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青年的悲劇（中）

張育海及《只把春來報》舊事

何大明

張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屆初中畢業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與八中同在西城，均為男校，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當時學校實行免修制度，開闢自修室。免修考試通過，可到自修室學習其它課程。張育海因數學期中考試提前一節半課交卷得滿分而免修數學。他的英語免修考試合格成為全級部唯一的兩科免休生。

張育海的父親曾留英求學，解放前因車禍身亡。其母在某大學管圖書。因其母的三叔許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張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軍幹部，二哥清華畢業供職保密機構，三哥在清華上大學。文革前，起碼有兩個哥哥入了黨，唯獨這位“小四兒”連團還沒入上。

當時中學界的“階級路線”貫徹得參差不齊。但隨着階級鬥爭的不斷深入，家庭背景比較複雜的學生，前景愈發不能樂觀。北京中學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變化，是文革初期“對聯”大辯論演就“紅八月”的誘因。

1966年六月中旬，張育海在西安門大街國務院接待站看到“蘭州告急”的大字報，回到學校就與吳景瑞商議怎樣去“聲討李貴子”。班文革領導不同意他們去。他們覺得學校里的運動“太沒意思”，只坐等當“團結對象”，就與高三２班的沈大偉相約，湊了些全國糧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車，成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聯的首都中學生。七月中旬，他們回來，因撤工作組問題引發的“對聯”大辯論近在咫尺。

1998年當我看到“文革”初期由牟志京主辦的《中學文革報》上的《出身論》和《只把春來報》上的《論出身》及刊登在《兵團戰報》上的《宣判反動“對聯”死刑》（由許建康、朱景文、王祖鍔等人撰寫）三篇文章被當做批判“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與血統論的三種不同思潮而立論為文時，驚詫歷史的縮影竟會如此之小。這需要對“文革”時的四中高二２班和在班上進行的“對聯”辯論進行一點歷史回顧。

北京四中高二２班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它因在四清時批判“反動學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雖是無“劣跡”的知識分子，但奶奶輩總能挖出些問題。牟志京因在“寫日記”向團組織交心時描述了他奶奶帶他到大連指看祖產的情跡，被描繪成電影《槐樹莊》裡地主傳地契的接班人；這儼然成了資產階級復辟的活報劇。批判會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他說這只是奶奶“隨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與天真大概從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文革伊始，他雖被定為“右派”學生，但還積極投入運動。八月一日下午，他參加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對聯”辯論，上台發言說“對聯”是反動的，是要把“黑五類”子女推向敵人一方。對“對聯”持不同意見的人還有劉詩昆和鄧林。牟志京回到班裡，等着他的是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時還要激烈的批判。張育海表態批判“對聯”。

1966年十二月，張育海、李寶臣和楊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敵敵畏第五縱隊”戰鬥組，油印《敵敵畏》小報，編印批判血統論的文章，《論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

牟志京義無反顧，辦起了《中學文革報》。我多年的足球夥伴王建復邀我參加。是晚，我從包括毛憲文老師和遇羅文在內的四中語文教研組小屋內退出，正好碰到李寶臣、楊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參加了“敵敵畏”。

我不知道辦報的主意由誰發起，但記得李寶臣說：“張育海雖不是倡導人，但報紙的名字是他起的。‘報’字雙用，妙極了。”當時毛澤東的《詠梅》詞尚無毛體書稿可尋，我便拼了報頭，到新華社對面的製版廠制了報頭。紙張則由沈大偉等人從“全紅總”的一位小頭頭手中搞到。我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聯繫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華大學“五四”戰鬥組寫的《為什麼在運動初期很多幹部子女站到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和《論出身》。清華“五四”的文章當時在社會影響不小，但遠不如《出身論》。有人抄成大字報，貼到平安里東牆附近。人教社用老五號字排好，但未排《論出身》。我們看一下子上不了兩篇，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學寫的《於無聲處聽驚雷》。李寶臣還寫了一篇熱情洋溢的發刊詞。

這期報賣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討論不討論出身問題，都買，不時還有人問，你們是不是跟《中學文革報》一家。我們說不是。但有的人就說：我看差不多。我們決心在第二期上《論出身》。

第二期用小五號字排《論出身》，整三版。當時的編輯部相對鬆散，也沒有帳。後來用辦報的收入買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還“吃”了幾頓。有人說我們吃遍了北京的館子，有點言過其實；但戲稱我們叫“只把春來報俱樂部”，也無人辯解。大家對出誰的稿子，怎樣定稿，也沒制度約束。《論出身》的前半部是張育海寫的。後半部有沈大偉和吳景瑞的筆跡，我也改過一些，由李寶臣校對後付排了。

