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打松滬會戰的意圖

    目前比較流行的看法，是說“蔣介石最擔心的是日軍從華北長驅直下，由北向南進攻。如果日軍從山東登陸，整個北方必將全失。接下來，就只能退守長江了。蔣介石要改變這樣的被動局面，於是他選擇了將戰線由南北作戰改為東西作戰，把日本由華北引導華東。由東向西退守，中國有西南腹地地理縱深的優勢，便於打持久戰。而持久戰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對抗島國日本的唯一可能。因此，在蔣介石考慮的東西線作戰中，位於中國地理龍頭的上海成為首當其衝的考慮”。當然，也有人不同意蔣介石先生當時就有這種意圖。

    這一戰役持續了三個月。1937年8月13日，中國軍隊在上海進攻日本海軍陸戰隊，打響了淞滬會戰。是役日軍投入8個師團和2個旅團20萬餘人，宣布死傷4萬餘人；中國軍隊投入48個師和24個旅60余萬人，自己統計死傷30萬人。看起來國軍傷亡是日軍的七、八倍，但中國軍隊與日軍激烈對抗達三個月之久，最後主動撤離，也算是抗日戰爭史上國軍表現相當不錯的戰役。

    其實支持上述看法的很多人也提到， “上海不僅是東西作戰戰略的地理出發點，而且經過百年開埠，上海已經成為遠東第一大城市，各國勢力在上海盤根錯節。上海一旦開戰，勢必將戰火引向西方各國。這也正是蔣介石的打算，希望把西方各國拉進這趟渾水，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乃至干預。出於多方面的考慮，中方決策者把目標鎖定在了上海”。其實我個人看法，這才是蔣介石先生在上海和日軍大打特打的主要意圖。

    “而日本方面，卻沒有考慮華北南下的戰略，也選擇了進攻上海。因為在日本看來，上海是中國經濟的龍頭和基礎，中國第一大商業港口，是中國的命脈所在。所謂打蛇打七寸，拿下上海，中國的基礎就沒有了。沒有了這個基礎，你後來還怎麼打仗？而且，上海距離中國首都南京近在咫尺。由上海西進，可迅速攻占中國首都，達到戰爭目的。因此，日本人也做出了在上海開戰的戰略部署”。我認同這種看法，不過日本的戰爭決策者大概忽略了中國當時是個落後農業國的現狀。也就是說，中國在上海一帶的工業可以被摧毀，但國軍依靠國土的遼闊縱深，和國民的自給自足性仍能進行長期的抵抗，只要有戰鬥下去的意志，國軍就能長期地抵抗下去。

    松滬會戰後期，戰場上的形勢對中國軍隊已不利。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金山衛附近登陸，迅速包抄淞滬中國軍隊防線背後。國軍一些將領希望蔣能放棄前線傷亡慘重的抵抗，逐步後撤。但蔣不同意。“蔣介石很清楚自己的實力，他一開始把戰事選擇在上海就是希望能引起國際社會的干預。所以，從戰鬥打響開始，他就一直希望國聯能出面干預。‘打’是為了將來更好地‘談’。可以說，因為寄希望於國聯，蔣介石錯失了不少戰機。結果是，國際社會干預沒等來，戰場上面也節節失利”。這裡面說蔣“一直希望國聯能出面干預。‘打’是為了將來更好地‘談’”似乎是說蔣心裡還是希望日本能停戰進行談判的。當然有這種可能性。中國當時畢竟無法有效地阻擋日本的侵略。後來日軍在杭州灣登陸，蔣介石一看日軍要抄後路了，只能放棄上海後撤。如是，中國形成兩大戰場，一個戰場在華北方面，另有戰場沿長江下游向西。中日持久戰的局面形成。

    有篇歷史文章“蔣介石因何自責‘太堅強’？”並不認為蔣介石先生在上海松滬會戰之前就有引誘日軍全力進攻上海，已形成日後對日持久作戰的意圖。會戰激烈進行的時候，“大本營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作戰組組長劉斐曾向蔣建議，上海會戰應適可而止，及時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移，以便更好地打擊敵人，和保護自己的戰鬥力。十月初旬，蔣介石採納了這個意見。對前線各部隊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都已下達，前線已開始執行。

