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中國農曆的曆法改革和編制 |
| 送交者: 對對眼 2015年02月18日13:52:07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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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是一個很寬泛的說法。一般我們現在說的農曆實際指的是370多年前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等人按照西方天文學修訂的《時憲歷》。因為之前用的《授時曆》用的是平氣法,24節氣到了後來是越來越不準確,徐光啟學習西方天文知識後,知道問題所在,讓西方傳教士湯若望一起編新曆法。用定氣法重新確定了二十四節氣。我們現在的二十四節氣和古代的二十四節氣名稱一樣,但是時間卻是不一樣的。
歷史是這樣記載: 欽天監推算刻數不合:1629年6月21日(崇禎二年五月朔),日蝕。欽天監依《大統歷》推算蝕三分二十四秒,依《回回曆》推算蝕五分五十二秒,都不合。徐光啟依西洋曆法預推:順天府(今北京市)蝕二分多一點,應天府(今南京市)蝕八分多一點,瓊州(今海南島海口市)全蝕,大寧(今內蒙古平泉縣北)以北不蝕。證驗下來,完全符合。
後來明朝滅亡了,湯若望等人編寫的新曆保留了下來,被清朝統治者所用。啟用新曆的時候還有許多波折,湯若望本人也差點因此殞命。不過後來還是新曆在準確性上壓倒了舊曆,得到了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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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Z: “中國何時能實現民主?”。我給了一個定量答案如下∶ (1913-1629)-(1989-1919)=214年。 它是說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從五四運動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從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 上式的基礎是所謂運動規律在時間平移變換下的不變性。最早涉及規律不變性觀念的是伽利略。地球自轉公轉如此之快,為什麼人絲毫感覺不到?伽氏的解釋,也是正確的解釋,就是力學運動規律在時空變換下的不變性,包括時間平移變換不變性。社會歷史也是時空中的一種運動。如果假設:普適性文化的成長規律滿足類似的不變性,那末,現代嚴謹科學在中國社會中的成長,應相同於人權價值觀和政治民主制在中國社會中的成長,即有相同的時間尺度。這樣,由四個歷史年代(1629,1913,1919,1989),就可以推知上述的214年。這就是1989年4月4日我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寫的“從北京天文台看中國民主進程”一文的主題(全文附後)。意思是說,解決“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前後用去了307年, 1914-1607=307. 起始和終結的標誌性事件分別是:1607 年,徐光啟和利瑪竇翻譯出版歐氏“幾何原本”及隨後的中西曆法之爭;1914年(民國三年),中國正式採用基於現代天文學計算的曆法,“洋”歷通行。在民 國三年頒布的曆書上特別寫有:“本年曆書系用東西各國通行之法推算”,這是300年才得到的結論。而1919年才引進的德先生,到1989年,祇同“傳 統”衝突了70年。遠還沒有認識到德先生是“東西各國通行之法”,不奇怪。再“衝突”100年,也不算太奇怪。 ----------
回顧一下三百多年來與北京天文台有關的歷史。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五四’,最有價值的作用是倡導將民主和科學注入中國文化。這二者正是中國傳統中所缺少的、或不足的。然而,就民主和科學二者在中國的注入進程來看,五四大體正好分別是它們的起始期和完成期。意思是,一九一九年,中國剛剛開始她的民主政治的進程,而那時,中國已開始全面地接受現代科學,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衝突過程已近結束。 三百多年的科學注入史,許多都與北京天文台有關。公元一五八二年意大利耶酥會士利瑪竇來華,是西方現代科學傳入中國之始〔利氏的墓地現仍位於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內〕。現代科學一開始就遭到抵制,明末冷守中等反對用‘西法’制歷,認為只有宋代理學的“皇極經世”才適用於中國曆法。這是首版的“中國特色”論。所以,當時仍沿用陳舊的大統歷和回回曆。 一六一零年的一次日蝕,用傳統方法預報錯誤;一六二九年的日蝕再次預報錯誤。而徐光啟用西法預測則十分準確。這才迫使崇禎皇帝接受西法,編出“崇禎曆書”。不過,由於守舊派的反對,“崇禎歷”實際並未使用。直到明亡清興,順治時期才將該書改名為“西洋曆法新書”刊行,並用以制歷,名為時憲歷。這可能是“西洋”近代科學第一次進入中國社會生活。 好景不長,順治一死,反對現代科學的勢力再度得勢。大儒揚光先上疏朝廷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既反對西洋人,又反對西法,可稱為第二種“中國特色”論。在這種特色論下,以西法制歷的李祖白等五人被處死。他們是北京天文台第一批為中國的現代化獻身的人〔研究天文的人由於不見容於統治者而被整肅以至處死,中外歷史中均不罕見〕。 康熙親政後,情況有好轉,再度使用以西法為基礎的時憲歷。康熙是歷史上最喜好科學的皇帝,他早年直接向傳教士南懷仁學過西方天文學。“曆象考成”和“康熙永年曆”兩本大體還具有當時西法的水平,是那一時期的代表。 自雍正上台始,又開始了一個長達百餘年的排斥科學的時期。閉關鎖國,科學交流被切斷了。占據學界主流的乾嘉學派,只事考據經典,無興趣於觀測科學。直到十九世紀,該學派大師之一阮元還不接受日心地動說,寫道:“至於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叛道,不可為訓”。這又是一種以“經”“道”意識形態為基礎的“中國特色”論。 鴉片戰爭後,上述意識形態才失去威力。天文學家李善蘭駁斥阮元說:“嘗精心考察,而苟牽經義,妄生義論,甚無謂也”。李善蘭於一八六八年到北京任同文館天文總教習,從此中國再度系統地引入西方天文學。而真正再度使用西法制歷是在辛亥革命之後了。民國成立,改欽天監為中央觀象台,主持制歷。 由於時間緊迫,民國元年及二年的曆書還是用舊法計算的。“三年曆書”才完全依據現代天文學而制。從此再沒有反覆過。就是當文化大革命批判西方“資產階級科學”時,所用的曆法卻還是“資產階級科學”的。 “三年曆書”的編制者高魯和常福元在“凡例”中寫道:“本年曆書系用東西各國通行之法推算”。“東西通行之法”一語極為重要,它標誌着中國社會終於認識了科學規律〔推算之法〕的普適性,而無所謂“中國特色”的科學規律。這就是為什麼“五四”大體可以看作中國傳統與現代科學衝突的終點。起點和終點都發生在北京天文台。 這一段科學注入史也許有助於我們從更長的歷史背景上來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
北京天文台今年將紀念建台710周年。自古以來,中國的皇帝往往要祈天斷事。自從元朝建都北京之後,北京天文台一直為歷代皇帝充任這類探察天意的角色。五四之後,天文台就沒有這種功能了。不過,天文台的漫長歷史仍可為許多人,特別是今日之斷事者,提供借鑑。勿師西法論、上下易位論、離經叛道論等不都有其“先驅者”嗎?願這些歷史能為今日的斷事者鑒。 天文台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背倚宇宙腑視人間的觀察點,由這裡看去,星移斗進,“法輪”常轉,萬物概莫能外。科學的“法輪”已轉進了中國,民主的“法輪”也在轉了,今天的困境不過是它啟動時的嘎嘎之聲而已。這就是我的信心和力量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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