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的作用

在網上看到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有關的故事，現摘編如下：

上個世紀50年代，CIA與伊拉克當時的復興社會黨頭目薩達姆和進行接觸，和伊拉克軍隊內搞政變的上層軍官也有直接聯繫，為薩達姆領導的復興社會黨於1963年推翻原總統卡塞姆提供了強有力的外援。在美國扶持下的薩達姆政權翻臉不認人，與美國大搞對立，從而引發了海灣戰爭、沙漠之狐行動、伊拉克戰爭。

美國特工打入“基地”組織內部。“基地”組織是最難滲透的。因為在人種、信仰、語言、經歷等方面能滿足要求的美國特工少之又少，加之“基地”組織內部控制極嚴，所以，美國把派特工滲入“基地”視為國家級機密。美國媒體在這個問題上下足工夫，但收效甚微。已經披露的一個案例是：中情局曾與一名普通的美國家庭主婦合作，打入“基地”組織外圍。這位自稱“高爾特太太”的美國主婦被中情局發展成一名“准特工”。她利用自己“清白”的背景獲得信任，進入了僅供“基地”和其他恐怖組織成員進行聯絡的非公開網站。她平時大量收集阿拉伯諺語和俗語，在聊天室中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宗教極端主義者，並幫助一些恐怖組織建立網站。為了吸引恐怖組織成員的視線、消除他們對自己的懷疑，高爾特太太有時甚至還與他們調情。她的努力沒有白費，根據她向中情局提供的線索，“基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一個附屬組織被一網打盡。

把“基地”嫌犯改造成為美國服務的雙重間諜。美國情報機構打入“基地”組織還有一個高招，就是把“基地”嫌犯改造成為美國服務的雙重間諜。美國廣播公司曾經報道說，美國反恐機構在國內秘密逮捕了一名計算機系的大學生穆罕默德·瓦爾薩馬。此人是索馬里裔加拿大籍公民，涉嫌為“基地”組織提供支持。中情局本來打算把瓦爾薩馬吸收過來，將其“改造”為雙面間諜，但媒體曝光後，中情局不得已將瓦爾薩馬交給了警方。從被披露的案例來看，美國只摸到了“基地”的邊，但據中情局官員講，美國特工在“基地”組織中的地位高於普通士兵，雖還難以打入拉登身邊的“核心圈子”，但在這些內線的有力配合下，美國俘虜或消滅了“基地”組織將近三分之二的中高級頭目，挫敗了“基地”針對美國使館、航空公司和其他重要目標的多起襲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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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CIA遇挫的故事：

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大廳的星牆上，共有70顆星星，每顆星代表一個在執行任務中死亡或失蹤的有名或無名的官員，其中只有40個人的名字可以從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榮譽名冊中找到。

1948年以來，在美國學校被招募為間諜的留學生，共有48名由於怕回國後暴露被捕入獄，可又沒有其他解脫辦法，只好自殺身亡。

從1949年的中國到1992年的索馬里，都曾留下過美國中央情報局間諜的身影。越南戰爭中，北越軍隊攻打南越西貢作戰中，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往南越的特工，多數人沒有回到美國本土，只有少數特工駕駛直升機逃跑，保存了性命。在南越發展起來的特工（南越人）被美國中央情報局逃跑時一腳踢開，被迫留在南越，大部被北越軍隊活捉，其命運就可想而知了。

1955年以後，CIA為了在朝鮮境內組織所謂的游擊戰，向北朝鮮境內秘密空投大量的間諜，結果都被朝鮮人民軍或地方武裝所逮捕，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執行所謂的“6006”計劃，向其境內、前蘇聯西伯利亞、中國東北空投一支特種部隊和韓國特工，多數都是有去無回；派出的幾架間諜飛機也被擊毀。

1965年10月，邁克·馬洛尼和邁克·德紐爾兩位美國中央情報局高官之子在老撾遇難身亡，他們乘坐的美國航空公司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專用直升機意外墜毀，沒人知道事故原因。

1983年發生的美國駐貝魯特大使館被炸事件導致了7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死亡，這是自越戰以來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損失最多的一次。

