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3）

作者：胡榴明 | 2004年12月22日 | 已閱 2157 次
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漢口吳德施主教住宅

文：胡榴明 圖：胡西雷

三、魯茲故居——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

資料：魯茲故居：漢口鄱陽街32號，湖北省武漢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建築面積646平方米，1913年至1938年之間，美國主教魯茲(中國名吳德施)攜全家居住於此。

2004年4月，我們去了漢口鄱陽街32號院落。院子空敞無人，水泥地，很乾淨，迎面聳立着那一座很著名的眼下已經裝修一新的聖保羅座堂。方正平直的造型，大結構與曇華林花園山上地聖誕堂相似但簡單得多，建築面積也小許多。大山花屋頂，凸出的小山花門楣，乳黃色的外牆牆塗（不清楚當年是否刷有牆塗），正面入口的兩邊，各開一扇式樣十分簡潔的長形窄窗，外側各立一貼牆橫凹條的平直立柱，雙開木質大門緊閉（如圖）。我不知道這座小教堂目前作何用途？

繞着聖保羅座堂的左側有一條林蔭小道，小道盡頭橫向立着吳德施主教故居（如圖），因為緊貼在座堂的背後，前面已經沒有太寬敞的空地，拍攝的距離也拉不開闊。

磚木結構的二層樓房，西北向，造型很簡單，橫平豎直的長方體，和中世紀的歐洲教會建築的風格相似，符合新教徒節儉清淡的傳統。大坡狀瓦頂，方石牆基，深灰色清水磚外牆，上下各間隙了兩道深紅色的磚線，沉鬱的色塊中跳出來一道奪目的亮色。屋外兩側數步石階進入門口，白色的拱券門，凸出的門框，造型很優美。方形窗框，窗框頂上用紅磚砌成假拱券，凸出窗台。由這間門進去有一間不大的門廳，數步便上樓，樓梯並不寬闊。

整幢摟建築面積646平方米，室內非常寬敞，數十個房間，樓下為客廳和飯廳，書房，還有客房，二樓有寬大的起居室，主教和夫人的臥室，孩子們的臥室和兒童活動室。

樓房右側也有一個出入口，寬闊的長廊上有漂亮的紅磚砌成的拱券大窗和一扇拱券大門，目前長廊和門已經封閉（如圖）。

當天，在這幢樓內的值班人員介紹說：除了樓房外貌是仿照當年的樣子重新復原過，樓房內部舊有的裝修陳設毫無保留。於是我們也就沒有要求走進去。

魯茲故居建成於1913年，距今九十一年依然保存完好。“鄱陽街32號”地屬英租界，一個環境和治安都很優良的高級西人和華人住宅區，最初，在這一塊地面上先建成了前面的那一座聖保羅座堂，後來才建起了這幢主教住宅摟。我推測那時候的院落肯定比現在的面積要大，樓房的兩側有花園有樹木，沒有如現在我們看到的那樣被醜陋的現代建築就近擠占。

吳德施主教一家人在這幢樓里生活了二十五年，孩子們一天天地健康快樂地長大，比較其他西方僑民家庭，他們家的孩子從小可以接觸到更多的人和事，加上良好正統的家庭教育，着意培養孩子們的愛心和自立精神——例如：抗戰期間，1938年初，吳德施主教聯合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等人，向在漢的西方友人徵募了10.3萬元的醫療器械及藥品，委派長女弗朗西絲•魯茲，率領一個國際代表團，開着大卡車，載着這批抗戰物資，從漢口出發，沿着往北方的公路，一直送到了山西太行山地區的八路軍總部，由朱德、彭德懷、左權接受。在歷史資料簡單記述的字裡行間，一個活潑、真摯、熱情、勇敢的美國女孩的身形躍然紙上——我想，這得益於她生於一個和睦幸福的家庭，以及家長給予的嚴謹然而開放的美國式教育。

