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人在科大被關了一年多,放出來了,我們都非常高興。但不久由於林彪的一號命
令各個大學都要搬出北京。科大要搬到安徽,因為兒子交往的小孩有的不大好,我
又照顧不過來,愛人就決定帶兒子到安徽去。
我被派到北京郊區南皋蹲點,因為大多數人都去五七幹校而我沒有去,大家都有意
見。在南皋,我們住在老鄉家裡,在大隊食堂開飯, 吃的還比較好。每天下地和老
鄉們一起勞動,他們很耐心地教我們種地。我負責做糖化飼料,因為菌種不好,天
氣又冷,秸稈發酵不起來。我用土辦法培養菌種,最後總算做成了糖化飼料,老鄉
們非常高興。他們對我特別好,還做好吃的給我吃。後來所里要來外賓,需要英文
翻譯就把我叫回去了。
因愛人跟科大到安徽去了,女兒們下鄉,家裡人少了,造反派的人說我家房子太多
了,就叫兩家人家搬進來住,每家住一間房間。一套房子住了三家人家,很擠,但
很熱鬧。門口那家夫婦兩人帶兩個男孩,四個人住十平方米的房間,他們很有辦法,
放一張雙層的床,上鋪周軍睡,下鋪加一塊板,兩個大人帶一個孩子睡。白天把板
拿掉,放一張摺疊桌,吃飯、小孩做功課都行了。裡面一家夫婦兩人帶一個女孩。
科大先到銅陵,他們師生到廠礦勞動,兒子就在那裡上學。後來科大搬到合肥,因
為在那裡上學不方便,兒子就回到北京來了,還是回北大附中原班。因為安徽省挽
留,又給以好的條件,科大就留在安徽合肥,沒有搬回北京,我和愛人只好分居兩
地了。後來科大照顧子女,可以把在農村插隊的孩子調一個到身邊來。北京郊區的
中學缺老師,因為那幾年沒有大學畢業生,就從插隊的高中生中招一些回來當老師,
大女兒被招回來分配到西山後面的溫泉二中教英文。二女兒在科大當了半年炊事員
業餘他爸爸幫她補習功課。1973年大學招工農兵學員,上了合肥工業大學。大女兒
則一直在北京教書。兒子高中畢業後到北京郊區昌平插隊。這樣我們家分成兩處,
愛人和二女兒在合肥,我和大女兒、兒子在北京。
科大占用原安徽師範學院的校舍,安師院搬到蕪湖去了。學校分配給愛人一間住房,
9個平方米,從北京搬去了一些簡單家俱都放不下,只好把縫紉機掛在梁下。房間是
面北的,冬天很冷,生了一個煤餅爐子。有一天夜裡愛人差一點受煤氣中毒,真危
險。我去了,床不夠,只好把三個大木箱拼起來當一個床。不過我們春節過得很愉
快,三個人在一起,買了老母雞,花生米等做來吃。合肥有自由市場,能買到大米、
花生、菜油等。北京每人每月只有六斤米、半斤油,所以我們經常從合肥帶米和菜
油到北京去。
雖然房子很擠,親友們到北京來玩的,我都熱情招待。有一次來了三對夫婦,我把
他們安排在兩間小房間裡,住下了。他們在北京玩得很高興。那時候人們的要求真
不高,可謂苦中作樂。
1972─1973年間,我和同事商量,現在沒人管我們了,是否可以作些科研工作,不
過要聯繫實際,免得受批判。我們考慮我們的工作還是和醫學聯繫比較好。後來我
們就到兒童醫院、人民醫院、協和醫院蹲點,在各個醫院建立了實驗室,和醫院的
醫生合作進行細胞遺傳學的研究。我從兒童醫院的大夫處學習了各種兒童的遺傳病,
和他們合作進行染色體病的研究。和人民醫院的大夫合作進行再生障礙性貧血的研
究,和協和醫院的大夫合作進行白血病染色體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後來又和
協和醫院婦產科合作進行產前診斷的研究。這些工作可以說是我國醫學遺傳學和產
前診斷的先導,因為我們開始得早,許多醫學研究單位下放尚未回來。
1976年是多事的一年,周恩來總理、毛主席相繼去世,唐山大地震。地震那天我獨
自在北京,夜裡屋裡物件晃動,把我從夢中驚醒,慌忙跑到樓下隔壁小學的操場上。
操場上已擠滿了人,都是慌慌張張的,衣冠不正,大家都在談論地震的事。第二天
到所里,經常有餘震,人心慌慌的。我們的實驗室在偏樓的五樓,因偏樓發現裂縫,
怕不安全,我們把實驗設備搬到正樓的一樓。我和同志們一起搬,沒有電梯,上下
五樓跑了很多次。我心臟病大發作,心絞痛特別厲害,血壓高到270。當時醫務室搬
在一樓圖書館內,我只好躺在圖書館的長椅上,醫生給我打了一針,醫院都住滿了
唐山地震傷員,進不去,只好送我回家。因有餘震,大家不敢住在樓上,在樓前空
地上搭起地震棚睡,生活很狼狽。但是也會我們苦中作樂,兒子從昌平回來,叫了
侄子來一起買菜,做菜,到樓上做了糖醋魚,紅燒排骨等大吃一頓。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了,真是大快人心。人們歡欣鼓舞,敲鑼打鼓地到街上慶賀。
十年浩劫,全國人民苦難深重,總算有了出頭之日了。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改革開放,大地回春。召開了科學大會,肯定了科學工作者的工作,我們的工作走
上了正規。此時,我們的細胞遺傳學工作和醫學結合也開展得很好。由於從1973年
起,我們一直和醫院合作進行工作。我們做的白血病染色體,羊水培養、產前診斷,
以及新生兒染色體病工作等都很有進展。1978年秋,我應邀到廣西南寧出席全國白
血病會議,作了有關癌細胞起源的學術報告。又到昆明出席動物學會學術會議,我
被選為中國動物學會理事。大會控訴了很多動物學家受迫害的情況,真是聲淚俱下。
四人幫的罪行,令人髮指。我們參觀了位於西山花紅洞的昆明動物研究所,好幾個
組都在進行各種野生動物的染色體工作。那是1965年我到這裡和他們合作做獼猴染
色體開始的。和同志們見面大家非常高興。在昆明見到了華中大學的老師,及其他
幾位同學。見面就說:"你還活著啊!"文化大革命真搞得人不知死活了。各人訴說
了這幾年的遭遇,昆明的動亂比北京尤甚。
有一次來了一位外賓參觀我所,我當翻譯。談起來原來他也是Ohio State University
研究生畢業的,我和他同一個導師。他就是Dr. William Shull 。他邀請我去美國
時到他們學校訪問。我很想了解國外科研新動態,由於文化大革命,我們真是太閉
塞了,就提出了到美國進修的申請,1979年獲得批准。
1980年兒子赴美上學,老伴說說孩子們都出去了,我們兩人就不要分開了。正好安
徽醫學院生物教研室請我去當兼職教授。我就帶著外孫把家搬到安徽合肥去住了。
我在遺傳所仍帶著研究生,所以經常要回中關村住,不過主要是在合肥住了。
(續完)