1988年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凌空爆炸，一位名叫馬特·加儂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與其他乘客一起遇難。美國官員認為，這是一起恐怖事件，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是曾經遭到美國空中打擊的利比亞人。值得注意的是，幫助策劃對黎波里進行空襲的美國中央情報局資深官員托馬斯·特維頓是馬特·加儂的岳父。

1989年11月一個漆黑的夜晚，安哥拉境內一個偏僻的簡易機場上空，一架裝滿武器彈藥的軍用運輸機悄然而至。但是，在這架飛機試圖着陸時卻沒有成功，最終墜毀，飛機上的6名成員全部遇難。這架飛機上武器彈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給以喬納斯·薩維姆比為首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同盟叛軍的。在此次墜毀事件中喪生的6名機組成員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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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並非總是成功，其實受挫更多。下面還有更糟糕的，自己的特工被策反。

埃姆斯是個美國人。1962年進入美國中央情報局，1983—1991年任該局蘇聯東歐反間諜處處長。克格勃利用他在官場和情場上的失意，以金錢為誘餌，加以策反利用。美國中央情報局監控不力，發現疑點未及時予以清除，使得他能在關鍵崗位上長期為蘇俄竊取情報，美國招致慘重損失，教訓深刻。

1994年2月23日夜，美國聯邦調查局在阿靈頓市郊的一幢豪華住所里，逮捕了在美國中央情報局供職達32年之久的職業間諜奧爾德里奇·埃姆斯及其妻子羅薩里奧·埃姆斯。從而提出了美國情報史上在職情報人員為外國提供絕密情報的特大醜聞。4月28日，美國聯邦法院以間諜罪判處埃姆斯終身監禁。

奧爾德里奇·埃姆斯靠合法收入是過不上奢華的好日子的。埃姆斯在同前蘇聯克格勃九年的合作中，至少得到了270萬美元。他出賣美國中央情報局近100份秘密情報，使數十名在前蘇聯的美國特工暴露了身份。

愛德華·李·霍華德是第一位公開叛逃蘇聯的美國情報官員。1981年，29歲的霍華德開始為中情局效命。然而兩年後，掌握着大量機密的霍華德因未能通過測謊儀而被解職。被解僱後，霍華德開始酗酒，隨後得了嚴重的肺病，生活頓時變得十分窘迫。

1984年，霍華德和身為中情局雇員的妻子瑪麗到維也納休養，他與蘇聯人秘密達成了出賣情報的協議。此後，霍華德到維也納的“旅行”突然多了起來，與此同時，數十名潛伏在蘇聯的美國間諜相繼落網，美國在莫斯科的間諜網幾乎徹底癱瘓。

1985年，在“旅遊”回到美國後，霍華德無意中向朋友炫耀起了自己的勞力士金表和各種貴重的“旅遊紀念品”，引起中情局的注意，並開始對他進行監視。作為情報老手，霍華德很快就感覺到了不對頭。中情局如影隨形的監視，促使霍華德叛逃蘇聯。

在美國阿靈頓國家公墓埋葬着一個普通的中士，叫傑克·鄧拉普，他是美國歷史上最具有危險性的間諜。他活着的時候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擔任郵差。傑克去世三年後他的上司才突然想起，這位一周掙100美元的郵差駕駛的是美洲虎牌高級轎車，有一艘帆船；他還是豪華飯店和帆船俱樂部的常客。中士沒有活到暴露身份的時候，把被招募的秘密帶進了墳墓。

CIA一般工作人員的收入屬於中等。有一年工齡的西方情報人員所拿的薪水只勉強夠他們過上不貧窮的生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擁有高級賽車、莊園和遊艇，也不能指望經常進飯店狂飲海吃。只有在本部門在高級飯店舉辦“活動”時，才能吃上美味佳餚，才能喝到稀世好酒。

