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別懸殊的後果

現在誰都知道中國大陸社會貧富差別越來越大，“拉美化”嚴重。在發達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執政者特別注意的就是國內貧富差別不能太懸殊，同時要有一個足以占國民多數的中產階級階層。比如美國，年收入在3至20萬美元的即可認為屬於中產階級，據估計大約80%的美國人的家庭收入在這個範圍內。為什麼是“3至20萬美元”年收入的家庭？這標準的含義是，家庭收入可支付25年貸款的一棟郊區房屋和汽車，以及撫養家庭的費用。美國各地區生活水平不同，3萬美元的家庭收入在東西海岸的城市是少，但在中部小鎮還勉強過得去。

理論上講，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是一種社會階層，在現代社會中，指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例如有安定、較高薪酬的工作，在現代社會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起很大的作用，最好有70%以上的占比。如果一個社會貧富差別懸殊，少數富有者占有極高比例的社會財富，中產階級比例不高，絕大多數民眾處於低收入狀態；這個社會就會有階級矛盾。富有者和大多數窮人的社會追求目標完全不一致，我們所稱的“暴力革命”那當然就“應運而生”。

呵呵，我講這些很乏味兒哈。據我個人讀歷史的體會，當年國民黨政權之所以被中共推翻，就是因為國民黨執政的中國，社會矛盾極其嚴重，而國民黨只代表國民中極少數富有者的利益，因而被聲稱代表絕大多數窮人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人打得慘敗（當時中國是極其貧窮的農業國，毛澤東們的口號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難道國民黨政府就不能代表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嗎？難。國民黨依靠的就是有錢人，而且必須是有錢人。可當時中國的有錢人太少。絕大多數窮人無法依靠。如果想取得大多數窮人的支持，那就得給窮人好處。可當時戰亂連連，經濟凋敝，又如何發展生產提高窮人的生活水平呢？加之國民黨政府腐敗。他們不敗都難。我說的這些道理也太簡單了，就不羅嗦了吧。總之，一個社會貧富差別太大就會成為“暴力革命”的溫床。正是因為如此，資本主義發達國的執政者們，總要千方百計地在社會中營造中產階級，保護中產階級，讓他們成為國民的大多數，以緩和社會矛盾。為什麼不讓全體老百姓都成為中產階級？看您說的，在一個公平的自由競爭的社會，富有者和窮人是免不了的；有競爭才有差別。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國大陸的社會狀況。2013年3月《福布斯》中文版聯合宜信財富發布《中國大眾富裕階層財富白皮書》稱，中國的大眾富裕階層近年來迅速壯大，2012年達到1026萬人，人均可投資資產達133萬元人民幣。參考國際通行標準，白皮書所定義的大眾富裕階層是指個人可投資資產在10萬美元至100萬美元之間的中國中產群體，即所謂的“高級白領”。此人群中，從事金融和貿易的占19.2%，從事製造業的占據了11.5%的份額，從事房地產行業的有9.0%。我們假定這是些富有者的個人家庭也是1026萬個，中國大陸的家庭數是3.4億個。那這所謂“中國中產群體”僅占國民總數的3%。

另據數據稱，2012年中國家庭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文章“看看中國當下的階層結構 就知道社會轉型已失敗”中有這樣的數據分析：按世界銀行幾年前公布的數據，中國人均日消費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億，加上亞開行計算出來的“低端中產（日均消費2美元）”3.03億，中國的貧困人口幾乎占一半左右。近幾年這一情況還在惡化，隨着外資的撤出與實體經濟的蕭條，還將有1.24億人口失去工作，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底層（即貧困人口與半貧困人口）約高達60%以上。

2005年中國國家統計局根據人均GDP和購買力平價，給出中國大陸中產階級的家庭年收入在6萬至50萬人民幣之間的概念。就用這個剛一出籠就遭質疑的結論吧，中國大陸的家庭在2005年達到了這個收入水平？大概不超過5%。如此說來，中國根本沒有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而且這些所謂“中產階級”大都在京上廣這幾個超級都市裡。中國大陸不但民眾的貧富差別極大，地區間的貧富差別也驚人。上海和貴州的人均收入能差十幾倍，甚至更多。

