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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來蜜:話說同窗(1)
送交者: 多來蜜 2014年11月16日21:09:43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同窗,同在一個教室聽課的同學之謂也。我在“發蒙”(家鄉早年對開始上學的叫法)的時候,還沒有學前班這一事物,所以我的同窗應該從小學起計。小學曾轉過學,休過學,故有三個班的同窗。中學也轉過兩次學,初高中共有四個班的同窗。大學上了一年多時,因“革命”的需要,重編過一次班,就有兩班朋友。讀研究生時一個班。這樣算起來,前後共有十個小班的人可以稱為是有“同窗情誼”的學友。班大的有五十多人,小的二十餘人,而且是個變數。譬如,剛上高中時,我班有近六十名學生,但“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又時值人禍遍地,饑寒難度,三年間參軍的,休學的,退學的合起來竟過三分之一,到照畢業合影時只有三十幾名。每班平均以三十人計算,則我可以粗略地估計:我有三百個同窗。考慮到大學,研究生時期很多課是大班合上的,還有工作時期的外語提高班,這樣那樣的培訓班,那麼廣義的同窗就更多了。下文的“同窗”,僅指同一個小班內,學習,勞動,政治學習與開會討論,搞運動(後三項在當年從中學到大學階段占相當多時間,是演繹同學之間關係的活劇場)都日日共處,相互了解較深的情形。以下的議論及故事,既有空泛的概括,也有令我難以忘懷的一些他人遭遇。
我剛讀初等小學(一至四年級,簡稱初小)時,農民剛好“翻了身”,都想“當家做主人”,“在萬惡的舊社會讀不起書”(這三個短語與我同時代上學的人每人聽過看過成千上萬遍)的都將子女送來上學,因而有不少大齡的小學生。我因環境的關係入學較早,論個兒與大多數相比實在差距太大,常受欺負不說,共同語言也不多。例如,三年級第一學期(第五個學期,我們那裡叫“讀五冊”),我還不滿七歲,而我們的女班長,已經合乎剛頒布的新婚姻法的條件,走進了婚姻的殿堂。有的男同學可能將她叫成妹。但是這些大同學都沒有讀多久就回家了,年紀次大的繼續堅持。直到幾年後,我在縣城小學念高小六年級時,還有調皮的男生以本班同學的姓名作歌曰:“蔣x環,劉x英,兩個大女人;李x才,唐x慶,兩個大男人”。在他們眼裡,這些學生早已經是成年人了。
同窗之間,常年學習生活在一起,事久見人心。且人數多到一定程度,就是一個小社會,自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喜歡讀書常跑圖書館的,愛好文藝喜歌舞演出的,家庭成分好是“依靠對象”的,“積極要求進步靠攏組織”(那年月,每學期每年,及畢業前就業前工作調動前......的群眾評定與組織鑑定中,對相應的人都寫入此說法作為褒獎)的......各種群落也就日漸形成了。每個人的定位可能只在某一群落,也有的結交較廣,有些人則與所有的其他人保持不即不離。個別的因告密,小偷小摸等原因為眾人所排斥。
同學之間的交情,層次各有不同。大多數是一般的朋友關係。成為至交密友,無話不談的很少。一是相處的時間不是太長,來不及形成“鐵哥們”就各奔前程,二是從五十年代開始,在層出不窮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朋友“檢舉揭發”告密出賣而倒霉的例子時有所聞,所以大家心裡怎麼想的,與口中說出來的,往往不是一回事。如此,真正的知心朋友很少,剛畢業時友情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漸漸地聯繫就少了乃至沒有了訊息。不過也有例外。我們初中的兩個同學,高中時又同在另一班,交情甚深。後來一個上了大學,畢業後在外省工作數年後才調回老家,另一個是先務農後長期擔任小學民辦教師,除書信往來之外,一連十幾年他們倆每年春節後必定互訪,有時還邀父輩訪問小住,竟成世交。
同學之間,有時因某些事情意見不合,或因某些利益造成矛盾,結下梁子。有些矛盾在其他人調停之下可以和解,有時一些隔閡激化,也會動起手來。小學生之間打架乃是家常便飯,我自己也往往不自量力,和人較量過,但打完後不計前嫌。中學時好像同學之間有吵的,但沒有打過。倒是讀大學期間,我班出了兩次單挑事件。一年級時一個年級團總支幹部D,與另一個同學T因開玩笑到小打,最後翻了臉真的打,打不過就抓人要害,吃虧者告狀告到年級輔導員那裡,最後也沒有擺平。五年級快畢業時,已經歷了文革暴風驟雨的兩年曆練,都不是那麼“溫良恭謙讓”了。還是那個D,與另一同學Z在走廊上先是大吵,引來一群人圍觀。然後就開打。D先虛晃一腳,再狠狠一腳直踢對方要害。不想對手早有防備,一閃身抱住腿欲掀翻來犯者。D用近身搏鬥術,抱住對方,一口咬中其左耳。其他人好不容易將二人拉開時,Z的耳朵雖未被扯下,卻已被咬穿一孔。一觀者悄悄對我道:惡鬥到如此程度,還是第一次見到!
