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的20世紀的6、7十年代，我們竟好到餓肚皮缺糧，甚至無糧吃的境地。大躍進的戰鼓沒有敲出一個豐衣足食的日子；三面紅旗高高飄揚，卻沒有飄出吃飽穿暖。天天高唱：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人民地位高；但也未唱出溫飽，更別提豐衣足食了。相反，全國六億人民俱都陷入浮腫大饑荒。通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金橋-------人民公社，把廣大農民置於飢餓死亡的萬丈深淵。在號稱火紅年代1960年第一春，農村業已餓殍遍野。中華大地竟然呈現：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景象。但毛主席老人家頭腦依舊發熱。我們大城市還在鼓幹勁，再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為的是與老大哥蘇聯競爭，中國一定要率先建成共產主義；從而把把馬列共產主義大旗從赫魯曉夫手裡奪過來，把世界革命中心從蘇聯莫斯科移到中國北京。

我們中學所在地------工人新村，五月的一天，突然宣布實現公社化了；中學也毫不例外的隨之公社化了。所謂公社化，就是學生生活集體化，行動軍事化、戰鬥化。夜晚擠住在自已的教室內，以書桌地板為床；白日吃學校大食堂做的大鍋飯。這樣剛一月，就因缺糧缺菜而被迫放棄解散。又各自回家吃住了。到了9月，天津人不管是誰，都要降低糧食定量。男教師一般為29斤，女教工都在26、7斤。飢餓已向天津襲來。學生普遍在原有定量基礎上，下調二、三斤。大力提倡以瓜菜帶糧，但實際既無瓜，又缺菜。天津每人一天連半斤大白菜也保證不了，別的更沒有。各機關、企業、學校奉命都大搞小球藻------人造肉，其實不過是空喊而已。食堂大力推廣科技新發明------增量法，其實就是把乾飯多加水，變成稀飯，完全是自欺欺人。各單位的書記政治掛帥，已具體化為：書記下伙房，政治進廚房，親自掌握食堂、糧庫的鑰匙。

入冬，以逸為主的新生活開始了。我們白日上課減少，下午早早放學。白日提倡教職員工多臥床休息。晚飯後更是完全睡覺，以免消耗體力。城市浮腫病業已開始蔓延。人們都餓得飢腸轆轆。可我們的報紙電台，還在拼命宣傳形勢一派大好。

我就在“勞逸結合，以逸為主”方針指導下，決定於1960年底，回鄉省親，見見四年未謀面的爺奶爹娘，看看故里老家到底有什麼大躍進的輝煌成果，人民公社好，到底好在哪裡？

12月30日中午，乘火車到洛陽東站。我出站後，進入當地最大的國營飯店吃飯。用半斤全國糧票，五毛錢，能買來的竟是一碗不含一點米麵的野菜湯。可見這時洛陽國營大飯店已無米飯、糧饃供應了。一個九朝古都，新興工業基地，地級市，竟差到如此地步，這是我根本沒有想到的。而在當時的天津，憑糧票錢票，到飯館還能買到純糧製品。

