搭檔,交往密切,彼此對通聯手法、特點、脾氣都很熟悉。這時,台灣國民黨特務機關與派往島外、潛伏在大陸的特務組織,指揮聯絡主要使用電台電訊,截獲和破譯他們之間的這些密電碼,是反間鬥爭的重點課題。為此,杭州市公安局經省委和華東社會部批准,決定設立專門機構,啟用“保密局”杭州支台的人員,並在破獲的敵特組台案件中,篩選有連續作戰條件的台電,與美蔣特務機關周旋。

我們首先對起義過來的18位同志(支隊長厲培明等三人已調上海市公安局工作)集中進行政治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選用《浙江日報》幹部、原地下黨員沈競新來管理和領導他們,定名第二股,沈任股長,隸屬杭州市公安局第二處情報科,配備7台收發報機,其中有3台功率較大。這些同志隨着立場的轉變,和我同甘苦,表現很積極,很快把工作開展了起來。當時稱之為“騎驢找驢”,實際上起“解鈴還需系鈴人”的作用。開始以搜索為主,控制為輔。到1950年5月,對台灣“保密局”、“毛森系”、“內調局”的電訊網絡大都能捕捉到信號,控制了敵特總台的共播機,掌握了“保密局”聯絡通訊電台的區域及活動性質,也摸到了敵特電台密碼的規律。破譯員馬遁,經過反覆研判,破譯了第一份密碼,獲取了情報,隨即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以控制為主,搜索為輔。至當年6月,共掌握敵台23種密碼,全部破譯的有20種,譯出的電報涉及軍事、政治諸方面的內容,情報價值很高。特別是佐證從其他渠道獲悉的敵情動向,有利於我開展謀略鬥爭。敵人要從舟山撤逃,我們事先知道了;敵人要空投特務,我們也知道了,並引導到我指定地點着陸。1950年秋,10名國民黨空投特務一落地,就成了瓮中之鱉。他們隨帶的電台、密碼本、武器等被我全部繳獲。

根據對敵鬥爭的需要,1951年,浙江省公安廳決定將杭州市公安局第二處情報科第二股升格為科建制,移交省廳一處管理。到1954年底,根據公安部的要求,又在科的基礎上擴編為技術偵察處,人員擴編到120餘人,設備陸續更新,工作更走上正軌。從破譯敵台密電中得到了許多情報,有的非常重要。這裡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我破譯敵台密電,在1955年4月11日發生的震驚中外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保護了周恩來總理的安全。

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這是第一次由發展中國家自行召開的大型國際會議。為了加強與亞非國家的關係,擴大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推動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國政府決定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出席大會。

當時中國領導人還沒有專機,決定租用“克什米爾公主號”,這是一架屬於孟買印度國際航空公司所有的洛克希德星座式749A型飛機。

1955年4月,台灣國民黨“國防部情報局”獲悉,周恩來總理將經香港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去印尼出席亞非29國政府首腦萬隆會議,策劃在機上安放定時炸彈,妄圖暗殺周總理。

4月11日上午,香港情報站特務按計劃在飛往雅加達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安放了定時炸彈。中午12時15分,參加亞非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隨同採訪的中外記者共11人乘印度國際航空公司的包機“克什米爾公主號”,從香港起飛途經雅加達轉赴萬隆。在離開香港5個小時以後,於下午6時30分(當地時間)左右在距地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飛行時爆炸。

機上除副駕駛員、領航員、機械師3人生還外,其餘16人遇難,其中有我參加亞非會議的代表團工作人員石志昂、李肇基、鍾步雲和5名新華社記者、3名外國記者、5名機組人員。失事飛機的殘骸在新加坡東北500公里的印度尼西亞所屬的納土納群島的斯達瑙附近發現,機身墜入離海岸1公里的水中。

所幸的是,周總理剛做完闌尾炎手術,又因緬甸總理吳努和印度總理尼赫魯邀請他到緬甸商議會議期間的有關協作事宜,臨時改變了路線,從昆明取道仰光到達雅加達。周總理提前於4月8日離京,14日飛仰光,16日抵萬隆,倖免於難。

其實,4月5日到11日,台灣“情報局”給香港特別情報站有關暗殺行動的密電碼為浙江省公安廳破譯,隨即報告了公安部,公安部及時報告中央。4月9日晚,我破譯的密電錶明,國民黨特務將破壞代表團所乘飛機,並備有定時炸彈。消息報到雲南昆明,正在那裡的周恩來總理立即發出指示,要求通過外交渠道向英國政府進行交涉。

我外交部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均於4月10日上午和9日晚即將這一情況正式通知港英當局,要他們嚴加防範。但不知什麼原因,這一特務破壞事件未能避免。

針對這震驚中外的嚴重事件,我政府與港英當局嚴正交涉,港英當局同意對在香港的國民黨特務採取行動,先後搜捕了108名,給了國民黨特務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裡,我還想說明一點。就是浙江省公安廳破譯和及時報告的這一情報,究竟在整個事件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中央是否還從其他方面也獲得情報?這隻有公安部和黨中央掌握。但浙江省公安廳技術偵察處工作人員在偵破“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中連續立功受獎,其中馬遁同志榮獲特等功一次,已說明了它的作用。

隨着時間的流逝,“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在海峽兩岸逐漸解密。

據印度尼西亞調查委員會公布的調查說,“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失事,是“由於放在飛機右翼輪艙處的一個定時炸彈爆炸造成的”。

1955年9月2日,英國駐華代辦歐念儒將《關於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破壞案的警察調查綜合報告》遞交給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報告披露了香港警方事後調查的詳細過程。嫌疑犯鎖定為香港啟德機場地勤人員周梓銘(化名周駒),此人被台灣特務以60萬港元收買,在“克什米爾公主號”上安裝了一枚有輕微滴答聲的定時炸彈……事件發生後,周梓銘於1955年5月18日躲到“飛虎將軍”陳納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機內逃往台灣。

1995年,台灣《中國時報》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專訪谷正文談籌劃刺殺周恩來始末的文章。當時任台灣“保密局”偵防組組長的谷正文承認,“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是台灣特務人員干的。直接參與這一陰謀的一個是時任“保密局”敵後部署組組長的趙斌成,另一個是組員陳鴻舉,最後選中周駒在飛機上安放定時炸彈。計劃擬定後,趙斌成與陳鴻舉兩人特地從香港趕回台灣,向“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作了“口頭報告”,毛人鳳當即表示同意。

2004年7月19日,我外交部將首批解密檔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開放。其中,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有關的近80份檔案成為眾多中外媒體和廣大市民關注的焦點。正是這些密封了49年的檔案揭開了“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鮮為人知的事情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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