這麼說，現在在中國大陸，窮人占絕大多數了？當然。農村的人口占中國大陸的一半左右。想想看，農民的生活水平什麼樣？就是中國政府想方設法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可農民的生產力在那兒擺着呢。怎麼增加他們的生產收入？通過社會救濟也是不現實的。那是6億人啊。現在農民生活在社會底層，您讓他們怎麼想？農民們只能當農民工，進城掙些微薄的收入。現在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速度一降再降，他們連這點錢恐怕也很難掙了。可京上廣那些富有的人群呢？估計他們的錢還真是越來越多呢！這樣一個社會是不是岌岌可危？

有人說，中國是有“拉美化”的傾向。可是人家拉丁美洲那些國家不也是相對穩定的嗎？是啊，我這些年還真到那些國家旅遊了很多次；那裡的貧富差別驚人。不過人家國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國大陸低得多，且資源也比中國大陸相對豐富。

附錄：看看中國當下的階層結構 就知道社會轉型已失敗（摘編）

“一百年了，沒有長進，上面還是慈禧，下面還是義和團。”這段平實的話，卻說明了中國社會轉型（核心是社會階層結構轉型）的失敗。所謂“失敗”，是指中國社會階層當中，底層數量過於龐大，中產階級人數占總人口比例偏少。

社會轉型包括政治轉型、經濟轉型與社會階層結構轉型等幾方面。當一個社會的階層結構發生變化之後，消費結構（從而帶動生產結構）、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都將發生深刻變化。中國現在最大的失敗就在於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即未能從底層為主轉化為以中產為主的階層結構。

所謂“上面是慈禧”，大家都明白指的是政治變遷中的核心部分，即政治體制至今未發生質的變化，當權者仍然迷信政治暴力，再加上慈禧當時未曾建立的思想控制體系。“下面是義和團”，表面上看，是指毛左及社會底層日益顯化的暴力傾向。但由於這種暴力傾向源自社會成員的失敗感，源於占人口至少60%左右的中國人未能搭上盛世列車，成為社會等級金字塔底座的一部分。

2010年2月，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公布一個結論，其時中國中產階層的規模約為總人口的23%左右，並以每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在擴大規模。

目前的情況是：按世界銀行幾年前公布的數據，中國人均日消費一美元及以下的人口共占3億，加上亞開行計算出來的“低端中產（日均消費2美元）”3.03億，中國的貧困人口幾乎占一半左右。近幾年這一情況還在惡化，隨着外資的撤出與實體經濟的蕭條，還將有1.24億人口失去工作，也就是說，中國的社會底層（即貧困人口與半貧困人口）約高達60%以上。

中國在產生少量億萬富翁的同時，生產着數量相當龐大的貧困階層，說明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

改善社會階層結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分配製度。一個社會的收入分配製度是指收入分配交易規則的總和。即用法律與規則構架的各個分配主體之間的權利與利益的關係。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主體一般是由三大利益集團構成，即人力資本所有者（勞動力所有權）、雇主（生產資料所有權）和政府（公共政治權力）三者共同分割國民收入。中國的主要問題是：

按人力資本貢獻的財富分配因素正在弱化，勞動者報酬在社會分配中占的份額較小且有越來越小的趨勢。

這方面官方數據也存在爭議。中華全國總工會官員張建國數年前接受中工網採訪時列舉的數據是，中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後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此說被財政部否定，認為被嚴重低估。後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數據，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美國近十年是58-60%）。

中產階級人數增加依賴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有賴於現代部門就業人口的增加（農民工屬於低收入，其人數增減對中產階級人數影響不大）；第二，有賴於就業人口工資的增長。從中國的現狀來看，上述兩種情況均未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