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一個農民親身經歷：1959-1961年的大饑荒

南方人物周刊: 1959-1961年的大饑荒記憶

 大饑荒年代逃港饑民

大饑荒年代逃港饑民

1958年，湖南平江縣，人民公社提出“深耕二尺，密植十萬，積肥萬擔，畝產萬斤，創造晚稻大王”的宣傳標語

牛寨大隊的1960

　　他餓得沒有一點力氣，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這裡死吧”，卻又聽見他那個同樣餓得沒勁的娘親，蹲在門口喊：“官，你就不能死遠點嗎？”

本刊記者 劉洋碩 發自安徽阜陽

　　牛寨大隊的1960年是從飢餓中開始的。

　　大年三十那天，隊裡的食堂沒有開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紅薯面稀飯，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驢尿差不多”。那時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夾雜在中間沒消化掉的麥粒洗洗，煮來吃。

　　村裡的老人說，那哪兒算是春節？應該叫“鬼節”！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離去的人，大多死於飢餓。牛寨大隊是當時阜陽縣行流公社（今阜陽市潁泉區行流鎮）下轄的10個大隊之一，1960年年初，大隊總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將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後，那些年村里挨餓的故事，本該隨着老人們的生命一一離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長的一個年輕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饑荒口述實錄》。他在書中對話了當年在牛寨大隊的38位老人，記錄下了這個村莊那些讓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覺得自己寫這本《大饑荒口述實錄》的初衷“並非多麼高尚”。從上大學開始，他就喜歡文學，後來當了記者，仍想着寫散文、寫小說。他寫過短篇，寫過散文，寫過自傳體小說……十幾年的手稿裝訂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幾本大部頭的書，但始終沒有人願意為他出版。“出書”，成了他的心結。侄子建議他，“不如寫點實的”，沒準能出版。他狠了狠心，乾脆就寫老一輩經歷的“大饑荒”。

　　他把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小範圍內聚焦，讓鏡頭投放到牛寨大隊——生他養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個生產大隊的口述史，果然沒人寫過。

　　那時候牛犇並不知道，他的“懷才不遇”卻讓他掘開一段段塵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記憶中的驚心動魄的歷史。

　　“官，你就不能死遠點嗎？”

　　牛犇說自己並不想渲染大饑荒的悲慘，更想展現那個時代下的人性，因為“這樣更靠近文學”。不過，朋友看了那本書卻問他：“你展現的為什麼都是人性的陰暗面呢？”

　　他開始覺得這源於自己一直以來的悲觀，後來想想又不對，仿佛是那段歲月本就壓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種極端的環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現得越徹底。”牛犇說。

　　牛犇突然想起，在訪談時，68歲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淚流滿面。那一年，他快要餓死。他娘走過來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別死屋裡。”

　　於是，他就真的“去死了”。

　　他餓得沒有一點力氣，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這裡死吧，卻又聽見他那個同樣餓得沒有一點力氣的娘親，蹲在門口喊：“官，你就不能死遠點嗎？”

　　那時候，人死了，家人還有力氣的，就地淺淺挖個坑，用箔簡單包一包，蓋點浮土，叫作“軟埋”。家人沒力氣的，就直接把屍體扔在村旁的“浪死崗”（專門扔兒童屍體的地方）。牛付中父親餓死的時候，在家裡放了一個星期，因為這樣還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飯。那段時間他沒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裡死人了”。

　　一個星期前，他弟弟也餓死了，“我娘她是不願再看到家裡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樣的話，她即使不死也會瘋掉。”牛付中說。

　　於是，他又開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個餓極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產隊的豌豆苗。他們把剛發芽的豆苗“一個一個往嘴裡塞”，總算是活過來了。

　　公社裡種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間就被餓極的社員偷偷吃光。只好再種，再被偷。能吃的都偷，會偷就能活命，“會偷就是英雄”。

　　後半夜時候，牛付中決定還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個餓死的人。他也不怕了，乾脆直接從他們身上跨過去。

　　到家的時候，已是凌晨兩三點鐘，他敲敲門，卻把他娘嚇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別再來找我的麻煩了。”

　　他連說：“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沒死。”他娘才敢開門。娘倆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那種不積德的事”

　　牛犇發現，在那個極端的年代，鄉裡間相守的規矩都不存在了，更無所謂什麼道德，“為了活命，什麼也都不講了。”

　　由於大煉鋼鐵，村裡的樹已經被砍光。食堂沒有柴火，生產隊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來燒。照老理兒，沒人願意幹這偷墳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領到一碗稀飯吃，缺德也就不算什麼了。