中情局公開的絕密檔案顯示，其特工把暗殺卡斯特羅的希望寄托在賭城拉斯韋加斯的黑幫老大喬尼·羅斯利的身上。中情局特工在解釋相中他的理由時說，由於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打擊了羅斯利的跨國公司的業務，因此他私底下四處放話說，真想殺了卡斯特羅。中情局特工一看靠譜，立馬與他接觸並表示，美國中央情報局願意出資15萬美元消滅卡斯特羅。不過也提出了要求：“務必讓羅斯利那小子明白，美國政府對暗殺卡斯特羅一事一無所知。”令特工們感到鬱悶的是，羅斯利一口就回絕了中情局的美意。不過這個黑幫老大又介紹了兩個見錢眼開、給錢啥都願意干的黑幫殺手給中情局。然而這兩個殺手無功而返。

類似的暗殺卡斯特羅的行動前後加起來有650次之多，但中情局的絕密檔案承認：“殺到最後我們自己都沒有信心了。” 卡斯特羅則幽默地說：“今天我還活着，這完全是由於美國中情局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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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敗績是CIA導演的入侵古巴的豬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1961年4月17日，在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逃亡美國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豬灣，向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政府發動的一次失敗的入侵。

對美國來說這次未成功的進攻不但是一次軍事上的失敗，而且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誤。國內外對這次進攻的批評非常強烈，剛剛上任90天的約翰·肯尼迪政府為此大失信譽，相反的卡斯特羅政權和古巴革命得到鞏固。由於古巴擔心美國再次進攻，因此古巴開始與蘇聯靠近，最終導致了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CIA還積極參與“藏獨”，在美國訓練圖謀叛亂的西藏人，為他們提供和空投武器彈藥，並提供經費。在1959年西藏叛亂失敗後，CIA 又為尼泊爾和印度建立基地的西藏叛亂分子提供金錢和武器，並在西藏不斷空投經過訓練的西藏叛亂分子，對西藏進行軍事與經濟破壞和暗殺等行動。然而到了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CIA因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戰略評估的轉變而放棄了對“藏獨”的財政和武器的支援。

CIA還利用台灣空軍人員，駕駛U-2偵察機在中國大陸刺探各種情報。儘管U-2飛機屢屢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用蘇制薩姆導彈屢屢擊落，其飛機偵察活動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一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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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全球到處插手，在過去的“冷戰”期間積極參與對前蘇聯和大陸中國的各種破壞活動。對與美國為敵或為難的國家，如危地馬拉和智利，CIA積極插手對其政府進行顛覆，組織叛亂和政變。當時的危地馬拉政府總統阿本斯在軍事政變中被迫流亡；智利的總統阿連德在軍事政變被打死。哦，太多太多CIA的陰謀了。

如此，你看到這兒是否認為CIA惡名昭著？可這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重要部門。如果你相信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制度相對進步，對CIA如何看待？下面是中情局最新對外公布的理念、使命和價值觀。對之我會說一下自己的看法。

宗旨：中情局的訊息、見解和行動是堅持不懈地為美國提供戰略及策略上的優勢。

使命：憑藉搜集重要情報、提供客觀的全方位分析、在總統的領導下採取有效的隱蔽行動以及捍衛、確保國家安全機密等手段，達到預防恐怖襲擊和加強美國國土安全的目的。

精神：中情局的官員在其職業道德的指導下，集我們所遵守的原則、核心的價值觀和最崇高的抱負於一身。這種精神使我們在行使民眾賦予的超凡影響力和保護美國及其利益的權利時，能夠堅持正確的路線。中情局的精神有許多層面，其中包括：

服務 - 我們將國家置於首位，中情局先於單位，使命先於個人。我們以機動靈活、反應迅速和環環相扣為傲。

廉正 - 我們遵守最高標準的法律行為，開誠布公，提供不帶任何本位觀點或政治偏見的訊息和分析，並始終在人民的信任及國家的監督下履行責任。

優秀 - 我們凡事全力以赴，自我監督、自我審視並從中吸取教訓。中情局竭力為所有官員提供能夠勝任所需的工具、機會和領導才能。

勇氣 - 我們勇於完成困苦、艱巨和險惡的任務。在執行任務時，謹慎處理危機但並不卻步。我們珍惜無私奉獻並給予烈士最高榮譽。

團隊精神 - 中情局官員齊肩並進，前赴後繼，內外一致，同心協力地確保最佳成果。對局內各族人種的包容性是本局使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管理 - 我們會全力以赴獲得機密，為自始至終地保護情報來源及其方法而鞠躬盡瘁。

