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我任職生涯中最為艱難時期的開始，那年我以“駐勤”身份從事近兩年的辦公室被解散重組，被派往單位史志寫作班子，從而有幸結識當時負責史志撰寫工作的老楊。與我同時前往的還有同樣身份是“駐勤”的小殷，共同與老楊組成這個寫作班子，總召集人當然是資格和年齡最大的老楊。

老楊原先是單位黨委領導班子成員，負責宣傳工作。那時他的辦公室與我的在同一樓層，彼此見面只是打打招呼，並不真正接觸交往。那時他給我的印象，總是身着筆挺的中山裝，氣宇軒昂；頭髮向後背着，充滿智慧和靈光；挺胸抬頭，似乎腹中深藏雄兵百萬，卻又藏而不露。單位同仁間流傳他剛正不阿的言行舉止，說他常常在班子會上直抒胸臆而不論他人的不同意向，大有逆潮流而動、中流砥柱的氣概，使我有一種敬佩之氣產生。

然而自然規律不可弗逆，退休不可避免，這使嫉恨他的人開心，而他不得不黯然下崗。不過，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趁着退休的時機他為自己和家人進行了妥善的安排，於是便被委任為單位史志工作的負責人。

我單位史志寫作有很長的年頭了，人員更換了一批又一批，但成果一直未曾得見，原因有目共睹，那就是這個寫作班子只是臨時機構，專門收留容納那些不便安置或不易安置的人員，就是個“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各個將心思放在尋求門路上，誰人安心寫作？老楊對此有他的觀點，他不止一次地講，盛世修志，既是盛世，就不該把自己的私慾當成頭等大事，有關部門或領導必定掌握我們的動向並適時予以重任，因此他主張只管拉車、不問前路。對這種等待餡餅落頭頂的主張，我半信半疑，抱着試試看的態度。

史志寫作班子的“辦公室”借用教育室一間不大的房間，辦公桌沒有像一般辦公場地那樣對桌或並排，而是像課堂座位那樣縱向排列，老楊最後，小殷中間，我最前。這樣。我的背後總有眼睛在盯視，鋒芒在背的感覺。小殷雖然也是“駐勤”身份，但對“上面”的親近程度遠遠超越我，因此常常“空位”，因而我便成了被獨自關注的目標。在老楊座位側面設有一張床，便於老楊隨時歇息。這種既辦公又休息的地界兒當然不能當成真正意義上的辦公室，而是一種另類。更另類的是，這床也作為老楊小兒子的床榻。老楊的小兒子不負老楊的希望，考上並就讀於單位附近的重點高中，雖然可以寄宿卻嫌宿舍環境不佳往往宿於此地，便於複習迎考。每到中午，老楊或他在本單位工作的女兒便從食堂打來飯菜與下課歸來的兒子共進午餐，其樂融融，這之外的我倒顯得不尷不尬。

後來從消息靈通的小殷處慢慢了解到老楊一家的點點滴滴，令我對老楊更加刮目相看。

老楊家住城市郊區的一個村子裡，其村中有條深溝，是我們這個大都會與鄰省的交界處，幸運的是老楊家住在大都會一側，自然成為大都會的一員；不幸的是雖然是大都會的一員卻還是農業戶口，和城市人還是格格不入，令老楊沮喪和不安。不過，其家四口人中老楊已是城市戶口，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說明舉家成為城裡人還是存在發展空間。老楊決心改變全家命運的途徑落實在教育投資上：老伴兒已然年過半百，改變已無可能，只須完成後勤保障即可，關鍵在於三個孩子，絕不能再面朝黃土背朝天，終日過土裡刨食的生活。

老楊在外工作，省吃儉用，努力掙錢；老伴兒在家，操持家務，經營田地。每逢春種秋收則全家總動員，全力以赴，突擊完成大田作業，確保春華秋實。這樣供其大兒子讀小學、初學、高中乃至大學，大學畢業後其大兒被分配到所在縣工作，吃上了商品糧，當上了幹部，當真成了城裡人。

老楊第二個孩子是女孩，全家為供養大孩子上學，使得女兒的學業受挫，為了彌補對女兒的虧欠，老楊在尚未退休的年紀便毅然退下來，讓女兒到單位接班，並運用關係將自己的城市戶口與女兒的農村戶口對調，一下子完成了女兒戶口的升級，讓自己安心培養小兒子完成學業。

老楊對於三兒子可謂培養盡心盡責，呵護關愛有加。他巧妙利用負責單位史志編纂工作的時機，為其三兒子營造一個可以居住休息學習的環境，而他又工作在近旁，可以隨時照顧、照看，一舉二得，何樂不為！老楊三兒子年幼，學習壓力巨大，晚間自習到夜深人靜時不免自言自語或手舞足蹈，害得教育室夜間值班人員無法入眠而側目；有時耽於如廁便隨意揮灑，使得液體竟從門縫溢出，讓人頓生厭惡；更因為學業壓力山大，老楊三兒疑似罹患白癜風，為防止其擴大老楊四處奔波，求醫問藥，多方醫治，到了費盡心機的地步。儘管惹得四鄰不安，怨聲載道，但有礙於老楊的面子，大家多採取得過且過態度，不予計較。老楊的計劃完美無瑕，老楊三兒子的努力終有回報，他終於考上我過去下鄉那個省的重點大學，完滿地扭轉了自己的命運。

老楊之所以接受編纂史志的終極目的當然是為其三兒子的前途着想，因而所謂編纂其實只是虛晃一槍。他自稱“總纂”，本質上是應景而非實際工作。做實際工作的當然非我莫屬，因為當時我的身份只是“駐勤”，即臨時協助工作，本質上是臨時工。若要將臨時工轉變成正式工，亟須被人承認自己的能力，而能力的顯示則是工作成果，而我們當下的成果就是完成史志編寫。漫不經心是老楊對待史志的態度，這種態度給了我任意發揮的空間，於是從框架結構到整體布局，從遣詞造句到勾勒潤色，任由我馳騁縱橫，當然還有小殷的盡心配合和操刀執筆。最後，我完成我單位史志文字量的七成，小殷為三成，老楊雖惜墨如金，卻發揮寶刀不老的精神，助力志稿的完成。

當總纂老楊的三兒子被高校錄取，捷報傳來之時，我已經被分配到教育室工作，原因是我被教育室主任看中，而小殷亦到黨辦報到，這是否就是老楊所說只管拉車、不問前路的最佳後果呢？我沒有確定答案。但總纂老楊為自己的兒女們所精心設計的套路絕對不是低頭拉車那麼簡單，抬頭問路才是他（他們）成功的關鍵，若懵懂前行，期盼船到橋頭自然直，結果可能並非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