　　馬春清和馬昌貴當年都去扒過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給“人家”留一個棺材底兒。他們覺得，其實村民們還堅守着一個最後的底線，“誰也不會去扒自家的墳”；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墳也難以倖免。只是沒人說，也沒人敢去制止。

　　58歲的鹿振斌至今不願提起父親鹿少致，他認為父親當年幹了“那種不積德的事”，是村裡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歲，餓得渾身腫脹淌黃水，連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會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親吃人肉的事讓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頭。他娘臨死說，不願意和他父親葬在一起；而他這麼多年，也從沒給父親上過墳。後來鹿振斌對牛犇說，“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諒他。”

　　“攆那些檢查的人！”

　　由於過度飢餓，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腫病。但那一年，正好趕上時任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來阜陽視察，當地領導為了隱瞞災情，通知各大隊禁止浮腫病人出門。時任牛寨大隊大郭生產隊隊長潘文體就聽說：有個地方把所有浮腫的人都關在一座破窯洞裡，窯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體對牛犇承認，上面來檢查的時候，他也曾把餓得浮腫的人關屋裡，不准出來。但有一次，他卻豁出去了。

　　當時，時任阜陽縣委書記處書記白永利下來檢查。潘文體雖弄清對方的職務，卻覺得與其餓死，不如豁出去闖一把。他把生產隊裡浮腫的人都喊了出來，“都給我攆！攆那些檢查的人！”

　　那天潘文體走在最前面，後面跟着一批浮腫的人，一個個瘦得沒人樣，走路一歪一歪。來檢查的白永利一回頭，看見他們，問他想幹啥？他說，“我是生產隊長，我們沒東西吃怎麼弄？”

　　作為生產隊長，潘文體也知道這樣干後果很嚴重，“但再嚴重也嚴重不到要人命吧？”後來白永利幫他寫了封信，讓他拿去大隊部。他挨了張效林的一頓罵，卻給生產隊要來不少糧食。

　　村里浮腫的人越來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時候，牛寨大隊建了一所浮腫醫院。孫朝山當年只有17歲，因為和生產隊長沾點親戚，被批准住進了浮腫醫院。

　　這裡可比在家強多了，“稀飯稠點，給的量也多點”。儘管如此，他還是看到一隻老鼠從病人腳下經過，當場被大家打死，放到鍋底下燒燒分着吃了。

　　當時孫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腫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個人正聊着天，兩人頭一歪，都不行了。醫院的人趕快給他們灌麵糊，另一個人沒灌過來，死了。醫院的人就從他嘴邊接流出來的麵糊，拿過來再灌他二叔。他二叔這才撿回條命。

　　馬春秀當時是牛寨衛生所所長，他記得，當時大隊浮腫人太多，藥不夠，醫生只有一個辦法，給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針，讓腫腿里的壞水從針眼裡流出來。

　　馬春秀同時負責人口統計。那時牛寨大隊死了人，不能瞞報，卻必須“謊報”。他們必須給死者編謊，發燒、拉肚子……反正得寫出個病名。“你不能說是餓死的，那樣上邊的不願意。”

馬昌貴、馬春清（劉洋碩）

牛犇（劉洋碩）

　　“大人仨，小孩倆，不如黑俠一大把”

　　在寫書的過程中，牛犇發現：在那個年代，為了活下去，再小一點的權力不受制約，都會引起私慾。

　　對於當時食堂里的人來說，“偷吃是肯定的”。馬春采當時是牛寨大隊馬營小隊的食堂司務長，小名兒叫俠，人又長得黑，村里人私下給他起了個外號“黑俠”。因為常常中飽私囊，村里人給他編排了童謠：“豬殃殃，爬園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倆，不如黑俠一大把。”有一次，幾個孩子唱着童謠正好讓他聽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頓。

　　五十多年後，他依然不願承認童謠里講的醜事，但在記者追問下也說“私心誰都有”。他覺得自己當年也拿米糊救活過別人的命，但這麼多年過去了，村里人只記得他的壞，不記得他的好。

　　村裡的幹部常常給食堂的人開會，不准他們多吃，但幹部自己也會在食堂私自開灶。

　　一天夜裡，徐年莊小隊的炊事員王秀琴，不小心撞見幾個村幹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紅薯，她被叫去與他們一起分享。從那以後，經常有人因偷吃被轟回家，她偷吃卻再也沒有被處分過。