    “但在下達轉移命令後的第二天下午，蔣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緊急會議，說根據外交部的意見，《九國公約》國家正在開會，只要我們在上海能繼續頂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可能會出面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隊仍在原陣地堅守。當時，白崇禧、劉斐表示反對，認為既然已經下達轉移陣地的命令，各部隊已經開始行動，在敵人的強大壓力下要部隊再回原陣地，一定會引起混亂，結果將不可收拾。蔣介石堅持不肯，說他可親自赴前線說服各部隊，於是他當天晚上就赴前線，並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

   “上述說法，亦能得到諸多前線官兵之回憶資料（如工兵學校教官黃德馨）證實。簡言之，蔣介石此番變卦，乃是其固有之‘戰略服從政略’思維模式的產物——當日，戰地記者卜少夫曾訪問陳誠，向其質問：‘我們為什麼要在淞滬一地死那麼多人？’陳誠的回答是：‘你懂得什麼！我們也要打給日內瓦國聯那些代表看看！’”

    松滬會戰最終以國軍敗退告終，國聯也沒有任何動作。至此蔣在日記中是有反省的。在松滬會戰爆發時，蔣在日記中寫道：“唯望神聖保佑中華，使滬戰能急勝也。”可見蔣初始並無在滬長期作戰之計劃，“急勝”更顯示其無意吸引日軍變更其侵華方向。同一時期，蔣甚至還希望能夠引入英國力量進行調停，迫使日軍離開上海——“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

    1937年9月，北方戰局的惡化，蔣介石開始考慮利用淞滬會戰，“引其在南方戰場為主戰場”；但並無蔣緯國所謂的從容西遷以作持久抗戰的打算，而仍寄望于堅守上海獲取勝利，且深具信心：“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為我國所有，敵國焉得而不敗乎！”“相持半年，遲至明年三月，倭國若無內亂，必有外患，須忍之。”

    “所謂‘天時’、‘外患’，乃是指自進入9月下旬以來，國際社會對日本之譴責、對中國之同情漸成主流。如10月5日，羅斯福發表《隔離演說》，將日本之侵略視為傳染病之蔓延，呼籲國際社會進行隔離抵制。鑑於外部環境對中國極為有利，蔣介石遂‘不惜以戰略遷就政略，一面派顧維鈞為出席九國公約會議代表，一面加強陣地戰，冀於戰場上取得有利之態勢，以為外交聲援’”。蔣介石曾對唐生智說：“上海這一仗，要打給外國人看看。”故而，10月6日，國聯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並接受中國申述；8日，蔣即命桂軍加入上海戰場。直至11月7日，蔣才在日記中轉變態度——“保持戰鬥力以圖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以維持一時體面相較，則當以前者為要”—— 下令中國軍隊後撤以保存有生力量；但另一方面，蔣仍在擔憂，此一撤退之舉，“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1938年2月2日，蔣知道松滬抗戰和後期的倉促撤退使國軍損失極大，他在日記中檢討稱：自己未能在九國公約會議之前，及早下令退兵於吳福線、乍嘉線陣地，“而於精疲力盡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究其根源，“此余太堅強之過也”。

    但正是由於松滬會戰，使長期抗戰的局面形成。至少，國軍在上海的三個月的殊死抗戰客觀上改變了日軍的戰略進攻方向。這對中國的長期抗戰有利。就算蔣當初並沒有改變日軍戰略進攻方向的意圖，松滬會也歪打正着了。我對蔣介石先生最大的敬意，就是他一直堅持抗戰，無論被日軍打得如何的慘，都沒有屈服。然而，蔣總是希望西方列強能夠真正地伸以援手的想法不對。列強在中日戰爭中只能在利益面前考慮是否干涉。美國在抗日戰爭期間援助了國民黨中國，可在其後的國共內戰中則基本上袖手旁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