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十周年

1966年5月16日 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人們一般把這個“通知”的發表看成是“文革”的開始。這是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的毛澤東主持起草的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通知》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隸屬於政治局的“文化革命小組”。這是為了開展“文革”採取的組織措施；二是列舉《二月提綱》的10條“罪狀”，並逐條批判，提出一套“左”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三是結語，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號召“革命人民”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並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其後，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至此，一場全國性的、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便發動起來。

有關“文革”的前因後果，各種政治觀點的人們討論的已經夠不夠。這裡面有權力鬥爭，也有“路線鬥爭”。毛澤東執拗地要在“文革”實現他不斷受挫的“烏托邦”的空想；他利用自己在民眾中的崇高威望，對他的同志們居心叵測地搞突然襲擊，“統統打倒”，不惜搞亂全國。而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則像狂熱的宗教徒一樣追隨毛，整個社會極其病態和瘋狂。

50年前的今天我不到13歲。那時我可沒什麼可狂熱的，因為是個“狗崽子”，父親是“右派”和“特務”，母親是“叛徒”；我的內心很是絕望。“文革”給我感覺最深的是對人格的不尊重。其實中國的儒家文化講求人分三六九等的，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或許你會問“中國不是特別講究尊老愛幼的嗎”，是的，可那時尊敬，不是對人格的尊重。我父母成了“階級敵人”，我自然就是“狗崽子”，我們都是“下等人”，或不是人。人一旦在“宗教狂熱”下被煽動起來，對“階級敵人”的迫害是駭人聽聞的，也是“理所當然”的。下面有篇我以前寫的有關帖子。

附錄：“清隊”那一幕

幼河

2012年08月11日

“清隊”就是“清理階級隊伍”，毛澤東說“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這是“文革”初期一個有計劃的具體步驟。始於1968年初；什麼時候的結束不得而知，因為好像“文革”那些年一直在“清理階級隊伍”，也沒有什麼“具體計劃”讓其結束。

1969年春，那時我們家已經被“掃地出門”，從科學院第一宿舍搬到一個大雜院；原因當然是我父母在“清隊”中是“被揭露的階級敵人”，只差“定案後將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不知道怎麼有那麼“罪大惡極”？

其實當時不僅僅我父母有“罪行”，北京文化事業單位里大批的知識分子都在“清隊”中受着肉體上和精神上的非人折磨。記得是一個春暖花開的中午，那時北京晴天無風的時候天總是藍的。我在北京朝陽門內大街，也就是我們新家附近的一個胡同口匆匆而行。在路過一個官方出版社的時候，忽然看見從邊上一個建築工地的大門裡走出長長的一隊人，大約幾十個，都被一條長繩子拴着右胳膊。他們每人手裡拿着個鋁飯盒或者大搪瓷飯碗什麼的，這應該是去出版社的食堂吃中午飯嘛。

可他們為什麼被長長的一條繩子拴着？我可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們屬於“清隊”中“受審查”的人。受審查就非得用一條繩子拴着嗎？這是怎麼對待人呢？！嘿嘿，當時如果您如有“階級敵人的嫌疑”時就不能有人的待遇了。可以說那時我常看見這樣的景象。我在1968初剛剛就近入學成為“初中生”的時候，那所中學的“革委會”給新生們上的第一堂“階級教育課”，就是讓被長長繩子拴着的一串“牛鬼蛇神”走到台上來“通名報姓”。他們上了台就九十度地彎腰。在一個“革委會保衛組”的“紅衛兵”高喊“讓牛鬼蛇神自己通名報姓”後，一個個猛地抬起身子，聲嘶力竭地大喊自己的名字；當然，每人喊名字前是要在自己名字前加恰如其分的“頭銜”的，什麼“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什麼“歷史反革命”，什麼“右派分子”等等，五花八門。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這所中學教職員工中的“階級敵人”。

我清楚地記得那貌似滑稽，卻比恐怖還要瘮人的場景。能想象嗎？一個小老太太，一生塵土的破舊衣服，戴個眼鏡；她戴個眼鏡，面色土灰，狂呼“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修正主義反動教育路線的忠實執行者丁XX――”。我相信這都是中學“革委會保衛組”那些高中“紅衛兵”想出的主意，他們就是要對“牛鬼蛇神”進行非人的折磨。不但在學校里，在政府文化部門的出版社裡也演這樣的醜劇。

我想這從建築工地大門裡用長繩子拴着走出的人們大概都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中間男男女女差不多都一把年紀，和我父母歲數相仿。在建築工地幹活讓他們滿身灰土，頭髮又髒又亂；每人都是一身髒破的藍衣服，像一群囚徒。

讀書人近視的人多，於是他們大都有一副眼鏡。眼鏡後面那雙眼睛木然無光，誰看他們都毫無反應，好像他們只是牲口一樣的活着。這是1969年的四月，如果“清隊”從1968年初開始，那他們就已經有一年多不能有人的待遇了；有些人恐怕時間會更長，會從“文革”剛開始就成為了“牲口”。

我之所以仔細地注視他們，是因為我母親和父親當時都是這種境遇。他們在“清隊”中“受審查”，每天都乾重體力活，街道上的孩子們向他們扔小石頭……

對了，我父親“清隊”開始時是這樣，但在1969年春節被指控為“國民黨特務”後就被抓走了，我當時也不知道被抓到哪兒去了。

當時在仔細注視他們的時候，我又一點有點疑惑。首先是那條長長的繩子是如何拴到他們右胳膊上的？仔細一看，原來每人胳膊上拴個小繩子，小繩子再系在長長的大繩子上。另外，我沒看見有人押送他們。後來想想，他們有沒有人押送也不會跑的，那時“無產階級專政”無比的“強大”，往哪兒跑？既然跑不了，為什麼還用繩子拴着？就是要羞辱他們嘛。而且我還相信，這些“被審查”者是被迫自己把自己拴在長長的繩子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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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1966年夏天我因小手術住院。有天夜裡忽然外邊救護車來了很多。第二天我才知道，頭一天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全國“大串聯”來的年輕人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都發了狂。他們舉着“紅寶書”狂呼着“毛主席萬歲”向天安門城樓前猛衝猛擠；結果玉帶河前的矮牆被擠塌，大量的人都掉進河裡，有幾十人受傷（大部分骨折）。我夜裡聽到的救護車聲就是拉這些受傷的年輕人來醫院（我住的醫院距天安門廣場很近）。據後來清理天安門廣場的人們講，“紅衛兵小將”們被踩掉的鞋子堆得像小山。

我早上聽到醫院門口有歌聲，去了一看，正是這些受傷的年輕人在興高采烈地唱。他們說雖然受了傷，但看見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其中有個小子在哭，因為他沒看到“毛主席”就掉進了玉帶河。你能想象當時年輕人的這種“宗教狂熱”嗎？這種狂熱真的可以驅使他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可以說根本不怕死，毫不在乎自己寶貴的生命。如此，他們還能尊重“階級敵人”的人格嗎？

我總在想，長達10年的“文革”中種種令人髮指的事情其實都與中國傳統文化有關。那就是對人格的不尊重。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意識中對人格的尊重又在什麼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