《論出身》影響之大，並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論》引發的“報群”效應。老百姓一看有“出身問題”的討論，就掏錢買報，一些大學生和社會組織的報刊也熱烈參與，雖無譁眾取寵之心，但一些反對《出身論》的觀點實在讓人“慘不忍睹”，還“問題”一個本來面目，是張育海、沈大偉寫《論出身》的初衷。

《中學文革報》第三期刊登了《“聯動”的騷亂說明了什麼？》一文。（以下簡稱（《“聯動”的騷亂》）給我們幾個人帶來了很大的困惑。

《“聯動”的騷亂》一文給社會帶來了較為廣泛的影響。有人說牟志京要辦“中央文革報”了。在沈大偉家，張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徹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組”的文風與筆法，在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對高乾子女題材的捕捉，恰到好處；對“打雷”，“讀血書”等文藝作品的揶揄，讓人拍手稱快。當時，受毛澤東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體系的影響，青年學生很難擺脫主體意識來探討問題。“對聯”的擁戴者當年一提起“黑五類”子女上大學，就覺得資本主義復辟了；若看到高乾子女的“特權”生活，很快就使人聯想到修正主義在中國的到來。而“特權”問題的討論，又和首期《只把春來報》刊登的清華“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難怪我們興奮與躍如了。

我的複雜的家庭背景（即父親是右派，被開除出黨，母親尚在黨內）和對高乾子女的了解與接觸使我語出有焉，正經八擺地給大家分析了“形勢”，即這幫“老紅衛兵”將來還要掌權。造反派的奴隸主義太重了，“一發做”，拱手讓權。保自己的事遲早會發生。吳景瑞問：“真那麼悲觀？”我說：“我說的是實話。”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誠。

正巧班內的“大聯合”興起。李家柱聲淚俱下，念了師大一附中“老紅衛兵”郭之中的《血書》。郭之中咬破手指，寫血書一字一字地“懺悔對出身不好的同學的壓制”，對血統論予深刻的批判。張育海、吳景瑞連夜起草，寫了《從一封血書談起――把對血統論的鬥爭進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來報》第三期頭版 。我把對“形勢”的分析總括而成寫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譚陘式”的筆名發表在第四版。

一群小小“報人”，得意也罷，失意也罷，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後到達金頂，看到了雲海、日出和寶光，而背對着大雪山。大自然給予年輕人的洗鍊與撫慰，是多麼好的文學藝術主題。而這些年輕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們擺脫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來。

張育海與李寶臣沒有登峨嵋山，在家籌辦第四期《只把春來報》。按我的話說，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

昊景瑞在金頂表現出特有的激動。看到寶光里的人影在動，他大叫：“快跳下去吧！這趟來，死也值得！”下山後，他和牟志京去了憑祥，越境去抗美援越，後被送回。六七年九月的一天，昊景瑞隻身離京，從此再無音訊。

後來遇羅克被捕的消息傳到我耳中，我才明確知道《出身論》的作者是誰。

一九六九年春節之前，張育海隻身赴滇，不久就傳來他參加“緬共”的消息。沈大偉在初夏也到了瑞麗。後來，傳出了他們先後犧牲的噩耗。

別事無論，《只把春來報》編輯部成員在文革中的死亡率與同類小報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

張育海入緬參軍後，曾接到過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經張育海的哥哥轉給我。我接到信後，很快就知道了他犧牲的消息。我以為這封信不是屬於我個人的，就摘錄信內容的五分之四，複寫後寄給了內蒙插隊的任志同學和山西插隊的劉捷同學。經劉捷傳抄，在祖國南北東西的大地上廣為流傳。該信對當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堅決否定，引發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對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若有可能，只將原件發表，即可讓人擁抱張育海那顆赤誠的心。

張育海的事應該還有一件，就是他的戀人，一位漂亮的女學生。我們怎麼也想象不出她與張育海相愛。但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後，一直以張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於市區與清華公寓，配合張家哥哥，細心侍奉患腦血栓偏癱的張伯母。她告訴老人，她在等張育海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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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北京“小報”《中學文革報》和《只把春來報》上的“出身論”和“論出身”我當年都看過。別看當時我只有13歲。我的“出身”糟糕，父親是“右派”，母親是“叛徒”。現在我再讀這些資料，當年的日子又展現在眼前。《中學文革報》和《只把春來報》在街頭被搶購一空。那時小報是兩分錢一份。哎，現在的年輕人看到這些資料是否會長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追憶我的戰友張育海和沈大偉（摘編）