每個班上有男有女,日復一日朝夕相處,冬去春來容易過,天長地久就難免生出有關愛情的傳說和故事來。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就有人惡搞,說某某男生跟某某女生是一對,某人“想”(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愛上了”)某人之類,大多數人都涉案。當然,沒有一件是真的。到初中後期,一些較大的男生似已情竇初開,常在背後議論女生的長短,在勞動時喜歡跟心儀的女同學接近,主動幫助做些費力的活。有一個三年前休學去參軍,復員後插班到我們班的男生,給一個女生寫了張紙條,不知怎麼傳出去了,弄得他非常狼狽。進入高中階段,又長大了幾歲,這類事情多了起來。且不去說先後有兩個男生在家庭的壓力和安排下結了婚(那時好像中學生結了婚則考大學就沒戲),光是班內年齡較大的男女生之間眉來眼去,暗送秋波的事多得是,單相思的也有好幾個。有些情投意合的繼續發展,上升為戀愛關係的也有兩三對,但最後都沒終成眷屬。有一個男生W,暗戀一個從初中就同班的女同學C。從旁觀者角度看來,他論模樣,學習成績,人品,家境,沒有一樣配得上她。但W並不氣餒,堅持他的追求。時值饑荒,人人吃不飽。W家地處山區,各家自產雜糧較多,每星期回家一次,挑來一大口袋紅薯,送給C及其朋友們,想以此贏得C的芳心。但不久以後形勢好轉,紅薯不再吃香,W再也沒了籌碼,他的這段“剃頭挑子一頭熱”,都付予同學的笑談中。班上另有一個愛情故事,其結果令人扼腕長嘆,後面再作敘述。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同窗共讀再久,終有分別的一天。各奔前程之後,命運相差懸殊。 一些同窗沒有趕上改革開放的大好時代就過早辭世:小學時,就有同班同學病死。六零年大饑荒有人沒熬過來。離開中學或大學進入社會以後,事故,疾病,因政治上經濟上的巨大壓力造成的早衰,陸陸續續奪去了一些年輕的生命。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每次回國,都會聽到有同學離去的消息。不由感嘆: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在人生大舞台上事業上的成就,亦有天淵之別。有發號施令叱咤風雲者,也有仰人鼻息匍匐於地者。初小同窗的一大半,甚至少數高中同窗,務農終身,他們的子女大多也都在沿海打工,位於社會的最底層。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八十年代中期某年春節期間,我回家鄉省親。大年初一剛天亮,到一小鎮的汽車站送客。卻見二十多年前的一個高中同學已經挑着一擔甘蔗站立在行人稀少的十字路口。從他家步行到這裡得近兩個小時!不是生活十分窘迫,誰願意在這樣的日子不與家人團聚而天不亮就起床,在泥濘路上負重奔波十幾里,然後再在寒風中叫賣!而經過層層篩選的大學或研究生同學,經過幾十年的拼搏,基本都已有相當好的生活條件,且蔭及子女。事業有成者,最高的做到大學校長,院士。
下面數說的是一些同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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