“魯茲故居”的建築面積很大，樓上樓下，房間很多，特別是客房比較多，因為除了主教一家人而外，常常會有客人來此留居，簡直像是一家“私人旅館”。例如上文提及，周恩來於1927年“白色恐怖”時期，曾在這幢住宅樓里躲藏過一段時間。

“鄱陽街32號”雖然緊挨着人來車往的街邊，但院落和教堂（即聖保羅堂座）如同數重屏障遮擋了住宅樓，遠避了鬧市的喧譁和市俗的攪擾，居住環境是非常舒適。我在漢口生活了半個世紀，從這條街從這個院落門口不知經過了多少次，從來就沒有想到裡邊會另有一爿天地，若非此次寫作中拍攝和採訪的需要，不然是不會冒昧地走進這個院落裡邊去的。

幽靜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吳德施主教獨具的社會身份和政治地位，使這幢樓房不僅成為革命人士的臨時避難所，同時也成為眾多的國際國內知名人物的往來居留地。

例如：著名的美國記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安娜•路易絲•斯特朗便是這兒的常客，她們從美國到中國，由上海到漢口，然後轉程去西安、延安，來往經過都要在這裡住上一段時間，和主教及主教夫人，還有孩子們，像一家人那樣親密無間地相處。當年，白求恩大夫來到中國，在北上去延安及山西抗戰前線之前，在這幢摟里住了有半月之久。

“蘆溝橋事變”以後，國共兩黨抗戰民族統一戰線成立，1937年12月——1938年10月，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葉劍英、鄧穎超、王明等中共領導人，被派駐漢口（原日本租界中街9號，今長春街57號）的一幢西式樓房內，領導長江局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的工作。在這一段時間裡，中共領導人成為“鄱陽街32號”院落的常客。

吳德施主教與周恩來曾經有過“生死之誼”，兩人的交往，並不僅限於政治社會的交流，也包含了文化品味及性格愛好等方面彼此之間的相互賞識。

在人大代表學習資料中，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一文，有一段文字專門論及此事：“……如周恩來與聖公會大主教吳德施就有一段交往……抗戰開始後,周恩來、鄧穎超等共產黨人來武漢從事革命活動，得到了吳德施的理解和支持。周恩來通過他向世界宣傳共產黨所領導的抗日戰爭，吳德施也積極參加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許多活動。1938年4月19日,吳德施主教離開武漢時，《新華日報》以‘吳主教臨行贈言,鞏固統一戰線’為題發表了吳德施的告別辭。 ”

但，上述只是吳德施主教在中國的政治生涯的一部分，並不是全部，因為其教會身份的決定，他必須是一個與中國各派政治人物交往的社會活動者，在各派政治力量中取得優雅的平衡，所以，他不可能不重視國民黨南京政府。

中國近現代歷史，武漢是一個政治軍事的要塞城市——各黨各派、政界軍界，偉人、要人、名人，在此風雲際會。史載：“漢口鄱陽街聖保羅堂大院內的住所常常高朋滿座”，除上面提到的國際友人及中共領導人之外，吳德施主教還與“國民黨各界人士馮玉祥、宋子文、孔祥熙、張群、王寵惠、吳國楨等過從亦密……”

其中，宋子文：青年時留學美國，1915年哈佛大學畢業，與吳徳施主教屬不同屆的校友；另外，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即是一位基督教牧師，1882年畢業於美國田納西州的萬德畢爾特大學神學院，宋氏堅持以基督教為家庭信仰——宗教和美國，文化與教養，是吳德施與宋子文之間友誼維繫的紐帶。

吳國楨：當時漢口市市長，被稱為國民黨高層權力機構內被具有知識分子氣質的官員，湖北人，少年時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與周恩來結識並成為朋友，17歲保送美國留學，23歲獲得普林斯頓大學院哲學博士學位，人稱“吳博士”。1937年至1938年武漢淪陷前夕，與當時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有過較為親近的來往。吳國楨當時所任的政職，赴美求學的經歷，以及人品及學養，這些都可以成為吳德施主教與之默契相交的理由。

