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在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写过短文，推敲荷马怎么知道特洛伊战争，作为

对比，也推敲了孔子记叙的牧野之战。

现代天文学，居然确定了牧野之战的具体时间:

天文计算软件的推算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以及彗星、日食、月食、历日(朔、干支)等进行研究。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前1000年的百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百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百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

　　按照以上思路,江晓原与其助手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百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7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即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江晓原等研究人员利用全新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年—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唯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

最终选定1046年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3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碳十四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用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甚为广远的牧野之战,始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某一个星光照耀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