　　採訪過程中，牛犇在當地檔案館發現了一份行流公社寫於1960年3月24日的《檢查牛寨大隊工作情況匯報》，上面寫道：“從這個隊裡拖（脫）產幹部來說，坐不‘下去’，同時還偷吃偷喝，如周大隊長（周培雲，時任牛寨大隊大隊長）在晚黑不斷回去做私飯吃……又如大隊張書記（張效林，時任牛寨大隊黨總支書記），其他的幹部都下去了，他和潘書記（潘桂師，時任腰莊支部書記）還有一會計吃白面莫（饃，饅頭）和牛肉，並且還弄的酒喝。”

　　大隊的糧食會計閆學儉則記得，大隊書記張效林用公家的東西養豬。其實，作為糧食會計的閆學儉，自己也掌握着批糧大權。他不願說當年是否動過私心。

吳元仲（劉洋碩）

　　“哎，說這些對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牛犇從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餓死人是因為“自然災害”，但隨着與一個個老人對話，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吳元仲是當時大隊的文統會計，他記得當年畝產不到100斤的麥田，最終被吹到了畝產2000斤。他常常為大隊書記張效林準備材料，“你要是寫少了，他當時就熊（罵）你！誰不怕？所以就閉着眼睛吹。”

　　為了完成交糧任務，地里的糧食被十萬火急地運走。一車一車的紅薯片由於沒晾乾就交了上去，最終發霉爛在了糧站，老百姓卻沒得吃。在那場饑荒中，吳元仲餓得右腿浮腫，但他覺得，這也不怪張效林，都是“環境逼的”。

　　一旦將人性中所有的“惡”都歸咎於一個時代，也就無所謂懺悔、無所謂救贖。當年的村幹部沒有一個人會承認慘劇與自己有關。牛犇問他們：“怎麼能說沒關係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讓我這樣搞，我就這樣搞。”

　　牛犇覺得，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個時代的人似乎沒有誰去考慮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問題”。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傳體小說里，引用過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業，舉目不見學生”，他在後面還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塗鴉的學生。”這句話放在這本《大饑荒口述實錄》上，同樣貼切。

　　不過，並非所有“作業”都“舉目不見學生”。鎮上的老人劉邵起回憶，大饑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戰友”們被指派到火車站，給各地來的逃荒人送乾糧。那些人已經餓得沒有人樣，其中一個就來自阜陽。他說完這些，似乎有些內疚，非常認真地小聲叮囑，“哎，說這些對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則對那個時代充滿了恐懼。牛犇記得，在他訪問的過程中，有個老太太說到反瞞產時自己藏豌豆，說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講了，然後問旁邊的人，“我講這些沒事吧？會不會出問題？”

　　“我們成了替罪羊”

　　寫書的過程中，牛犇覺得最難的一次，是採訪當時的牛寨大隊書記張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還是心有餘悸，老人似乎已無法面對那段歲月。最後，牛犇找了一位與他親近的朋友幫忙，才最終說通。

　　雖然大隊很多百姓都把矛頭指向這位大隊書記，當時甚至有人專門寫舉報材料揭發他吃飯不給錢，牛犇卻不忍心再追問這些。張效林的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現在的幹部不也一樣？”

　　他覺得，張效林其實也是個受害者，“完不成任務上面也熊（罵）他”，“挨餓的時候，其實他的腿也腫。”

　　張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隊長周培雲一起下鄉，兩人被石頭絆倒後便爬不起來，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時候幹部實在是不好當，上邊經常來查，食堂沒搞好，是你的事；生產沒上去，也是你的事。”張效林說。

　　大饑荒發生後，張效林被拉到蕪湖集訓，下地拉犁、幹活，像個犯人。直到後來“甄別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個公社，當了監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當時省里不承擔責任，縣裡不承擔責任，但上邊搞的怎麼能怪下邊呢？”張效林對牛犇說，“誰敢提意見呢？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況且一兩個人也堅持不了，結果我們成了替罪羊。到最後一起處理，說這是一批壞幹部。”

　　牛犇曾試圖尋找村里那些時代的烙印，比如當年的食堂、當年的浮腫醫院，卻一處都沒有找到。他小時候，“大躍進”時被砍光的樹已經重新種上，每到這個季節，鄉間便是一望無際的麥田。大饑荒仿佛只是無情地帶走了930條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跡。

　　書寫完後，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會聽說書裡的某個老人已經離開人世，當年差點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務長“黑俠”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輕人浪費糧食時，才會語重心長地講起那個挨餓的1960年。

當年的大隊書記張效林，如今已經站不起來，每天癱在椅子裡，守在電視前看戲。聽到“1960年”和“大饑荒”，老人像個孩子一樣，拼命把記者的名片往門外扔，不肯承認自己就是書中的張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