1931年，武漢大水，吳德施主教應宋子文、孔祥熙電邀，任全國水災救濟會湖北分會執行委員，在武昌成立武漢各教會聯合賑災辦事處。次年，1932年，成立鄂湘教區水災農民扶助總社，向受災農民發放貸款。

1938年2月，國內宗教組織舉行反侵略運動宣傳周宗教日，武漢基督徒在“鄱陽街32號”漢口聖公會聖保羅教堂舉行為國難犧牲者祈禱儀式，吳德施主教到會發表講話，表示：“願與中華民族同受艱苦”，“並代表全體外僑信徒為抗戰死難軍民祈禱 ”——這是吳德施主教在中國傳教期間最後一次參與的大型社會活動。

1938年4月，被獲准退休回國。周恩來、秦邦憲等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屋頂花園設宴為吳徳施主教一家餞行，席間合影留念。很可惜我沒有找到這一張照片資料。周恩來當場手書：“兄弟閱於牆外御其侮”、“嚶嚶其鳴也，求其友聲”兩條幅相贈。

同時，吳德施主教在鄱陽街住宅樓舉辦告別音樂會，請武漢各界上層人士一聚。漢口市市長吳國楨、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等應邀出席。當晚，吳德施主教的長女弗朗西絲•魯茲鋼琴彈奏優美樂曲為來賓助興。離開漢口回美國之前，吳德施主教在武漢國民黨報紙以及漢口《新華日報》發表《告別辭》。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施行絕滅人性的姦淫燒殺，一個多月以內，屠殺平民三十萬人……

吳德施主教在中國四十二年，經歷過朝代更迭、政權交替，戰爭動亂、天災人禍，他從來都沒有退避——但，這一次不同，這一次戰爭中的法西斯主義者、日本侵略軍，已經以行動向全世界顯示了他們無視國際戰爭規律、無視國際公法的非人性行為——為了家人的安全，夫人還有他心愛的女兒，他決定離開中國，而且這一年他的確老了，六十八歲了，去日無多，葉落歸根，他想在告別世界之前返回自己的祖國。

我想，他在離開漢口前心情一定很複雜，這麼多年了，和這個城市建立起來的感情，和這個教區教民之間建立起來的感情——曾經他視他們為自己的孩子，而他們則視他作父親——這種感情如同血肉相親，一旦割捨，他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面對即將臨近的災難，他知道他無能為力，宗教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又一次深深意識到了這樣的問題。作為神學者，他只能祈禱，為戰爭的死難者祈禱，祈禱他們的靈魂升入天國，為戰爭的受難者祈禱，祈禱主的福佑降臨到他們頭上——除此以外，他還能做什麼？

1938年4月，吳徳施主教攜家人離開漢口回到美國。

“鄱陽街32號”院落仍屬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的房產，聖保羅座堂的教會儀式依然照舊，這一幢灰磚拱券門的主教樓，不知後來由誰居住？只是再也聽不到弗朗西絲•魯茲悠揚悅耳的鋼琴彈奏了……

四、另一故事的開頭

我想接着講一個故事：

孟良佐（1878-？）：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傳教士，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先獲文學學士學位，後在費城神學院獲博士學位。1902年被美國聖公會立為會長（牧師），同年派往中國傳教。

1904年（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任九江聖公會會長。1907年任長沙聖公會會長，1917—1924年任武昌文華大學校長，同時籌建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的前身）。1924年—1929年代任華中大學校長。