天黑回到小集老家。發現我們住了五十年的祖居房屋、院落，已於1958年大辦人民公社時被共產了。我家爺奶爹娘小妹五口被驅趕到鄰居家一間小屋寄居，遮蔽風雨。公社大隊食堂一日兩餐，供應的最好食品是：全家五口每頓僅一大碗蒸紅薯，大約有3斤吧。此外再無任何吃的東西。幸虧我平時省吃儉用，這次回家方能費九牛二虎之力，下了狠心，買了比憑票供應的糖貴10多倍的六元1斤高價糖二斤，一兩一個的燒餅3斤；權作對家人的慰藉。只見村里牆上到處寫着：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萬歲和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反右傾、鼓幹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一類大標語。家人鄉親都廋得皮包骨，面黃飢廋，許多人已患上浮腫病，村里已餓死了許多人。過去到處可見的雞犬，已聊無蹤影。鄉村到處一派肅殺景象。絲毫沒有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的影子。根本沒有半點“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喜看稻菽千重浪，桃花源里好種田，芙蓉國里盡朝暉”的影子。滿目所見儘是：“千村霹靂人遺屍，萬戶蕭索鬼唱歌”的局面。我在家勉強呆了3天，在爺奶爹娘的督促下，就趕緊返回了天津。慘不忍睹的畫面，卻銘刻於我心裡。我為家人擔憂，我同情鄉親的遭遇。今後他們可怎麼活呀！？蒼天大地都無應聲。我也毫無救助辦法。我一月29斤定量也僅僅勉強苟活。我不禁暗地偷偷思索發問：這是什麼大躍進？怎麼把人躍進到饑寒交迫，痛苦死亡之中？是人民公社還是飢餓公社？我迷茫，我困惑，我愁苦，我疑慮·····我百思難得其解。我們不是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嗎？不是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嗎？人民公社不是好得很嗎？現為什麼弄得連舊社會、國民黨時代都不如？為什麼比抗日時的1941-----1943三年蝗旱大災更嚴重好些倍？黨中央毛主席知道嗎？·····一個個疑問，浮現在腦海，尋覓不到答案。

1961年夏，大躍進不再高喊猛呼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出台，公社食堂解散了，開放了自由集市，允許有點自留地，農民稍微喘一口氣。但饑荒仍在繼續。我聽了內部文件傳達是：形勢大好，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這主要是蘇修背信棄義撤專家撕合同、逼債造成的，是天災導致的。

我掛念家裡親人，要盡點孝心。我要為他們送點吃的，緩解他們的飢餓。於是我在1961年8月暑假又買了三斤高價糖；不要糧票的18元一盒不足一斤的餅乾；3斤燒餅；以及校農場分得5斤小麥；不遠兩千里，冒酷暑將其送回老家。這時農村政策已有所調整、顯得寬鬆點。我爺奶爹娘小妹，已搬回被共產的祖屋。村里各家業已各自燒火做飯。勞民傷財的開山鑿河，戰天鬥地的強迫繁重體力勞動業已宣告停止。但飢餓局面還在持續，並未遏制住。家裡、村里人仍在飢餓死亡線上苦苦掙扎。

不幸，天大的不幸，11月中旬，我56歲的母親終於餓死了，我31歲的鄭三嬸及其小女也在其前後餓死了。我一個15歲投奔革命的熱血青年，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利益努力奮鬥的共產黨員，竟無力救母親、嬸母擺脫飢餓，她們活活被餓死，也無可奈何，乾瞪眼。這豈不是個大諷刺？我家當時在農村共有11人，餓死了3人，占36%。這豈不是家庭悲劇嗎？後來聽說全國餓死3千7百多萬人，其中以四川、河南、安徽餓死最多。這豈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大悲劇？

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2年夏我再回老家探親，看見三叔家，上房屋正中牆上毛主席像兩邊，仍貼有1958年爺爺書寫的：“人民公社好，幸福樂逍遙”的對聯；覺得格外惹眼刺目。心想，倒不如改成：人民公社壞，農村遭禍災，反更貼切。到家見不到爺爺，這時才知已75歲高齡的爺爺，隨三叔去陝西逃荒要飯了。這無疑又給我當頭一棒，可謂魂喪魄散。不由得尋思中國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你這是為人民謀的什麼幸福呀！大救星怎麼不救飢餓的農民呢？

多少年後，才隱約聽說：1962年初北京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這是七分人禍，三分天災。此人禍現在始知，並非蘇修加給，而是毛主席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共產風浮誇風造成的。可毛至死也未認真悔過、檢討，只輕描淡寫的說，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是一個指頭。竟仍不承認彭德懷1959年夏所說：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是對的。這怎能讓人心悅誠服呢？

是誰把1959-1962年的中國大陸變成了人間地獄？到底誰應承擔責任？那時的國人都不免思考發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