景立人

1969年的元旦剛過，我們北京知識青年一行18人（我們之間在北京並不認識，是我們到雲南後，由雲南省革委會農林組把我們組織起來的），乘一輛卡車，還配備了一面紅旗，從昆明出發，奔赴位於祖國西南邊陲的瑞麗國營農場，成為文化大革命後第一批進入滇西外五縣的內地知識青年。當卡車在崇山峻岭中“盤旋”，想到已遠離家鄉和親人，我的心情不免有些沉重。這時，我注意到我們隊伍中有一位身材瘦削、皮膚黝黑的小伙子，他就像一隻出籠的小鳥，異常地興奮。他給大家講笑話，請大家吃東西。他的樂觀和坦誠，極大地影響了同志們的情緒。聽別的同學說，他叫張育海，是北京四中的高中學生。

車一到瑞麗，我們就在瑞麗街頭看到好幾個身着緬甸共產黨人民軍軍裝的戰士，張育海總是第一個湊上去，詢問情況，收集信息，並探討能否帶我們過去參軍等。在瑞麗縣城（即農場團部）停留的短短幾天裡，張育海親自選擇了兩個比較可靠的人民軍戰士作為我們的介紹人。一個是一營的排長歐舉，另一個是二營的連指導員蘇自忠。

儘管我們在昆明就聽說過參加緬甸共產黨人民軍的事，大家都曾躍躍欲試。但是真正到了決策的那一刻，又有些猶豫。張育海召集我們開了一個短會，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我們面臨的機會，指出我們18個人應該像兄弟姐妹一樣，團結一致，以完成我們共同的理想。他建議，我們分成兩組，第一組應由參戰欲望比較強烈的幾個男生組成，跟老蘇過去，其餘同志作為第二組，暫時留在農場等待機會。接着，他表示他自己決定參加第一組。他深情地談起他的家世。他離開北京時，重病的母親正躺在醫院，北京四中的一個群眾組織正在通緝他（據我後來了解，張育海在文化大革命後期曾發表過一些對林彪、江青不滿的言論）。他已經沒有任何退路，必須用生命換取尊嚴，表達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的決心。

大家都被深深震撼了。比如我，從1966年到1968年，已經在學校搞了兩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和同學之間產生了很多恩恩怨怨。來到雲南後，我似乎有一種灰心喪氣、看破紅塵的感覺，從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觀點，交友也十分謹慎。育海和我是同齡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誤解和委屈絕不亞於我，如今他承擔着這樣大的壓力，激情依舊，對毛主席的忠誠依舊，使我十分感動。此外，他卓越的組織才能也令我們折服。他非常善於溝通，達觀、睿智，且風趣、幽默。最後，經過大家充分協商，第一批參軍人員確定為：張育海、侯紅軍、博淇、張來耘和我。我們就離開農場，過瑞麗江，到畹町鎮與緬甸人民軍的老蘇匯合，走了四、五個小時的山路，來到緬甸共產黨東北軍區303部隊的新兵站所在地——勐古。

在新兵站，只做了簡單登記，就發了軍裝和武器彈藥，並宣布張育海和博淇去一營，我和侯紅軍去三營，張來耘去總部宣傳隊，我們之間都來不及告別，就分別被各自單位接兵的同志帶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和侯紅軍跟着三營的同志，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時間翻越了邦賽山，於第三天下午到達三營的前線駐地——勐洪。我和侯紅軍都被分在一連，他在六班，我在三班。

我們到達連隊的時候，部隊正在休整。在勐洪的一個月時間裡，我們白天練兵，晚上學習，伙食也非常好，我和侯紅軍的體重都增加了十多斤。我們連隊像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比如我們班，除我和一個昆明知青是漢族外，其餘的同志有景頗族、傣族、傈憟族、崩龍族等，這些少數民族同志的家鄉，有的在中國境內，有的則在緬甸境內。那時，我們部隊每天都在補充新兵，大家求戰的願望迫切，情緒空前高漲，有的同志甚至提出了“三年打到曼德勒，五年解放仰光”的口號。

有一天，通訊員通知我立即去連部，說有人找我，到那兒一看，侯紅軍也在。原來是一位一營的同志去總部匯報工作，途經勐洪，張育海特地托他來看望我們，並帶來一紙祝福的小條兒。我和候紅軍到勐洪後，與外界的一切聯繫都中斷了。育海的關懷和問候，使我們深切體會到“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感覺。這位一營的同志說，營長本來安排張育海在一營一連當文書，但在他的堅決要求下，到一班擔任了機槍手。