1907年，在任長沙聖公會會長期間，因“日知會案”與長沙的直接牽涉，與吳德施主教一道出面，盡全力營救“日知會案”獲罪革命人士。

1926年冬，北伐軍圍困武昌城四十天，饑民不堪忍受，以僑民以及美國教會領導人身份往來於南北兩軍之間 ，得兩軍統領同意，每日開城門一次，疏散城中居民出外覓食。

1937年底，繼吳德施任鄂湘教區主教。1938年，日本侵略軍逼近武漢，以中立國教會領導人身份任漢口救災委員會主席，聯合在漢有權勢的外國僑民，先是選舊（英俄）租界（彼時，英、俄、德、日租界已被中國政府收回，故有此稱）地建立“安全帶”，以供平民逃避戰爭災難（例如南京大屠殺）。1938年10月25日，日軍占領武漢，否認上敘安排。孟良佐主教等人只得在漢口龍王廟至礄口設“難民區”（因日侵略軍方不許稱之為“安全區”），並被迫將“安全區救濟委員會”改為“難民區救濟委員會”，親身任職此“委員會”工作三年之久，撫恤難民、發放賑款、濟送寒衣食品、開辦小本借貸等等。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美國、中國對日宣戰。武漢日占領軍無視國際公法，抓捕英美駐漢領事拘押出境 ，同時拘捕基督教美國聖公會主教孟良佐先生關押至南亞日軍集中營。不久，逢交換俘虜之機，被遣送至非洲後回到美國。1944年，以六十四歲高齡，由美國乘飛機到印度，轉滇緬公路至中國的雲南、貴州境內，看望由武漢內遷的華中大學、湘鄂聯中（都屬中華聖公會辦學）師生。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返回武漢，籌備復校（華中大學等），1948年回國。那一年，孟良佐先生七十歲。

以上，除了幾個字的修飾而外，我是照史料抄錄無誤，因為本書的主題以及時間的限制，關於這位基督教美國聖公會繼任主教孟良佐的事跡，我沒有來得及作更深入一些的查尋。但是，我認為，上面的這一段簡略的“人物介紹”已經非常感人了——閱讀這一小段文字時，我流下了眼淚——為孟良佐先生，也為在他之前的吳德施先生……

在我們的中學（包括大學）課本里，長時期以來，過分醜化在華外籍傳教士的形象，我想，這樣的情況是亟待修正了，應該還歷史的真實，不要誤導我們的孩子。

下面是我對這一篇章的總結。

翻閱基督教美國聖公會在武漢的一段歷史（前後八十三年），可以改變一個人曾經由於我們教育的局限而產生的最基本的看待事物的方法。在晚清來華的外籍傳教士中，有相當一批人可以稱為真正的聖者。他們聚理想、熱情、善良、誠摯、勤奮、勇敢於一身。平常的日子，堅持行善、布施、宣傳教義、促進科學文化教育；危難的時刻，不畏強暴、堅持正義、倡導和平，盡一己之力，將社會民眾身受的苦難減低到最小的程度。曾經，我以為，印度的特麗莎修女只是教會人士中的一個較為極端的典型，而現在，我要改變我的看法。

注釋：

1、胡蘭亭：湖北武昌人，傳教士，辛亥革命的同情者及積極參與者。出身貧寒，年輕時一邊工作一邊在學校旁聽學習，後入武昌美國聖公會所辦中學讀書，此期間成為教徒，後升任基督教聖公會鄂湘教區的會吏總（即會長）。曾經與胡吉亭牧師合力營救華興會領導人黃興長沙脫險。劉靜庵在其感召下接受基督教洗禮。

2、關於張之洞的政治策略，我在拙著《武漢老公館》（待出版）首篇《英國駐漢總領事館官邸》有過介紹，請參看。

3、孟良佐：美國人，基督教聖公會傳教士，當時為長沙聖公會會長。穆德：外籍傳教士，個人情況無資料記載。

4、見梁壽華《中國革命與基督教信仰》之《起義失敗及結果》

5、余日章：先為文華書院英文教習，文華書院學生軍負責人，後為文華中學校長，自由資產階級思想者。

6、見人大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試論抗日戰爭時期黨的宗教政策的成熟》

7、資料引自《武漢市志•人物錄》。

8、此小節文字之歷史資料全部錄自《武漢市志•人物誌》。

9、 “南北兩軍”一史事：參看本書《英國駐漢總領事館官邸》一章，《英國駐漢總領事館八十年遭遇大事記》篇目。

10、詳情請參看拙著《武漢老公館·英國駐漢總領館官邸》（待出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