（Posted: Mar 23, 2012 12:14 PM）

（Last Updated: Jun 25, 2014 09:0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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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CIA是為美國服務的，要把美國的利益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第二，為了獲取必要的機密是要“全力以赴”的，換句話說就是不擇手段。可是這份宣言沒有提到CIA在世界範圍內的行動啊？怎麼沒有！這第一句宗旨中就明確說 “中情局的訊息、見解和行動是堅持不懈地為美國提供戰略及策略上的優勢”。就這“行動”這兩個字便涵蓋了CIA的活動。你要是說“CIA怎麼慣用陰謀詭計”；嘿嘿，難道人家是中國春秋時代的宋襄公，一心一意地做“正人君子”？既然是為了美國的利益不擇手段了，那還講求什麼人類的道德規範？

我還注意到，這個宣言是2012年5月發布的，在2014年6月更新的。這也就是說，CIA要根據不同時期美國的戰略不斷修訂自己的任務。當前是世界範圍內的反恐為要。

CIA把美國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其行動往往是傷害敵對國利益的。比如CIA對“藏獨”的參與。其實CIA的決策者們知道那時的“藏獨”根本成不了氣候，不可能成功，但就是要攪混水；目的是消耗中共政府的力量，讓其在西藏的統治不得安寧。CIA積極參與“藏獨”實際上使“藏獨”分子損失極大。可是，CIA的真正目的並非藏族民眾的福祉。說起來“藏獨”分子完全相信CIA是真心援助他們，這是“藏獨”分子自己太沒心眼兒。達賴喇嘛後來對依靠CIA進行西藏叛亂活動是後悔的；可事情是沒有“馬後炮”的。

對中國而言，一個危機四伏的西藏會讓整個中華民族有不得安寧的感覺。CIA要的就是這個。所以說，在“疆獨”和“台獨”的背後，你都可以懷疑有CIA的影子。你說了：他們為什麼不幫助中國推進民主制度的建設？是呀，美國政府總是大力宣傳着世界範圍內的普世價值。可這是力不從心的事兒；而為了美國利益不如“玩陰的”，那樣會削弱敵對國的力量。那中華民族利益呢？受損與否不是CIA要考慮的首要問題。當然，如果CIA認為，中國現政權一下子崩潰會對美國根本利益不利，那幫“玩陰的”人們沒準還會幫焦頭爛額的中共政府一把。

如果說，對中華民族的根本前途講，制度的改變是當務之急；可對美國來講則恐怕會有現實利益上的損害。這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決策者們，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能斷定一個民主制度的中國比在獨裁統治下更有利於美國。就我看，美國的政客們更願意看到一個並非強大的中國。這樣說起來，CIA在中國大陸到處製造些“混亂”不好嗎？從一切為了美國利益這點出發，CIA不在乎合作的國家是什麼制度，合作的政治團體是什麼政治傾向，合作者是什麼樣的人；只要為我所用就行。

從另一個角度講，中國的利益還要中國人自己來捍衛。如果你要投身中國大陸的民主事業，請去依靠自己的國民。CIA假如插手，那肯定不會全心全意地位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跟在CIA屁股後面瞎跑，最終只能被涮。請記住，CIA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門，完全要聽命於當朝的美國政客的。美國政治家們心裡很明白：要在世界範圍內弘揚普世價值，自身的強大是基礎；而自身強大必須在“狼多肉少”的世界裡不擇手段地掙到更多的份額。