我們終於迎來了參加緬甸人民軍後的第一次戰役，緬甸政府軍最精銳的77師奉命進入我東北軍區根據地圍剿。我們三營按照總部的要求，離開勐洪，開始了大範圍、魔鬼式的運動和轉移。我們經常是用一天的時間爬上一座高山，立即挖戰壕，然後在山頂過一夜。第二天一早，又接到命令，迅速下山，再爬上另一座高山，再挖戰壕，再過夜，第三天早上再下山。每天重複這樣的行動，以致於當我們再一次爬上一座高山時，發現不用挖戰壕了，因為，這就是我們前幾天爬上的那座山。在整整20多天的時間裡，我們在不停的運動中。其間，我們三營不斷地派出小股部隊對敵軍的營盤進行襲擊、騷擾，只有一次意外地與支持政府軍的漢族自衛隊武裝遭遇，打了一小仗，我們一連的一個同志負輕傷。三營官兵的疲勞已經達到極限，連隊中戰士的抱怨不絕於耳，大家急切地盼望着能迅速投入戰鬥，與老緬軍決一死戰。

接下來是西沙壩戰鬥。戰鬥進行地異常殘烈，槍炮聲震耳欲聾，負隅頑抗的敵人拼命地反撲。處於敵軍正面的一營和炮連顯然承擔着更大的壓力，我們三營一連則以逸待勞，消滅了不少企圖突圍的敵人。敵人死的死、降的降，戰場上一片狼藉。同志們都衝到前面，從死人的背包里搜尋戰利品。這時我聽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回頭一看，正是張育海。他滿臉灰黑，只露出一排白牙。我們倆都興奮極了，像是相識多年的老朋友久別重逢（其實，我倆認識還不足三個月，分手也只有兩個月）。我覺得，我有千言萬語要向他傾吐，但他卻不讓我說。他就像打機關槍，滔滔不絕地對我說起他是怎樣爭得了機槍手這一位置的；講起了今天上午一營的李副營長如何犧牲在他的身旁（李副營長本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區的作戰參謀，他作為軍事顧問團的成員，被派到緬共東北軍區。然而他身先士卒，在西沙壩戰役中，親臨一線指揮，英勇犧牲在一營的陣地上）。集合號吹響了，我們必須立即歸隊並迅速撤離西沙壩。我拉着他的手，想囑咐他幾句話，但我的聲音有些哽咽。他仍然樂觀，說笑着，用力握我的手，然後，扛起機槍，頭也不回地走了。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和育海在西沙壩的一別，竟成永訣。

返回了根據地勐洪，我生病住進解放軍昆明軍區108醫院。20多天后，我痊癒出院返回勐古。這時，我聽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張育海犧牲了。我一時懵了，這怎麼可能呢？我們三營至今還沒有一個同志犧牲，何況他是那樣的機敏，那樣的靈活。一個月前，他在西沙壩的音容笑貌依稀就在眼前。一會兒，我見到了表情凝重的侯紅軍，他證實了這一消息，並領我到新兵站，介紹我認識另外兩位剛剛趕到勐古的北京人沈大偉和劉其超。

沈大偉也是北京四中的高中畢業生，他已到山西插隊半年。一兩個月前，他接到了張育海的信，信中描述的人民軍的戰鬥生活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立刻回北京，決心只身前往瑞麗。出於安全的考慮，大偉哥哥的同學，也是大偉的朋友、畫家劉其超，願意陪他同行，順便寫生、採風。當兩個人風塵撲撲地來到勐古，育海已經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由於和張育海的關係，我和大偉一見如故，我們只經過簡短的交流，就發現彼此對生活、對社會、以至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驚人的一致。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他講過的話。他說，烏鴉能吃飽肚子，因為它吃動物屍體的肉；鷹常常吃不飽，因為它只吃活動物的肉。他其實已經很適應山西的插隊生活，他參加人民軍，是想像鷹那樣。他坦承張育海的離去對他震動很大，但不會影響他的決定。“開弓沒有回頭箭”，他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大偉被分到二營，又是擔任機槍射手。

東北軍區303部隊又一次集中全部兵力，一舉攻克了緬北高原的重鎮南坎。在這次戰鬥中，我們班的昆明知青賴思群也獻出了他年輕的生命，那年他只有17歲，也是一位機槍射手。後撤的時候，我始終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暗暗地為沈大偉擔心。因為我知道，打南坎擔任主攻的就是二營。當得知大偉犧牲的噩耗時，我才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打仗一定是要死人的。

景立人當緬共戰士時的照片

註：景立人的回憶文章彌足珍貴。不過文中關於大偉的死所說有誤。大偉死於南下作戰臘戌東郊派當戰鬥，時間是1970年5月24日。另，一行十八人從昆明出發往瑞麗時間是1969年2月1日，而不是元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