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雙重性格

1941 年，隨着戰事日漸升溫，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被邀請擔任國家研究會飲食習慣委員會（Committee On Food Habits of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委員，開始研究各文化與飲食之間的關係。這段期間，她逐漸展開對國民性格的研究，並提出一些報告與摘要。

《菊與 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受美國政府委託，為解決盟軍是否應該占領日本以及美國應該如何管理日本的問題，根 據文化類型理論、運用文化人類學方法對即將戰敗的日本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綜合報告，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分析了日本國民的性格。1946年該報告被作者整理成 書出版，遂成本書。

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被稱作日本民族性格研究的經典之作，至今仍被奉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先河之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之際的1944年，為了做好進駐日本的各種準備，作者受美國軍方之託，撰寫了一份有關日本人性格的調研報告，後整理成該書。作者主 要是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通過調查採訪美國本土的日本人和分析整理日本電影、戲劇作品等完成的。而且，作者是在完全不懂日語和沒有親身實地感受的條件下完 成該書的。書中通過大量的事實，總結和分析了日本民族諸多不可思議的雙重性格，並將書名確定為《菊與刀》。“菊”代表和平、和諧及和睦，“刀”代表武力、 殘暴及戰爭。書中指出，日本人正是這兩種矛盾性格體的集大成者：“我們把人加以分類，是期望他們的行動能始終如一。不管他們慷慨大方，還是小氣吝嗇;樂於 助人，還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者，二者必居其一。我們希望每個人都信仰某種特定的政治思想，並且堅決反對與其相左的意識形態。日本人從一 種行為轉向另一種行為在精神上不會感到痛苦，這種能力是西方人所難以理解的。我們從來沒有體驗過如此極端的可能性。但在我們看來，矛盾已深深植根於他們的 人生觀之中，正如同一性植根於我們的人生觀之中一樣。”

作者指出：“菊與刀便是這樣一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鬥而又 溫和謙讓;既窮兵黷武而又崇尚美;既驕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禮;既頑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既忠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 守而又敢於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十分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而當別人對他們的劣跡毫無所知時，他們又會被自己的罪惡感所擊倒。他們的士兵規規矩矩，但骨 子裡他們又生性叛逆。”

魯思站在西方人的立場上看，認為日本人的行為充滿矛盾和怪異。應該說，這些概括大都是印象主義的，並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特點。儘管如此，該書中的許多觀點對後來的日本人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周 作人早在上個世紀40年代同樣注意到了日本人的這一特點，他在自己的書中指出：“近幾年來我心中老是懷着一個大的疑情，即是關於日本民族的矛盾現象的，至 今還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顯得那麼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 作證，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淨，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髒，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說是奇蹟。”

魯思•本尼迪克特和周作人幾乎在同一時間——1944年——指出了同一個問題。這應該不完全是巧合，多少說明這一問題的重要意義被人們同時發現，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他們的論述意義深刻，闡述精闢，揭示了日本民族帶有典型意義的性格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