民主自由的制度是好的，不過只能在各個國家內實施。在世界範圍內，在國與國之間，是不能實行民主自由的原則的；因為人類還沒有一個高於所有國家之上的權力機構。

附錄：我們怎麼可能拿的是中央情報局的錢？（摘編）

美國如何向外傳播“自由民主”價值觀？如何讓人們把美國的社會制度視為歷史發展的最高點？如何搶占意識形態制高點？

在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一份文件中有這樣一句話，最有效的宣傳是“宣傳對象按照你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卻以為這個方向是他自己選定的”。其實這就是操縱者通過隱秘的方式，讓被操縱者不知不覺地改變原有的觀念，接受操縱者要傳播的觀念。最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被操縱者認為這是自己經過思索得出的觀念。

彼得·科爾曼是澳大利亞文化自由同盟雜誌《四分儀》的主編。1967年，有媒體採訪他，問他是否接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活動經費。彼得·科爾曼和他的工作人員非常憤怒，因為他們很多人都是志願者，自願地傳播“自由民主”信念，反對“專制獨裁”，他們都是為了理想而工作，與中央情報局沒有任何糾葛。

文化自由同盟是在當時享有盛譽的一個文化組織。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遠在柏林的一些頗有影響的文化人聞風而動，成立“文化自由同盟”。其宗旨就是宣揚自由民主，反蘇聯反極權。這個組織長達17年之久，其中不乏重量級文化名人，在上個世紀50－60年代影響巨大。

彼得·科爾曼屬於文化自由同盟的基層組織；在被訊問是否接受了CIA的錢後他開始深入採訪和調查，結果讓他吃了一驚，文化自由同盟完全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的文化組織，其目的就是要與蘇聯展開文化冷戰，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

美國的意識形態爭奪戰直指要害。知識分子是文化的生產者和傳播者。首先爭取世界範圍內的知識分子認同美國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再通過這些知識分子的輻射作用，影響大眾的價值觀念，最後滲透到“鐵幕”後面。

在這個過程中，美國政府“隱身”，由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中央情報局往往成立大量的外圍組織，以民間組織的身份活動，打出“公益”大旗。中央情報局還成立一些外圍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空殼，沒有實體。中央情報局把資金打入這些基金會帳戶，把錢“洗”乾淨之後，再來資助他們看中的知識分子，然後由這些知識分子成立文化組織，宣傳美國制度的優越和自由民主價值觀。

“文化自由同盟”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從中央情報局獲得了巨額經費。1966年，這個組織的活動經費高達200萬美元。當時的美元還是金本位制，200萬美元在文化領域可以說是絕對的巨資。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初這個文化組織成立到60年代末，美國的經費投入可想而知。中央情報局對這些組織的資助和操縱是極其秘密的，只有這些組織的核心成員才知道。許多外圍的工作者根本不知道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縱他們。

中央情報局一些手法也確實非常漂亮。比如，在它所控制的文化自由同盟中，並不吸納擁護資本主義的極端右翼的知識分子，而是大量吸收非共左派知識分子。這些人反對資本主義，擁護社會主義，但又對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感到失望。其中很多人曾經熱烈地支持過蘇聯，到過蘇聯，最後產生幻滅感，又轉而反對蘇聯。

英國學者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翻閱大量美國政府解密文件，採訪當時人，寫成頗有影響的《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一書。據書中披露，匈牙利裔英國作家亞瑟·凱斯特勒是文化自由同盟的發起人，他曾經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參加過革命宣傳活動，在蘇聯生活過。中央情報局暗中策劃出版他的《正午的黑暗》和《瑜珈信徒和人民委員》等描寫蘇聯社會問題的著作。1948年，又出版《上帝的失敗》（The God That Failed）一書。該書的六位作者伊格納齊奧·西洛尼、安德烈·紀德、理查德·賴特、亞瑟·凱斯特勒、路易斯·費希爾和斯蒂芬斯彭德，都是當時的文化名人，其中有三位真正參加過革命宣傳活動。這些文章都是講個人的經歷、個人在政治上的悔恨以及自己如何從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中醒悟過來。

從人的心理來說，一個極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五星上將麥克阿瑟攻擊社會主義，讀者大致會對他們的言論存疑。而如果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參加過革命，在蘇聯生活過，最後又反對蘇聯的人，當他以細緻的文學手法描述心路歷程時，對讀者的心理影響則完全不可同日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